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续发展中国经济需要重大战略调整
p; 垄断部门大幅度降价,正常亏损部分应由政府财政补贴,整顿税收是根本措施。也可以将垄断部门改组合并后上市,以出售国家股份的钱补贴价格损失.
为什么要以出售国有股份的形式,由股民来承担政府投资的费用?这也是目前情况下“不得已求其次”。反过来说,政府也必须以各种政策支持股市长期走牛。我的建议是放弃上市公司30%的国有股不再上市,一半转化为社会保障基金在股市中直接运转,一半向股民无偿配售。这是政府放弃国有股的收入给股民的好处,同时将垄断部门的投资在股市上收回。搞的好可得政府,股民,垄断部门改制“三赢”结果。
三.适当时机贬值汇率以克服通货紧缩
第二,应该从国内外经济双平衡的全局分析人民币汇率问题。购买力平价和利率平价是共同起作用的,前者从贸易角度,长期起作用,后者从资本角度,短期起作用,外汇管制并不能够消除利率平价的作用,在中国90年代尤其如此。按照利率平价的要求,高利率国家的汇率必然产生贬值预期,而产生贬值预期的条件是,汇率“超额升值”,发达的市场经济必然产生这样的结果,计划经济的政府也应该按照此规律,及时调整计划汇率或者固定汇率。1994----1997年,人民币利率高于美圆,人民币汇率应该“超升”一次,比如升值到1:6,然后产生贬值预期,并逐渐贬值。但是政府为了集中外汇,促进出口,不允许人民币大幅度升值,办法是收购全部多余外汇。好处是将国家外汇储备从200亿美圆增加到1400亿美圆,坏处是不能产生贬值预期,巨额国际投机资本内流,进行各种投机,造成国际收支贸易和资本项目双顺差。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后,国内外经济平衡的形势发生的相反的变化。周边国家汇率贬值使按照贸易权数计算的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升值15%左右,但是国内物价的下降, 和出口退税率的提高,构成人民币实际汇率的贬值,保证了中国大陆的出口没有大幅度下降,而人民币名义汇率的稳中有升则有助于香港和亚洲经济复苏,中国大陆的出口随之在1999年下半年强劲回升。
这一时期,人民币利率从11%降低到2。25%,加上利息税因素只有1。18%,大大低于美圆利率。按照利率平价的要求,人民币名义汇率应该“超额贬值”一次,比如贬值到1:11,然后产生升值预期,才能够维持国内外经济平衡。但为了维持亚洲经济稳定,人民币名义汇率不贬反升,同时采取贬值实际汇率的办法维持出口,虽然对于出口无碍,但是不能够阻挡进口,并产生严重的人民币贬值预期,导致国内外经济不平衡,资本大量外流。
人民币汇率的“管理浮动”,中国政府在1994年就已经正式宣布,不存在再宣布一次的问题,只要在实际上放松政府干预,将汇率波动幅度放大到1%以上,就可以了。关键问题恐怕还是把握不住浮动以后的汇率走势-——是上浮,还是下浮?
固定汇率下货币对外价值的变动称为“升值,贬值”,浮动汇率下,按照直接标价的定义,贬值称为上浮,升值称为下浮。决定人民币走势的关键是未来国际收支的变化。许多人认为目前中国外汇储备有1600亿美圆之巨,人民币应该升值。但是我以为中国国际收支的顺差将会减少:出口将受美国经济调整和自身统计同比方法的影响,在2000年下半年从顶峰跌落下来;进口将会持续增长,这不仅是因加入WTO降低关税,且由于国内经济的启动,特别是国防的需要,战略产业的培植和高科技产业的发展,扩大进口需求。
外资的进入会改善国际收支,但在数年之后资本将会大量流出,甚至有触发货币外汇危机的风险,即使限制证券投资和短期贷款,也难以避免。因为外商直接投资产品内销以后的人民币利润,早晚是要兑换成外汇汇出的,这才是真正的“出让国内市场的代价”我预计5年之后,外商直接投资的人民币利润再投资,将会达到20000亿人民币,这是掌握在外商手里的人民币债权或者股权,在数量上相当于中国政府的海外债权(即国家外汇储备)。这就是危机的临界点,如果在突发事件下外商集中兑换外汇,就相当于1997年泰国的危机。
我的政策建议,是建立在5 年之后中国达到外汇货币危机临界点的基础之上的。既然如此,就应该采取积极主动的措施,把未来可能的危机,化解在可控范围内。提前化解危机的基本思路是疏导,而不是继续强化管制,这样将矛盾越积累越多,往往适得其反。我建议在5年之内,主动地,有步骤地实现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的自由兑换。不要怕资本外流,实际上90年代中国能够外流的资本已经流得差不多了,外汇制没有能够有效阻挡资本内流或者外流,反而大大妨碍了涉外经济的效率,得不偿失。要知道,贸易项目和资本项目是无法完全分清的,特别是外商直接投资,兼有贸易和投资双重性质,如何能够在长时期内一个自由兑换,一个由政府管制?
