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改革的“瓶颈”——国有企业改革

这还只是从总体上进行分析，其实在这些地方，社会保
险体制的改革也还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以深圳为例，1996年7月1日起开始实行新的社
会保险制度，这一新制度将不分所有制，不分企业、事业单位，全部都纳入新的社会保险覆
盖范围，在今后数年内，还要将个体户、私营企业等全部纳入这一社会保险体制。深圳市能
够实行新的养老保险制度，有其特定的社会条件：首先，深圳市社会保险起步早，早在
1982年，就已经进行以合同制职工为养老保险改革试点的单项改革；1985年又开始在国有
企业职工中实行统筹养老保险；1987年进一步将临时工纳入这一范围；在积累大量经验的
基础上，1992年进入第三阶段，开始进行综合改革。这次改革对以前的改革作了全面调
整，不分所有制，不分用工形式，将所有的企业职工都纳入改革范围。其中最有效的就是建
立了个人专户和社会统筹相结合这一制度，这一资金筹集模式对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和提高公
众的参保意识起了很大促进作用，得到了国家和十四届三中全会的充分肯定。与此同时深圳
还进行了医疗保险体制改革。1996年7月1日起开始实行的社会保险体制改革，就是在以
前改革基础上进行的。其次，深圳经济特区还有两个别的省、市、地区所役有的条件，一是
人口年龄结构比较年轻，呈两头小、中间大的状态，即老龄人口和少儿人口比例较小，38～
45岁的中间年龄段人口较多：平均年龄也就30多岁，这就意味着社会抚养系数小。直到
1996年6月份，深圳的退休人口还只有1．4万，预测要到20川年以后才逐渐进入老龄化
高峰期，比全国平均晚了将近10年，这样年轻的人口年龄结构，别的城市根本无法与之相 
比。也正囚为如此，所谓“老人老办法，中人中办法，新人新办法”在深圳市才能实现平稳
过渡。二是深圳市的国有企业在整个经济中所占的比例和起的作用比别的城市相对要小，更
兼经济积累雄厚，财政情况较好，有条件实行社会保险体制改革。海南的情况也差不多，否
财改革就不会如此顺利。
以此观照别的省、市及地区，就应当明白，许多地方其实并不具备这些条件。虽然到了
1996年6月底，中国已有76．9％的职工和94．7％的离退休人员参加了社会保险，但社会
保险能否有成效，在短期内并不完全取决于参保人数的多少，它还要取决于有没有积累。由
此可见，在中国人口年龄结构迫近老龄化、国有企业亏损面增大、失业问题日趋严峻的情况
下，将为国有企业解除负担的“宝”全押在还没有积累的社会保险体制改革上，以国情而
论，多少有点“以远水解近渴”的不现实之感。根据现在的实际情况看来，国有资产的流失
无法避免，而国有资产现有存量中的一部分是由国家对国有企业职工的负债形成的。中国应
该及早在国有资产净值在其总资产中还占有25％的份额时，想出一些办法来偿还历史债
务。有的经济学者已提出把国有企业改革与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结合起来，划出1/4到1/5的
国有资产，进行公开拍卖，然后转换成养老基金，按照基金法的规定进行长期投资，同时对
于全国国有企业职工统一按照工龄设立个人保险账户，这个想法有一定道理，至少能部分偿
还企业欠职工的历史债务，有关方面和理论界应从政治可行性与经济可行性出发，认真研究
一下这个问题。计划经济体制积累的庞大遗产，企业职工理所当然应有自己的份额。
毫无疑问，国有企业改革已经成了中国经济改革的一个“瓶颈”，如何通过这个“瓶
颈”，处理好计划经济体制这一份庞大遗产，既关系到社会公正，又是社会安定所系，而且
也是中国金融体制改革能否取得成功的关键所在。国有企业对银行的负债所造成的严重后果
其实早已是大家心知肚明的事情，这一点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官员的看法为证：“对中国来
说，比人民币自由兑换更重要的是国有企业的改革”“因为国有企业的改革直接影响到宏观
经济政策和资本市场的发育，而宏观调控的好坏和资本市场发育的程度是一个国家能否实行
资本项目可兑换的决定因素。墨西哥的金融危机就是前车之鉴。”目前国家对经济的调控能
力还比较强，还能为国有企业改革创造较好的社会环境，失去这一时机，留下的遗憾将无法
弥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