增加就业：中国生产方式的现实选择
内容提要：本文论述了生产方式的选择取决于要素的相对价格，在中国现阶段劳动力的相对价格较低，应以简单劳动密集为主，简单劳动密集与技术创新的关系和中国增加就业的对策。
一定社会的生产方式，作为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数量结构，可以多用资本少用劳动，也可以多用劳动少用资本；前者就是资本密集型，后者称为劳动密集型。本文在这种划分基础上，把劳动密集型进一步划分为简单劳动密集和复杂劳动密集两种形式；所谓简单劳动就是一切具有正常劳动能力者不经过专门训练便可胜任的劳动；简单劳动密集模式在中国现阶段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一、生产方式的选择取决于要素的相对价格
生产某种物品，使用多少生产资料，多少劳动力，理论上说可以有无数种组合，很难说哪种组合就是绝对好的方法。工程师可能从技术偏好出发认为，机械化、自动化程度越高越好；但经济学者认为，只有单位费用最小或成本－产出最大才是最好的方法。比如同样在中东承包土木工程，前苏联的资本最密集，自动化程度最高；中国的劳动最密集，机械化、自动化程度最低；而美国处于中间状态。从技术观点看，似乎前苏联资本系数最高，设备最先进，因而最有效率；用经济观点看，它们在各自国度都符合成本最小化的最佳组合原则，都是最经济的生产方式。为什么呢？
要素的不同组合，撇开技术上的困难不说，取决于要素的相对价格或者使用不同要素相对成本的高低。如果劳动者工资很高，劳动昂贵，而资本相对便宜，就多用资本少用劳动；如果劳动者工资低，劳动便宜，而资本相对昂贵，就少用资本多用劳动。要素的相对价格怎么比较？可用两种方法，一种是收益比较，另一种是历史比较。收益比较是说，一台机器10万元，一个工人年工资1万元，它们不能直接比较，而要看机器和工人带来收益的多少，如果机器带来的收益更高，就意味着机器更便宜；反之，意味着劳动更便宜。历史比较是说，相比过去而言，一种要素的价格比过去提高，或相对另一种要素比过去提高更快，就应相对减少其使用量；反之，则相应增加其使用量，要素的相对价格分为两种，一种是由要素市场供求决定的，能够反映要素之间相对稀缺程度。相对丰裕的要素，可取得性高，其相对价格必然较低，反之，其相对价格必然较高（雷诺兹，1982）。这类历史实例很多。比如19世纪，美国劳动力短缺，出现了节约劳动力的发明，英国资源短缺，出现了蒸气机、鼓风机和引擎的发明；战后工业化过程中，发达国家劳动力短缺，出现了节约劳动力技术的发明；70年代中期石油价格暴涨，导致各种节能车的出现（金德尔伯格，1986）。
另一种情况是要素的相对价格结构，也可能是人为确定的，只反映政府或官员的主观偏好而不反映要素、资源实际稀缺程度，提供资源配置的扭曲信号，不利于要素和资源的使用和节约。前苏联和中国目前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资源、要素价格扭曲即资源、要素价格偏低的情况。在这种条件下，必须首先调整要素的相对价格结构，使其渐趋合理化，真正反映资源要素的稀缺程度；否则，就不利于资源的合理配置。
二、简单劳动密集是中国资源配置的必由之路
在中国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在国际产业结构大转换过程中，简单劳动密集模式能够适应中国劳动力和物质资源状况、劳动力资源特点和市场机制配置劳动力资源的实际要求，能够比较充分地发挥中国在国际经济资源合理配置中的比较优势。
首先，就资源状况来说，中国还没有走出大动员阶段。一方面中国是个12亿人口的大国，有6-7亿劳动力供给，劳动力剩余现象十分严重。据有关专家估计，在未来若干年内，中国行政人员将裁减20-30%，国营部门剩余劳动力达20-30%，农业剩余劳动力高达40%以上，再加上人口自然增长每年增加约1000万的劳动力和因提高效率从现在生产过程中优化出来的劳动力，本世纪末需要就业的达2.13亿劳动者。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确实创造了一种经济飞速增长的环境，整个“六五”和“七五”时期，全国经济平均增长约为10%，其中珠江三角州的经济增长高出20%。在这种情况下，简单劳动密集模式吸纳剩余劳动力不仅必然，而且有利。在未来经济增长过程中，全国2亿多剩余劳动力中哪怕只有一部分转移到有效的工作岗位上，整个国民生产总值和净收入定会出现巨大增长。但另一方面，我国国有资产和产品中还有约7000亿元资产处于闲置状态，近3万亿产品积压。数额如此巨大的物质要素和劳动力剩余表明，中国尚未走出要素大动员阶段，必须充分利用各种闲置要素的巨大潜力。
其次，劳动力资源自身特点也要求政府充分加以开发和利用。一般来说，那些未开发的自然资源，不用投资去活化它，它不会增加财富，也不会消失，也不需要支付保管费用。对已开发的物质资源即有效产品，如果不继续使用，不仅不能发挥其增长功能，而且还要支付相当大的保管费用。人力资源是日益重要的增长来源，若不把它作为生产力加以充分利用，它作为消费力还要吞噬大量物质财富。一个劳动者若失业多年，不懂变化了的现代知识和技能，就形同白痴；如果充分合理地利用劳动力资源，劳动者通过职业训练、实践的免费教育，不仅可以创造更多的财富，而且可以加速提高生产能力，促进未来经济的发展。
