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经济学结业论文
控制导致了资本品、利率和汇率的计划价格与市场价格之间存在巨大差异,由此导致的“寻租性收入”估计占目前国民收入的1/3之多。其三,直接冲击了政府的宏观经济干预能力。近年来,中国政府总收入占GDP的比例约为15%左右,但是中央财政收入占GDP的比例仅为5-6%,大大低于发展中国家10%的平均水平。据权威调查,仅1999年上半年中央政府收入中就有1/5流失或挪作它用,其数额超过了上年度发行的基础设施特别国债的总量1000亿元。地方政府普遍存在通过“预算外资金”而过度筹集资金和挪用资金现象。规模巨大而又高度集中的隐蔽收入的存在,影响了公共干预的方式和能力。
新华网北京3月11日电(记者杨维汉)“进一步加大对潜逃的职务犯罪嫌疑人的追捕力度,共抓获596人。”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贾春旺报告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时的声音铿锵有力,“加强跨区域协作和国际执法合作,加大追逃、追赃力度。” 加大对携款潜逃境外嫌疑人的追逃力度,是2003年追逃工作的一个亮点。2003年12月,我国签署《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后,最高人民检察院组织专人对境外缉捕工作及公约成员方所应履行的义务进行调查研究,并制定和采取有效措施开展国际刑事司法协助。为防止犯罪嫌疑人外逃,中国与俄罗斯加强了双方边境地区检务合作及司法协助。对已出逃境外的犯罪嫌疑人,中国检察机关已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发出红色通缉令,全力追逃。
四 融入世界经济,利用国际国内两种市场,两种资源.
在经历了长达五年多的扩张性调控政策之后,我国宏观经济于2002年下半年摆脱经济紧缩的阴影,进入新一轮增长周期的上升阶段,整个国民经济的高速平稳发展,使得这些行业的需求、规模、效益继续行进在高速道上.
1 1998—2002年积极宏观经济政策的表现
1998年的财政政策具有组合政策的特点,主要目标是争取经济增长速度达到8%,同时兼顾其它目标。中国增发了1000亿元国债用于基础设施建设,以直接影响投资需求;同时提高了部分商品的出口退税率,并调整了进口设备税收政策,降低了关税税率,对国家鼓励发展的外商投资项目和国内投资项目,在规定的范围内免征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此时,中国人民银行也改变了对世界经济走势和国内宏观经济形势的判断,开始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促进经济增长,“进一步”和“努力”投放基础货币,增加货币供应量,促进价格回升。1998年准备金制度改革时,下调法定准备金率增加金融机构流动性4800亿元,虽然随后又通过收回对商业银行贷款、推出对商业银行的“特种存款”等方式吸收流动性3150亿元,但总体上流动性大大增加。当年中国人民银行还通过公开市场业务操作累计融出资金1761亿元,并发布了一系列扩大信贷规模的意见,传递政府意图,鼓励扩大信贷规模和借贷消费。实质上货币政策已经呈现出积极的和扩张性的特点。1998年金融机构各项贷款增加了11490.9亿元,与1998年相比多增778.4亿元;其中中长期贷款增加了3068.5亿元,与1998年相比多增1219.1亿元。
1999年,中国政府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在原定3165亿国债规模的基础上又增发了600亿元的国债,用于增加政府财政投入,扩大内需。政府拿出540亿元用来提高离退休人员和下岗职工待遇以及增加机关与事业单位工资,以改善居民的收入预期。再次提高了部分商品的出口退税率。调整了若干房地产税收政策,给予相应的减免;为鼓励投资,减半征收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为促进技术创新和高新技术的发展,就多项税种以及科研机构转制的税收政策作了明确规定;为鼓励外商投资,对涉外税收作了调整。1999年继续扩大信贷规模,各金融机构贷款余额比上年增长12.5%,把消费信贷业务放宽到所有商业银行,把消费信贷种类放宽到所有大件消费品。同时银行继续降息,并改进了贷款利率浮动办法,调动了银行放贷的积极性。将住房贷款的最长期限延长至30年。出台了《封闭贷款管理办法》和《外经贸企业封闭贷款管理办法》。拓展了再贷款的支持范围和再贷款的品种,发行了金融债券,并开始征收利息税。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向商业银行融出资金7000亿元。扩大了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电子联网,为中小金融机构增加融资渠道。中国人民银行将存款准备金率下调到6%,银行可用资金增加近2000亿元。这样1999年末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余额又增加了10846亿元,虽然同比少增645亿元,但社会信用资金供应量充足。
