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后雁行模式”时期的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

一、东亚传统“雁行模式”的建立与东亚经济圈的事实形成
　　二战后，作为战败国的日本由于成功实施了以政府主导性、出口扩张性为主要特征的经济发展战略，国民经济在战争的废墟上得以迅速恢复和发展。随着日本经济在战后的重振，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特别是70、80年代以来，作为在东亚地区唯一的经济发达国家，日本开始逐步向东亚地区进行直接投资，在东亚地区建立了以自己为核心的“东亚雁行国际分工体系”，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东亚雁行发展模式”。
　　“雁行模式”的提法起源于日本经济学家赤松要的“雁行产业发展形态论”。在这一理论模式中，赤松要认为，日本的产业发展实际上经历了进口、进口替代、出口、重新进口四个阶段，因为这四个阶段呈倒"V"型，在图表上酷似依次展飞的大雁故得此名。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些日本学者引用赤松要“雁行产业发展形态论”，将战后东亚地区国际分工体系和经济发展过程也喻为一种“雁行形态”或“雁行模式”。东亚传统“雁行模式”的基本内涵是：战后以来，率先实现工业化的日本依次把成熟了的或者具有潜在比较劣势的产业转移到“亚洲四小龙”，后者又将其成熟的产业依次转移到东盟诸国（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80年代初，中国东部沿海地区也开始参与东亚国际分工体系，勾勒出一幅以日本为“领头雁”的东亚经济发展的雁行图景，在他们之间形成了技术密集与高附加值产业－资本技术密集产业－劳动密集型产业的阶梯式产业分工体系。
　　随着东亚区域雁行国际分工体系的逐步建立，东亚地区各经济体之间的相互依存程度日益深。纵观整个东亚地区，就地区对外贸易来看，东亚区域内相互出口由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30.2%增加到90年代前期的38.3%，同期的相互进口由28.2%增加到34.5%。1994年，整个东亚地区内部相互贸易的比重已占全部贸易的43%。而东南亚金融危机之所以能在短时间迅速波及到其他东亚国家（地区），也充分反映了东亚地区各经济体之间经济关系的紧密程度。
　　由于东亚地区各经济体基于传统雁行分工体系之上的经济相互依存程度的加深，加之地缘上相近，文化传统上相亲，因此，二战以后，在东亚地区实际上形成了一个以日本为核心的非制度性经济圈。
　　　　二、20世纪90年代以来东亚传统“雁行模式”的逐渐式微和弊端显露
　　客观地说，二战以后以日本为核心的东亚“雁行模式”的建立以及在市场机制作用下东亚经济圈的自发形成，的确带动和促进了东亚地区在战后的经济起飞和高速增长。在这个自发形成的经济圈中，日本已经成为较成熟的发达国家，“四小龙”已向中等发达经济体迈进，泰国、马来西亚等也步入了准新兴工业国之列。然而，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东亚传统的以垂直型国际分工为主的“雁行模式”大有式微之势，特别是1997年东亚经济危机爆发以后，传统东亚“雁行模式”的一些弊端开始集中显露，目前东亚地区正处于一个对传统发展模式进行深刻反省与重新定位的关键时期。
　　　　1.20世纪90年代以来东亚传统“雁行模式”的逐渐式微
　　东亚经济的传统雁行发展模式在本质上是一种以垂直型分工为主的国际产业转移与传递体系，其建立与维持的前提是东亚地区各经济体发展水平的差异性与层次性。但是，这个前提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首先，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已经持续10余年处于萧条和低迷的局面，至今无法自拔，其在经济赶超时期曾经发挥过巨大效能的政府主导型经济体制深陷于“制度疲劳”之中，在当前以创新为主要推动力的信息技术革命的浪潮中落伍了。日本经济的黯然衰落，使其在东亚传统雁行分工体系中的领头雁地位开始发生动摇。其次，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正在加速进行经济赶超。如今，在经济全球化与信息革命浪潮的背景下，东亚其他各国和地区特别是亚洲四小龙正在逐步摆脱逐级跟进的传统模式的障碍，开始跳跃式地进入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领域。日本与“四小龙”之间的分工层次差距日益缩小，同时，近20多年来中国经济迅速崛起，加之其初步形成的从基础技术到中间技术再到高技术产业的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在未来也有望形成一个与日本并行的产业与经济板块。总之，由于领头雁的迷失方向，“群雁”的正在加速赶上，东亚传统“雁行模式”必然逐渐式微。