第三，市场调节客观上也要求充分开发利用劳动力资源。在改革开放以前，人口和劳动力流动性小，劳动资源要么没有市场，要么有市场也严重存在地区封锁和价格扭曲。改革以后，除国营部门劳动力流动的市场调节作用较小以外，非国有部门的劳动力和物质生产要素基本上由市场调节，各生产要素的使用量真正取决于不同要素稀缺程度、相对生产效率和相对市场价格，如前所述，为了利润最大化，人们总是多用廉价要素，少用昂贵要素。在中国改革以来20年中，资金、物资相对紧缺，劳动力相对剩余，劳动者的工资应该相对较低，从而促使劳动替代资本，这是利用市场价格结构及其变动趋势，调整要素替代关系，发挥市场机制积极作用和市场经济不断成熟的具体表现。
第四，从国际环境来看，许多经济发达国家逐步由第一、二产业转向第三产业。这些国家先后出现了资本饱和与资本过剩，人口和劳动力日益短缺更加剧了资本过剩和输出的压力。它们要在亚洲、南美、非洲和中东地区寻找理想的投资场所。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利用了这一机遇，走出国门，引进外资，从事和扩大对外经济技术合作，比较充分地发挥我国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据估计，中国劳动力成本只相当于香港等地区的1/30（张五常，1991）。即使扣除了发达地区和国家劳动力素质较高，其边际劳动生产率较高等因素后，中国的劳动力仍然是相对廉价的。特别就港、台和大陆来看，香港的相对优势是贸易、金融和通讯，台湾的相对优势是资本、管理和经营能力，大陆的相对优势是劳动力、原料和市场。按照李嘉图的比较利益学说，三者之间的互补性合作和交流必然增进总产量和总福利。
三、增加就业的对策
从理论上讲，简单劳动密集模式大体存在三种可供选择的前景：一是转换，二是升级，三是改进。所谓转换论亦称内移论，就是“三沿”（沿海、沿江和沿边）地区现有大部分或全部简单劳动密集型企业转到内地、山区和边远地区，在三沿地区再建高科技群；所谓升级论就是将现有劳动密集企业直接上升为一种新型的复杂劳动密集型企业；所谓改进论就是在不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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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社会的生产方式，作为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数量结构，可以多用资本少用劳动，也可以多用劳动少用资本；前者就是资本密集型，后者称为劳动密集型。本文在这种划分基础上，把劳动密集型进一步划分为简单劳动密集和复杂劳动密集两种形式；所谓简单劳动就是一切具有正常劳动能力者不经过专门训练便可胜任的劳动；简单劳动密集模式在中国现阶段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一、生产方式的选择取决于要素的相对价格
生产某种物品，使用多少生产资料，多少劳动力，理论上说可以有无数种组合，很难说哪种组合就是绝对好的方法。工程师可能从技术偏好出发认为，机械化、自动化程度越高越好；但经济学者认为，只有单位费用最小或成本－产出最大才是最好的方法。比如同样在中东承包土木工程，前苏联的资本最密集，自动化程度最高；中国的劳动最密集，机械化、自动化程度最低；而美国处于中间状态。从技术观点看，似乎前苏联资本系数最高，设备最先进，因而最有效率；用经济观点看，它们在各自国度都符合成本最小化的最佳组合原则，都是最经济的生产方式。为什么呢？
要素的不同组合，撇开技术上的困难不说，取决于要素的相对价格或者使用不同要素相对成本的高低。如果劳动者工资很高，劳动昂贵，而资本相对便宜，就多用资本少用劳动；如果劳动者工资低，劳动便宜，而资本相对昂贵，就少用资本多用劳动。要素的相对价格怎么比较？可用两种方法，一种是收益比较，另一种是历史比较。收益比较是说，一台机器10万元，一个工人年工资1万元，它们不能直接比较，而要看机器和工人带来收益的多少，如果机器带来的收益更高，就意味着机器更便宜；反之，意味着劳动更便宜。历史比较是说，相比过去而言，一种要素的价格比过去提高，或相对另一种要素比过去提高更快，就应相对减少其使用量；反之，则相应增加其使用量，要素的相对价格分为两种，一种是由要素市场供求决定的，能够反映要素之间相对稀缺程度。相对丰裕的要素，可取得性高，其相对价格必然较低，反之，其相对价格必然较高（雷诺兹，1982）。这类历史实例很多。比如19世纪，美国劳动力短缺，出现了节约劳动力的发明，英国资源短缺，出现了蒸气机、鼓风机和引擎的发明；战后工业化过程中，发达国家劳动力短缺，出现了节约劳动力技术的发明；70年代中期石油价格暴涨，导致各种节能车的出现（金德尔伯格，1986）。