浮动汇率和自由兑换,是人民币在机制和数量上两大市场化难关,还涉及利率市场化和远期汇率形成等问题,都有条件在近年内解决。大家目前所担心的是:人民币实行浮动汇率和自由兑换的风险如何?会不会导致资本外流和大幅度贬值?
必须指出风险和预期的关系:价格改革,只能够在通货紧缩预期下进行,在通货膨胀预期下进行价格改革,必然引起抢购,如同1988年“价格闯关”的失败。汇率也是一种价格,是货币的国外价格,如果实行市场化改革,必须在升值预期下才能够进行。如果在贬值预期下进行,的确有风险,可能出现股票市场的崩盘,外汇的抢购或者银行危机。如何把目前人民币的贬值预期变为升值预期?办法非常简单:改革以前先将目前的人民币固定汇率“超贬”一次,比如贬到1:10。这是在宏观经济健全稳定时,由政府主动贬值汇率,出口和外资进入都会增加,人民币升值预期必然产生。然后果断实行浮动汇率和自由兑换,没有风险。不会产生泰国那样宏观经济已经严重失衡,国际资本有准备地冲击,资本大量外逃,政府被迫汇率贬值以后再贬值,出现挤兑银行的崩溃局面。
最后,美国股票市场进入波动调整,而中国股票市场进入持续牛市,是人民币汇率浮动和自由兑换的最好时机。中国股票市场一直吸引着国内大户的巨额资金,即使在低迷世道中,在一级市场中申购新股,毫无风险可获得年15%以上的回报率,所以中国的大量人民币没有挤兑,没有去兑换外汇外流,这从外汇黑市不活跃就可以看得出来。美国股票市场的动荡和新经济的扩散,正在改变90年代全球资本单边流入美国的形势。人民币在超贬以后实行浮动汇率和资本项目自由兑换,正是吸引资本流入的契机。当然资本有流入,就有流出,流入时我们能不能有效利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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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以出售国有股份的形式,由股民来承担政府投资的费用?这也是目前情况下“不得已求其次”。反过来说,政府也必须以各种政策支持股市长期走牛。我的建议是放弃上市公司30%的国有股不再上市,一半转化为社会保障基金在股市中直接运转,一半向股民无偿配售。这是政府放弃国有股的收入给股民的好处,同时将垄断部门的投资在股市上收回。搞的好可得政府,股民,垄断部门改制“三赢”结果。
三.适当时机贬值汇率以克服通货紧缩
第二,应该从国内外经济双平衡的全局分析人民币汇率问题。购买力平价和利率平价是共同起作用的,前者从贸易角度,长期起作用,后者从资本角度,短期起作用,外汇管制并不能够消除利率平价的作用,在中国90年代尤其如此。按照利率平价的要求,高利率国家的汇率必然产生贬值预期,而产生贬值预期的条件是,汇率“超额升值”,发达的市场经济必然产生这样的结果,计划经济的政府也应该按照此规律,及时调整计划汇率或者固定汇率。1994----1997年,人民币利率高于美圆,人民币汇率应该“超升”一次,比如升值到1:6,然后产生贬值预期,并逐渐贬值。但是政府为了集中外汇,促进出口,不允许人民币大幅度升值,办法是收购全部多余外汇。好处是将国家外汇储备从200亿美圆增加到1400亿美圆,坏处是不能产生贬值预期,巨额国际投机资本内流,进行各种投机,造成国际收支贸易和资本项目双顺差。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后,国内外经济平衡的形势发生的相反的变化。周边国家汇率贬值使按照贸易权数计算的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升值15%左右,但是国内物价的下降, 和出口退税率的提高,构成人民币实际汇率的贬值,保证了中国大陆的出口没有大幅度下降,而人民币名义汇率的稳中有升则有助于香港和亚洲经济复苏,中国大陆的出口随之在1999年下半年强劲回升。
这一时期,人民币利率从11%降低到2。25%,加上利息税因素只有1。18%,大大低于美圆利率。按照利率平价的要求,人民币名义汇率应该“超额贬值”一次,比如贬值到1:11,然后产生升值预期,才能够维持国内外经济平衡。但为了维持亚洲经济稳定,人民币名义汇率不贬反升,同时采取贬值实际汇率的办法维持出口,虽然对于出口无碍,但是不能够阻挡进口,并产生严重的人民币贬值预期,导致国内外经济不平衡,资本大量外流。
人民币汇率的“管理浮动”,中国政府在1994年就已经正式宣布,不存在再宣布一次的问题,只要在实际上放松政府干预,将汇率波动幅度放大到1%以上,就可以了。关键问题恐怕还是把握不住浮动以后的汇率走势-——是上浮,还是下浮?