2000年,中央财政发行了1500亿元长期建设国债,用于水利、生态、教育、交通、企业技术改革、高新技术
2001年,国家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发行了1500亿元长期建设国债,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继续加大转移支付力度,中央财政补助地方支出增加到6015亿元,其中用于工资性支出892亿元;大规模增加了社会保障支出,总额达到982亿元,并建立了财政社会保障补助资金专户;为淘汰落后和压缩过剩的生产能力,支持依法实施企业关闭破产,安排企业关闭破产补助资金135亿元;通过多种渠道增加了农业投入。中央财政安排支持安徽全省和其他地区106个县农村税费改革试点转移支付资金33亿元,在减免受灾地区的50亿元农业税收中,中央财政补助40亿元;安排扶贫支出100亿元;安排支持退耕还林和造林资金42亿元;安排用于对天然林保护工程、农业综合开发、农业科技、农业产业化经营等方面的资金233亿元;增加粮食主产区粮食风险基金包干支出49亿元,使补助达到173亿元,占包干总额的57%;教育支出完成213亿元。另外,地方财政也根据中央精神加大了投入。2001年国家继续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适当增加货币供应量,拓宽服务领域,运用信贷杠杆,促进扩大内需和增加出口,积极支持经济增长。积极发展直接融资,相当一部分居民储蓄转为购买股票,境内外证券市场筹资1000多亿元;全国金融机构本外币贷款折合人民币11.9万亿元,比上年增加1.3万亿元,增长11.8%;全国金融机构企业存款为5.2万亿元,比年初增加9458亿元,同比增长14.7%。这说明银根继续保持在相对宽松状态。当年新增贷款主要用于住房和消费信贷、国家基础建设和农业贷款方面。金融机构对非国有企业贷款占全部贷款的比例达到46%。2001年,中国人民银行综合运用各种货币政策工具,调节货币供应量,先后9次降低外币存贷款利率,使本外币利率更加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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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网北京3月11日电(记者杨维汉)“进一步加大对潜逃的职务犯罪嫌疑人的追捕力度,共抓获596人。”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贾春旺报告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时的声音铿锵有力,“加强跨区域协作和国际执法合作,加大追逃、追赃力度。” 加大对携款潜逃境外嫌疑人的追逃力度,是2003年追逃工作的一个亮点。2003年12月,我国签署《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后,最高人民检察院组织专人对境外缉捕工作及公约成员方所应履行的义务进行调查研究,并制定和采取有效措施开展国际刑事司法协助。为防止犯罪嫌疑人外逃,中国与俄罗斯加强了双方边境地区检务合作及司法协助。对已出逃境外的犯罪嫌疑人,中国检察机关已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发出红色通缉令,全力追逃。
四 融入世界经济,利用国际国内两种市场,两种资源.
在经历了长达五年多的扩张性调控政策之后,我国宏观经济于2002年下半年摆脱经济紧缩的阴影,进入新一轮增长周期的上升阶段,整个国民经济的高速平稳发展,使得这些行业的需求、规模、效益继续行进在高速道上.
1 1998—2002年积极宏观经济政策的表现
1998年的财政政策具有组合政策的特点,主要目标是争取经济增长速度达到8%,同时兼顾其它目标。中国增发了1000亿元国债用于基础设施建设,以直接影响投资需求;同时提高了部分商品的出口退税率,并调整了进口设备税收政策,降低了关税税率,对国家鼓励发展的外商投资项目和国内投资项目,在规定的范围内免征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此时,中国人民银行也改变了对世界经济走势和国内宏观经济形势的判断,开始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促进经济增长,“进一步”和“努力”投放基础货币,增加货币供应量,促进价格回升。1998年准备金制度改革时,下调法定准备金率增加金融机构流动性4800亿元,虽然随后又通过收回对商业银行贷款、推出对商业银行的“特种存款”等方式吸收流动性3150亿元,但总体上流动性大大增加。当年中国人民银行还通过公开市场业务操作累计融出资金1761亿元,并发布了一系列扩大信贷规模的意见,传递政府意图,鼓励扩大信贷规模和借贷消费。实质上货币政策已经呈现出积极的和扩张性的特点。1998年金融机构各项贷款增加了11490.9亿元,与1998年相比多增778.4亿元;其中中长期贷款增加了3068.5亿元,与1998年相比多增1219.1亿元。