　　　　2.东亚传统“雁行模式”的弊端开始集中显现
　　1997年爆发的东亚金融危机，使东亚传统“雁行模式”的弊端开始集中暴露与显现，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东亚发展中各经济体在资本、技术市场上对于日本与美国的过度依赖。传统雁行模式下，东亚各个发展中经济体一方面依赖于区内外先进国家（主要是日本与美国）以直接投资的方式向其自身进行产业转移与传递，另一方面东亚洲各个发展中经济体（除中国大陆外）由于内部市场的相对狭小，又必然依赖于外部市场需求（主要是美国）对其产业发展进行支撑，这种很强的依赖性是东亚传统雁行模式的本质与特征所决定的。因此，在传统“雁行模式”中，东亚发展中经济体具有“进口对日依存，出口对美依存”的重要特征，随之也就带来了传统模式在运行中的脆弱性与波动性。20世纪90年代后期，由于汇率波动与市场需求等原因，美国对于东亚产品的进口规模开始下降，这成为1997年东亚金融（经济）危机的导火索之一。另外，90年代以来，由于日本经济的长期低迷，减少了其从东亚地区的进口和对该地区的直接投资，对于东亚经济的发展和危机后的恢复也造成了沉重的打击。
　　(2)区域内部处于同一发展层次的经济体在对外出口上的竞争加剧。在传统垂直型分工为主的雁行模式中，处于相同和相近经济发展水平层次上的国家如中国与东盟诸国之间，东亚四小龙以及四小龙与日本之间在产业结构与出口结构上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雷同性，这就带来了各国之间经济竞争的压力与矛盾。以东盟与中国的竞争为例，由于双方劳动力资源丰富，因此双方在劳动密集型产品如服装、纺织、鞋类以及组装类电子产品出口方面的竞争有加剧之势。本地区同一层次国家之间在产业结构和出口结构上的雷同性和竞争性，对于东亚地区经济在未来的稳定增长是极其不利的，最终可能带来一种你死我活、两败俱伤的局面。
　　(3)传统区域经济合作中的非制度性特征阻碍了区域内贸易与投资的进一步扩大。二战以后，传统东亚雁行国际分工体系的组立和东亚经济圈的形成，是各国企业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考虑到地缘相近与文化相亲的优势，以投资与贸易相互循环的形式自发形成的。这种自发性固然显示了东亚地区经济合作有着坚实的基础，但是，不容忽视的是，制度性合作因素的缺乏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区域内贸易与投资关系的进一步扩大。例如，日本由于经济萧条的影响，在农林产品上的贸易保护主义趋势增强，中日贸易摩擦有加剧的趋势。2001年4月23日，日本农水省对中国大葱等3种农产品的进口实行200天紧急“设限”，6月8日，日方又宣布，全面禁止从中国进口所有家禽及禽类产品。中方则针锋相对，对日本产的汽车、手持和车载无线电话、空调3种进口商品加征100%的特别关税。以上事例说明，由于传统东亚经济圈的非制度性特征，使得具有传统经济依存关系的东亚各个经济体之间继续保持较高的贸易壁垒，而且无法通过制度性的途径避免发生贸易摩擦或公正合理地及时解决贸易摩擦，这

些弊端都严重阻碍了东亚地区贸易与投资的进一步扩大。
　　　　三、“后雁行模式”时期的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
　　如上所述，目前，东亚地区传统“雁行模式”逐渐式微，传统雁行分工体系的弊端开始暴露，那么，如何对当前东亚区域经济合作与国际分工的态势进行判断与定位呢，笔者认为，比较符合实际的提法应该是东亚区域经济发展正处于“后雁行模式”时期。
　　所谓“后雁行模式”时期，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第一，目前东亚区域分工与经济发展本质上仍然是传统“雁行模式”的延缓，这是由当前东亚各国（地区）之间依然存在的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性和层次性所决定的，特别是东亚的越南、老挝、缅甸和柬埔寨等国以及中国的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仍然很低，所以传统“雁行模式”仍然会在相当大的范围，相当长的时期内在东亚地区有继续存在的条件与基础，而且这在客观上也有助于东亚地区各经济体特别是相对落后的国家（地区）产业结构的升级与经济的快速发展。第二，目前东亚区域国际分工体系正逐步向新的水平型网络化区域国际分工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