固定汇率下货币对外价值的变动称为“升值,贬值”,浮动汇率下,按照直接标价的定义,贬值称为上浮,升值称为下浮。决定人民币走势的关键是未来国际收支的变化。许多人认为目前中国外汇储备有1600亿美圆之巨,人民币应该升值。但是我以为中国国际收支的顺差将会减少:出口将受美国经济调整和自身统计同比方法的影响,在2000年下半年从顶峰跌落下来;进口将会持续增长,这不仅是因加入WTO降低关税,且由于国内经济的启动,特别是国防的需要,战略产业的培植和高科技产业的发展,扩大进口需求。
外资的进入会改善国际收支,但在数年之后资本将会大量流出,甚至有触发货币外汇危机的风险,即使限制证券投资和短期贷款,也难以避免。因为外商直接投资产品内销以后的人民币利润,早晚是要兑换成外汇汇出的,这才是真正的“出让国内市场的代价”我预计5年之后,外商直接投资的人民币利润再投资,将会达到20000亿人民币,这是掌握在外商手里的人民币债权或者股权,在数量上相当于中国政府的海外债权(即国家外汇储备)。这就是危机的临界点,如果在突发事件下外商集中兑换外汇,就相当于1997年泰国的危机。
我的政策建议,是建立在5 年之后中国达到外汇货币危机临界点的基础之上的。既然如此,就应该采取积极主动的措施,把未来可能的危机,化解在可控范围内。提前化解危机的基本思路是疏导,而不是继续强化管制,这样将矛盾越积累越多,往往适得其反。我建议在5年之内,主动地,有步骤地实现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的自由兑换。不要怕资本外流,实际上90年代中国能够外流的资本已经流得差不多了,外汇制没有能够有效阻挡资本内流或者外流,反而大大妨碍了涉外经济的效率,得不偿失。要知道,贸易项目和资本项目是无法完全分清的,特别是外商直接投资,兼有贸易和投资双重性质,如何能够在长时期内一个自由兑换,一个由政府管制?
浮动汇率和自由兑换,是人民币在机制和数量上两大市场化难关,还涉及利率市场化和远期汇率形成等问题,都有条件在近年内解决。大家目前所担心的是:人民币实行浮动汇率和自由兑换的风险如何?会不会导致资本外流和大幅度贬值?
必须指出风险和预期的关系:价格改革,只能够在通货紧缩预期下进行,在通货膨胀预期下进行价格改革,必然引起抢购,如同1988年“价格闯关”的失败。汇率也是一种价格,是货币的国外价格,如果实行市场化改革,必须在升值预期下才能够进行。如果在贬值预期下进行,的确有风险,可能出现股票市场的崩盘,外汇的抢购或者银行危机。如何把目前人民币的贬值预期变为升值预期?办法非常简单:改革以前先将目前的人民币固定汇率“超贬”一次,比如贬到1:10。这是在宏观经济健全稳定时,由政府主动贬值汇率,出口和外资进入都会增加,人民币升值预期必然产生。然后果断实行浮动汇率和自由兑换,没有风险。不会产生泰国那样宏观经济已经严重失衡,国际资本有准备地冲击,资本大量外逃,政府被迫汇率贬值以后再贬值,出现挤兑银行的崩溃局面。
最后,美国股票市场进入波动调整,而中国股票市场进入持续牛市,是人民币汇率浮动和自由兑换的最好时机。中国股票市场一直吸引着国内大户的巨额资金,即使在低迷世道中,在一级市场中申购新股,毫无风险可获得年15%以上的回报率,所以中国的大量人民币没有挤兑,没有去兑换外汇外流,这从外汇黑市不活跃就可以看得出来。美国股票市场的动荡和新经济的扩散,正在改变90年代全球资本单边流入美国的形势。人民币在超贬以后实行浮动汇率和资本项目自由兑换,正是吸引资本流入的契机。当然资本有流入,就有流出,流入时我们能不能有效利用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