1999年,中国政府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在原定3165亿国债规模的基础上又增发了600亿元的国债,用于增加政府财政投入,扩大内需。政府拿出540亿元用来提高离退休人员和下岗职工待遇以及增加机关与事业单位工资,以改善居民的收入预期。再次提高了部分商品的出口退税率。调整了若干房地产税收政策,给予相应的减免;为鼓励投资,减半征收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为促进技术创新和高新技术的发展,就多项税种以及科研机构转制的税收政策作了明确规定;为鼓励外商投资,对涉外税收作了调整。1999年继续扩大信贷规模,各金融机构贷款余额比上年增长12.5%,把消费信贷业务放宽到所有商业银行,把消费信贷种类放宽到所有大件消费品。同时银行继续降息,并改进了贷款利率浮动办法,调动了银行放贷的积极性。将住房贷款的最长期限延长至30年。出台了《封闭贷款管理办法》和《外经贸企业封闭贷款管理办法》。拓展了再贷款的支持范围和再贷款的品种,发行了金融债券,并开始征收利息税。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向商业银行融出资金7000亿元。扩大了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电子联网,为中小金融机构增加融资渠道。中国人民银行将存款准备金率下调到6%,银行可用资金增加近2000亿元。这样1999年末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余额又增加了10846亿元,虽然同比少增645亿元,但社会信用资金供应量充足。
2000年,中央财政发行了1500亿元长期建设国债,用于水利、生态、教育、交通、企业技术改革、高新技术
改造、环保等项目的建设。同时,各级财政部门认真贯彻落实1999年中央12号文件确定的调整收入分配政策,千方百计保证增加低收入居民收入所需要的资金。中央财政也进一步增加转移支付,对中西部地区因行政事业单位人员增发工资和建立“三条保障”等所需资金给予适当补助。当年还开始暂停征收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进一步加快了出口退税的速度。2000年,中央银行的再贷款结构出现重大变化,对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地方政府和中小金融机构贷款大量增加,金融机构总体流动性相对宽松,货币市场利率持续走低。根据金融运行情况和商业银行头寸,人民银行及时向金融机构发放和收回贷款,2000年金融机构再贷款余额为22100亿元,全年新增再贷款2390亿元。同时,人民银行加大了再贴现操作,2000年再贴现累计发生额为2667亿元,同比增长123%;年末再贷款余额达到1258亿元,同比增长150%,其中当年新增758亿元。人民银行还进一步完善信贷政策,要求商业银行加大消费信贷投入,开发新的消费信贷品种,合理确定消费贷款利率、期限和还款方式。人民银行还将国家助学贷款的试点城市由8个扩大到所有城市,经办银行的范围由中国工商银行扩展到所有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和城乡信用社,放宽了借款的基本条件,简化了放款手续。在这些措施刺激下,金融机构贷款增长加快,全年人民币贷款新增13300亿元,增幅13.4%。
2001年,国家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发行了1500亿元长期建设国债,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继续加大转移支付力度,中央财政补助地方支出增加到6015亿元,其中用于工资性支出892亿元;大规模增加了社会保障支出,总额达到982亿元,并建立了财政社会保障补助资金专户;为淘汰落后和压缩过剩的生产能力,支持依法实施企业关闭破产,安排企业关闭破产补助资金135亿元;通过多种渠道增加了农业投入。中央财政安排支持安徽全省和其他地区106个县农村税费改革试点转移支付资金33亿元,在减免受灾地区的50亿元农业税收中,中央财政补助40亿元;安排扶贫支出100亿元;安排支持退耕还林和造林资金42亿元;安排用于对天然林保护工程、农业综合开发、农业科技、农业产业化经营等方面的资金233亿元;增加粮食主产区粮食风险基金包干支出49亿元,使补助达到173亿元,占包干总额的57%;教育支出完成213亿元。另外,地方财政也根据中央精神加大了投入。2001年国家继续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适当增加货币供应量,拓宽服务领域,运用信贷杠杆,促进扩大内需和增加出口,积极支持经济增长。积极发展直接融资,相当一部分居民储蓄转为购买股票,境内外证券市场筹资1000多亿元;全国金融机构本外币贷款折合人民币11.9万亿元,比上年增加1.3万亿元,增长11.8%;全国金融机构企业存款为5.2万亿元,比年初增加9458亿元,同比增长14.7%。这说明银根继续保持在相对宽松状态。当年新增贷款主要用于住房和消费信贷、国家基础建设和农业贷款方面。金融机构对非国有企业贷款占全部贷款的比例达到46%。2001年,中国人民银行综合运用各种货币政策工具,调节货币供应量,先后9次降低外币存贷款利率,使本外币利率更加协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