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创新与政府自觉

的跳跃式发展，尽快消灭贫穷，逐步实现共同富裕，这正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生动体现，本无可指责，人们应当历史地公正地评价中国计划经济时代的政府主导作用，不应当全盘否定。从历史的角度看，这也是一种有历史责任感的自发的“自觉性”。但是，问题在于当时政府的主体能动性作用或自发的“自觉性”发挥得失度，产生了影响广泛又深远的负面效应。随着经济全球化、产业微软化、IT化的逐步发展，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注定会渐显极限，中国不可能永远超然自得地维持旧的发展模式。目前中国正在进行的政府改革，就是在调适政府主体能动性作用的力度，规范政府主体能动性作用的方向和价值坐标，实现由政府推动型向社会自主型转变，由“自发政府”到“自觉政府”、积极政府的转变（注：乔耀章：《政府理论》，苏州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乔耀章，孙枝俏：《论积极政府——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模式比较研究》，《江南社会学院学报》，2001年第3期。）。
　　在既定的历史条件下，提倡“政府自觉”对于实现政府综合创新非常重要，它意味着对于政府创造、创新本性的深度发掘和自觉运用，将对中国产生极为现实和深刻的积极影响。要使可能的“政府自觉”成为现实的“政府自觉”，我们以为有许多工作要做。其中，最为紧要的是要积极处理好政府与政党、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国家、政府与市场、政府与企业、政府与公民的关系；确立政府“独立人格”，即政府必须从某种依附性的从属性的地位中解放出来，独立依法行使属于自己的职能和行政权力，做到政府“自立”和“自治”；弘扬政府“公共精神”——相对于传统意义上的效率观念和价值目标的一种多元化的“公共精神”：民主行政的精神，公平、公正、正义的精神，为最广大人民利益和公共利益服务的精神；增强政府责任感、使命感，积极回应社会，包括对执政党负政治责任，对国家权力机关负执行责任，对司法机关负法律责任，对自身系统负行政责任，对公民和社会负公仆责任；提升政府能力，主要表现为政府能否制定切合实际的现代化公共政策，能否有效地推行和贯彻这种公共政策，以及能否持续稳定地将这种公共政策引向深入的能力（注：乔耀章：《政府理论》，苏州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政府职能转变滞后的表现和成因》，《社会科学战线》，1996年第6期。张成福：《论公共行政的“公共精神”》，《中国行政管理》，1995年第5期。施雪华：《政府权能理论》，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限于篇幅，这些问题不在此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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