另一种情况是要素的相对价格结构，也可能是人为确定的，只反映政府或官员的主观偏好而不反映要素、资源实际稀缺程度，提供资源配置的扭曲信号，不利于要素和资源的使用和节约。前苏联和中国目前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资源、要素价格扭曲即资源、要素价格偏低的情况。在这种条件下，必须首先调整要素的相对价格结构，使其渐趋合理化，真正反映资源要素的稀缺程度；否则，就不利于资源的合理配置。
二、简单劳动密集是中国资源配置的必由之路
在中国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在国际产业结构大转换过程中，简单劳动密集模式能够适应中国劳动力和物质资源状况、劳动力资源特点和市场机制配置劳动力资源的实际要求，能够比较充分地发挥中国在国际经济资源合理配置中的比较优势。
首先，就资源状况来说，中国还没有走出大动员阶段。一方面中国是个12亿人口的大国，有6-7亿劳动力供给，劳动力剩余现象十分严重。据有关专家估计，在未来若干年内，中国行政人员将裁减20-30%，国营部门剩余劳动力达20-30%，农业剩余劳动力高达40%以上，再加上人口自然增长每年增加约1000万的劳动力和因提高效率从现在生产过程中优化出来的劳动力，本世纪末需要就业的达2.13亿劳动者。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确实创造了一种经济飞速增长的环境，整个“六五”和“七五”时期，全国经济平均增长约为10%，其中珠江三角州的经济增长高出20%。在这种情况下，简单劳动密集模式吸纳剩余劳动力不仅必然，而且有利。在未来经济增长过程中，全国2亿多剩余劳动力中哪怕只有一部分转移到有效的工作岗位上，整个国民生产总值和净收入定会出现巨大增长。但另一方面，我国国有资产和产品中还有约7000亿元资产处于闲置状态，近3万亿产品积压。数额如此巨大的物质要素和劳动力剩余表明，中国尚未走出要素大动员阶段，必须充分利用各种闲置要素的巨大潜力。
其次，劳动力资源自身特点也要求政府充分加以开发和利用。一般来说，那些未开发的自然资源，不用投资去活化它，它不会增加财富，也不会消失，也不需要支付保管费用。对已开发的物质资源即有效产品，如果不继续使用，不仅不能发挥其增长功能，而且还要支付相当大的保管费用。人力资源是日益重要的增长来源，若不把它作为生产力加以充分利用，它作为消费力还要吞噬大量物质财富。一个劳动者若失业多年，不懂变化了的现代知识和技能，就形同白痴；如果充分合理地利用劳动力资源，劳动者通过职业训练、实践的免费教育，不仅可以创造更多的财富，而且可以加速提高生产能力，促进未来经济的发展。
第三，市场调节客观上也要求充分开发利用劳动力资源。在改革开放以前，人口和劳动力流动性小，劳动资源要么没有市场，要么有市场也严重存在地区封锁和价格扭曲。改革以后，除国营部门劳动力流动的市场调节作用较小以外，非国有部门的劳动力和物质生产要素基本上由市场调节，各生产要素的使用量真正取决于不同要素稀缺程度、相对生产效率和相对市场价格，如前所述，为了利润最大化，人们总是多用廉价要素，少用昂贵要素。在中国改革以来20年中，资金、物资相对紧缺，劳动力相对剩余，劳动者的工资应该相对较低，从而促使劳动替代资本，这是利用市场价格结构及其变动趋势，调整要素替代关系，发挥市场机制积极作用和市场经济不断成熟的具体表现。
第四，从国际环境来看，许多经济发达国家逐步由第一、二产业转向第三产业。这些国家先后出现了资本饱和与资本过剩，人口和劳动力日益短缺更加剧了资本过剩和输出的压力。它们要在亚洲、南美、非洲和中东地区寻找理想的投资场所。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利用了这一机遇，走出国门，引进外资，从事和扩大对外经济技术合作，比较充分地发挥我国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据估计，中国劳动力成本只相当于香港等地区的1/30（张五常，1991）。即使扣除了发达地区和国家劳动力素质较高，其边际劳动生产率较高等因素后，中国的劳动力仍然是相对廉价的。特别就港、台和大陆来看，香港的相对优势是贸易、金融和通讯，台湾的相对优势是资本、管理和经营能力，大陆的相对优势是劳动力、原料和市场。按照李嘉图的比较利益学说，三者之间的互补性合作和交流必然增进总产量和总福利。
三、增加就业的对策
从理论上讲，简单劳动密集模式大体存在三种可供选择的前景：一是转换，二是升级，三是改进。所谓转换论亦称内移论，就是“三沿”（沿海、沿江和沿边）地区现有大部分或全部简单劳动密集型企业转到内地、山区和边远地区，在三沿地区再建高科技群；所谓升级论就是将现有劳动密集企业直接上升为一种新型的复杂劳动密集型企业；所谓改进论就是在不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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