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改革的“瓶颈”——国有企业改革

律制裁。
《工人日报》1996年5月川日发表的《是谁豢养了这只硕鼠》一文中，记载了这样一
件事情：辽宁省朝阳县试验设备厂原党总支书记兼厂长王香尧承包该厂，五年来毁掉了厂
子，吃肥了肚子，捞足了票子，住上了房子，一走了之。已经半年多领不到工资的工人被激
怒了。1995年8月22日，约200名工人集体找到朝阳县政府，要求向王香尧讨债讨房。在
一位副县长的办公室，工人们堵住了王香尧。数十名工人声泪俱下地控诉他：“你把我们后
半辈子的饭碗都砸了，还忍心花我们的血汗钱去买新房，你是黄世仁，还是共产党？”“你
家闺女结婚戴6个大金戒指，我们连退休金都没有了，你还狠心去买新房，你有良心吗？”
身患癌症的王素琴和老伴都是该厂的退休工人，领不到工资，生活无着，急得当场抽搐……
按说200多工人集体上访告“贪官”，理应引起有关领导重视，事实上却仍无结果。直到
1996年3月，由107名工人签名的揭发信交到记者手中之前，历时18个月，1537人次的上
访，竟然未能触动工香尧这只“吃”公肥己的“硕鼠”丝毫，直到见之时为止，他仍然在经
过两次装修的豪华新居颐养天年。
以深圳市为例，仅从1993年8月至1996年5月，全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调查国
有企业中党员干部违法违纪案例：384宗，占立案总数的48．4％；处理363人，其中企业
各级领导干部共312人，占企业中受处理人员的77．04％。无庸讳言，这许多腐败行为都
是和党政机关的腐败分子沆瀣一气，互相勾结进行的。可以说，国有企业的厂长经理们只要
“经营”好上级，这类公开和“隐性”的腐败行为并不妨碍他们稳坐厂长、经理宝座。
这种腐败行为的后果是严重的：它破坏了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妨碍了改革的深入和现
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助长了腐败的恶性蔓延，使巨额国有资产处于不断流失之中；践踏国家
法律的尊严，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降低了人们对改革的期望和热情……从上述这些后果
来看，企业经理层“经营领导”这种行为的恶劣影响，怎样估计都不过分。
国有企业运行机制和市场经济体制不相容的第二点表现在它缺乏资本经营的概念，在资
金问题上和银行的关系不但无助于中国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还破坏了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
国有企业缺乏以资产运营为核心的企业运作机制。不少国有企业长期以来在企业发展的
问题上基本上依赖国家拨款、给政策。可以说国有企业普遍缺少一种“找钱”的思路，缺乏
对低成本资金的利用，也就是说缺乏资本经营的经验。不少股份制企业利用发行股票筹集到
资金后，也冈经营不善而使资金亏损。
实行“拨改贷”以后，许多国有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和流动资金几乎全部未源于银行贷
款，差不多等于白手起家，无本经营，这就造成了很多国有企业高达75％以上的负债率和
极高的利息成本，有的甚至高达100％。据国家计委的资料显示，1993年国有工业企业负债
率平均达68．2％，若扣除潜亏、明亏、挂账等各种侵吞资产的情况后，实际负债率为76
％；若按“两则”实行后的调整数字估计，国有资产现有资产负债率平均为83％。而且这
些债务的来源单一，主要来自银行贷款，大多数债务的偿还可能性很小。由于企业和银行的
历史关系如此，今天这种惜贷关系也使企业喷有烦言，认为不少利润转移成融资成本，利息
与利润的变化加重了企业的负担：1980年利息与利润比卒是1:0.033；1990年是1:1；1995
年是1：1.73。这样就在银行和企业之间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企业需要银行俏贷，而惜贷 
的高利率加上惜贷成本（如信贷员的“回扣”，银行负责审批者的“好处费”以及惜贷关系
建立过程中的大虽“交际费用”等等），又使企业不堪重负，于是从拖欠贷款到逃废利息，
银行的烂账不断增多。信贷资金过多沉淀，金融风险不容忽视。1996年年月，广东某市体
改部门对辖内的金融机构进行了一次调查，发现各家国有商业银行资产流通延缓，风险上
升。该次调查涉及的金融机构（含网点）共有870个，总的存款余额（账内外）64.37亿
元，总的贷款余额（账内外）71亿多元。按资产负债比例管理规定，64．37亿元存款，该
市可用的信贷资金只有48．3亿元，而实际贷款余额为71亿元，存贷比例失调，各家银行
为弥补逆差，主要靠拆东墙补西墙的办法平衡，超负荷经营十分严重。
这次调查对“三项贷款”的分析表明，“三项贷款”所占比例逐年增加，实际上能按
时、安全还回来的贷款所剩无几。整个银行系统的经营效益并不比国有企业好多少，调查显
示，该市银行1995年亏损3．5亿元，1996年上半年的亏损数字是2.86亿元，其中国有商
业银行亏损2．44亿元，占85．35％。1995年，五家国有商业银行的综合年收息率为
28．69％，1996年上半年下降到18．64％，银行的经营举步维艰。贷款回流率和信贷资金 
用转卒下降，减少了可用资金，使银行的资金运作更加困难。大量银行信贷资金的沉淀，削
弱了银行的应急偿付能力，一旦触发挤提存款风潮，就会由于难以确保提现而触发支付危
机，进而导致金融风波。有关人士透露，目前广东除广州、深圳之外，大多数地方的银行经
营不尽如人意，潜在的金融危险是存在的。广东在全国的银行中还算是实力雄厚者，其它省
的银行状况只会比广东更差。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戴相龙1996年7月15日透露，我国国有银行逾期贷款和到期还不了
的贷款，大约占20％的比例。其中12％是逾期贷款，6％是企业逾期三年但企业并没有破产 
的贷款，2％是企业开始破产的那部分贷款。戴相龙估计，目前我国银行呆账比例大约在3
％到4％，为此，央行每年从贷款中提取1％的呆账准备冲销，1995年冲销了200多亿元，
1996年可能会更多一些。据《中华工商时报》1996年11月7日登载的一条消息，某省人民
银行一项调查结果使人触目惊心：该省三年累计破产企业479家，破产时资产总额22．7亿
元，而积欠银行贷款本息高达26．6亿元，银行信贷资产面临极大风险。而另一份调查也指
出企业“破”银行“产”的潜在可能性：某地到1996年6月末，正式破产了54户企业，资
产总额达2．212亿元，而负债总额却高达4．9413亿元，资产负债率高达223％，已严重
资不抵债。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破产企业积欠银行贷款本息3．8315亿元，是破产企业资产
总额的1．73倍。在已清偿完毕的42户企业中，银行所得微乎其微，清偿率只有3．3％。
照此推算，全部企业清偿完毕的诸，银行也只能得到1265万元的清偿，将有3．705亿元的
信贷资产付诸东流。除此之外，银行资金大量被亏损企业无偿占用，非国有企业和其它资金
需求者贷款的条件更加恶化，它们为取得贷款所要付出的代价就更大，其发展更困难。
广东某市对金融机构的调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