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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改革的“瓶颈”——国有企业改革


不乐观的态度。体改委主任胡XX及企改科科长说,自从1984年以
来,他们一直按照国家部署的体改方案进行,1992年以前主要在计划体制框架内作文章,
围绕经营方式进行改革。直到1992年才开始进行产权方面的改革,搞了一些股份制企业,
开始时因筹集到资金,运作不错。但到了1994年就出现困难,有几家股份制企业效益不
好,股民意见很大。而一些厂长经理们开始因搞份制能筹集到资金,很欢迎改革,但后来分
红的压力一大,就觉得上当了,不该搞,大家评价经营承包责任制是“头痛医头,脚痛医
脚”,而股份制则是“开错了药方”。
这些在基层搞体制改革的人士反映说,当地除了破产这种改革形式没尝试过以外,其余 
所有的办法,如出售、兼并、租赁、承包都尝试过,没发现哪种方式是国有企业改革行之有
效的“药方”。改革越到“深水区”,就越缺少利益驱动机制。不少企业的经营者已丧失了
改革热情,都抱着混一天算一天的态度,大家坐在一起聊天时这样说:改革是找死,不改革
是等死。大家也都知道不改革是没有出路的,但问题是出路何在?他们曾尝试过到香港去出
卖中小国有企业,结果无人问津;回来动员职工买,但职工对企业没有信心,不愿意出钱
买。他们认为,如果要出售企业,就不能过分强调“国有资产不能流失”这一口号,在产权 
界定方面要松动一点,否则就不会有人买。一位在财经委主持工作多年的负责人更是直截了
当他说,国有企业从体制上来说有很大毛病,仅依靠经济改革很难奏效。
在这次调查中,笔者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不少亏损企业的厂长经理对“政企分开”
很有意见。细问之下,才发现他们的意见主要集中在一点:政府不出面为他们到们行疏通,
他们根本借不到钱。所以他们反对在企业困难的时候,政府割断银行资金供给的脐带。
总之,近几年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看起来轰轰烈烈,各类传媒不断报道它们在分流富余
人员、制定公司章程及建立法人治理结构等重点难点问题上如何努力掘进,但没有实质的进 
展却有目共睹。这一点有事实为证:国家体改委副主任洪虎在1996年7月宣布,全国百家
现代企业制度试点工作的结束,将从原定的1996年底延迟到1997年底。将这些事实联系起
来,就知道国有企业的改革正面临着非常尴尬的局面:想放手改革却没有找到“突破口”。

无法回避的所有权问题
所有权问题最终是无法回避的根本性问题,因为我国国有企业生存的背景是政府对各种
资源的高度垄断,这就使得国有企业的全民所有制成了一个悖论:在产权关系上,名义上的
产权所有人连自己到底有多少财产都说不清,更无从谈得上如何支配及全权转让。“所有者
虚位”的结果是使国有资产的财产权利私人化和财产责任公有化,使国有资产成为“内部
人”的寻租对象。
怎样搞活国有企业,这并不是时至今日才提出的新问题,早在中国经济改革由农村进入
城市阶段之初,这一问题就已非常尖锐地摆在人们面前,并被当作首当其冲需要解决的问
题。为什么总是解决不了?其实只要将改革思路一理,就明白根源在何处了。
所谓国有企业改革,有两个根本性的问题无论如何都回避不了。一是产权问题,二是企
业的运行机制和外部环境是否相容的间题。绕开这两个问题去谈改革,肯定是徒劳无功之
举,因为前者决定了中国企业行为政府化,而已经政府化的企业无法适应日渐市场化的外部
环境。这一点己为事实所证实:在80年代末期,国有企业还只是“三分天下”的局面:三
分之一盈利,三分之一亏损,还有三分之一暗亏。而到了1994年,国有企业的亏损面已扩
大到48.6%,个别省份甚至达到60%以上。到1996年上半年就出现这样令人震惊的情
况:这一年的头4个月累计,国有企业利润盈亏相抵后净亏损215亿元,而1995年同期为
盈利151亿元;国有工业企业生产增速仅5%,明显低于正常运行区问,企业库存上升,产
销率下降,出现了历史上少见的盈利不抵亏损的全领域净亏损。 
上述情况说明,国有企业要进行根本性的改革已经刻不容缓。
研究中国18年的改革历史就会发现,中国的经济改革实际上是“逼”出来的,也就是
说政府总是在局面无法维持下去的时候,才迫不得已背水一战,放手放权。18年前是农民
活不下去了,于是就放手让农民搞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搞农村改革;在解决不了城市就业
的压力以后,就放手让人们自谋生路,于是就有了民营企业、乡镇企业。广东不是国有企业
重地,于是放手让它搞改革,搞经济特区;而上海因是国有企业经济重地,国家财政命脉所
系,前些年一直不让越雷池一步。而结果是放开一点就活一点,不让放开就死路一条。
应该说,国有企业陷人目前这种困境并不令人感到意外。因为中国国有企业改革一直是
绕开一些根本问题进行的,也就是说一直是在外围作战,没有深入“病根”动手术。从浅层
次看,造成国有企业困难的根本原因,主要是社会总需求得到抑制后,市场由供不应求的
“卖方市场”转为供求平衡直到供过于求的“买方市场”,从而导致企业销售不畅的矛盾加
剧,产品积压上升,生产率下降,产销率偏低。针对市场疲软这一问题,1996年中国人民
银行连续通过取消保值贴补率和两次下调利率,指望此举刺激消费,降低产品积压率。但几 
个月过去,看来收效甚微。针对企业者化、技术落后的问题,政府则采取注入资金,大搞技
术改造,对生产要素重新进行优化组合等方式,促进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但是在
所有的措施陆续出台以后,并没有出现预期的结构大调整、技术大进步、存量大流动的局
面。人们从各类传媒公布的消息中得知,国有资产的经营状况令人担忧:国有企业资产损失
和资金挂账问题突出,空壳企业占全部企业总数的1/4,国有企业、国有银行、国家财政难
以步人良性循环。而国有企业负债率过高(平均达70%)这一事实,已使人们预感到:如
果再不着手解决国有企业的深层次问题,任其将危机转嫁,最终的结果是拖垮银行,导致金
融危机。
国有企业现状是一些深层次的矛盾引起的。这个深层次问题就是前面所谈到的所有权问
题和企业运行的外部环境问题,其实质就是国有企业的运行规则和市场经济法则能不能相容
的问题。
针对所有制改革问题,理论界倒是动足了脑筋,先是将“所有权”变为“产权”,“私
营”变为“民营”,使“产权重组”这一举措避开“私有化”的恶名,免受攻击。但在所有
权这一问题上如何改革,一直存在互相对立的两种思路。一种思路认为“只有国有大中型企
业才能救中国”,另一种则认为只有私有化才能摆脱困境。这两种看法都把所有制的变革看
作是企业改革的根本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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