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世界经济危机之中的选择
泡沫经济”才能提供的超额利润的本质特征。
2、战后经济发展与美圆相对过剩
然而，欧洲和日本在战后经济恢复时期依赖美国的美圆投资，不得不听任美圆资本攫取超额利润。但在60-70年代欧洲和日本经济全面增长之后就不再满足于美圆独霸天下。于是有 “布雷顿森林会议”的汇率谈判，乃至欧洲从追求统一市场到追求统一货币。其间，美圆在国际货币总量中的份额逐渐降低到3/5。有鉴于此，过剩的美圆资本只能通过不断发展衍生品交易来保证其对超额利润的渴求。
进入到90年代以来，美国的国民收入中资本收益已占60%以上，完全用于投机的外汇期货交易额与美国实际对外贸易额之比已经达到99：1。美圆绝对过剩已是不争的事实，其币值高估约70%。在1999年欧元启动并在今后逐渐成为与美圆抗衡的资本力量的过程中，美圆的贬值和连带发生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威胁日益迫近。
然而，金融危机绝对不会使其始作俑者——金融资本集团从此改弦更张。以美国为首的国际金融资本必然在泡沫经济幻灭时加强对其他国家推行所谓“一体化”，企图为过剩美圆提供从其他国家实物经济吸食利润的条件。这就使得以发展实物经济为主的中国在世界金融危机爆发之中会受到国际金融资本集团不仅是经济方面的严峻挑战。
我们这样分析，是因为西方7国最近针对已经愈演愈烈的金融危机做出的对策调整，不过是我们中国人耳熟能详的“加强监督管理”，理论家们提出的看法也不过是货币政策或财政政策的老一套。至少到现在还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以美国为首的金融资本集团对自身本质问题有能力做深刻反思，也没有给人们展示任何可以使人对其心存幻想的举措。
3、东亚危机的始作俑者是国际金融资本自身
分析这次东亚经济危机的源头，本文的看法可能不同于经典的西方经济学。我们认为：东亚发生的是结构性的经济危机，始作俑者仍然是国际金融资本自身。因为正是美国在战后的日本翻版了美国的制度，又在日本的出口外向型经济发展到对美国出口长期顺差的80年代通过“广场协议”、迫使日本调整汇率。但其结果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日圆币值上升提高了日本转移传统制造业于东亚、和在欧美资本市场上的投资能力。尽管日本这些对欧美的投资大部分失败，但其对东亚的产业转移，却得益于东亚各国本身按照西方制度经验追求工业化，而大获成功。
一方面东亚按照日本“雁阵式”战略，以各国对欧美的出口配额为条件，发展成了日本产品的复制出口基地，这就是所谓“东亚奇迹”。而另一方面，日本则在大量移出传统制造业的同时，必然导致货币资本过剩于实物经济，其追逐投机利润的本质特征也使日本生成了亚洲最大的泡沫经济。这的确是我们身处其中的事实。历史的教训告诉我们，无论世界上任何国家，让金融资本针对自身弊病做本质性转变是不可能的。
三、中国经济的增长分析
有人说，我国开始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并因此促进经济增长，已经延续第20个年头了。于是人们在最近的讨论中常常担忧：中国经济是否会向其他东亚国家那样，只维持了20年左右高增长，就纷纷在经济危机中进入衰退期。我觉得，这种比较的前提似乎并不成立，其实如果以我们这种约10％的年均增长速度做为标准，那么中国从1952年“一五”计划起，已经高速增长了47个年头了。
47年的高增长也并非“奇迹”，因为中国大多数年份是在进行工业化的原始积累，而在原始积累阶段多数国家都是表现为经济高增长的。只是，改革前我们是中央政府进行工业化原始积累，改革后则主要是地方政府进行地方工业化的原始积累。
1、两个增长阶段
资本的原始积累，是任何经济类型的发展中国家进入现代化不可逾越的历史性过程。在改革前27年国家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中，形成了由中央政府各部门直接控制的国有大工业体系。企业的层次级别不同，占有资本及其收益的数量和质量既会明显差别。由此又产生了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条块之间在财产占有及其收益分配上复杂的利益关系。可以认为，在改革前由市及市以上政府及其各部门占有全部资源和城市工业资本和格局，一方面较大影响和限制了县及县以下（包括大批国营工业“空白县”）地方政府占有资产和收益分配的欲望和能力；另一方面，也造成了广大农村和农民大面积的贫困。
八十年代中期开始的财政体制改革，本来是要解决中央财政的“统收统支”与地方政府追求发展之间的矛盾。当时形成了从中央到乡镇各级财政“收支包干、增收分成”的财政体制，一定意义上确立了各级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作为不同经济主体之间较为明确的收益分配关系。然而，财政分级承包制的实行，更进一步刺激了地方政府在现代化的目标导向下，按照中央政府进行原始积累的制度经验，追求本地工业化、城市化的欲望。应该认识到，中国的各级地方政府不仅是政治、行政主体，也是经济主体，有其自身的财产和收益，并且有扩张这种财产收益的明确动机和行为。这是中国经济体制转轨阶段的历史现象。
然而，农村改革和城市民营经济发展已经部分地破除了过去中央政府借以提取原始积累的垄断流通、金融和科层组织体制，各级地方政府客观上已不可能像改革前中央政府那样，直接占有全国的工农业剩余来形成自已的资本积累。其可能做到的，只是占有地方资源向资本转化的增殖收益，用于地方政府追求工业化原始积累的“启动资本”。
进入九十年代以来，随着中央和地方国营企业亏损面的扩大，各级政府财政状况有所恶化；县级企业普遍亏损；据农业部和国家统计局1994年的调查，全国1000家上交利税最高的乡镇企业，资产负债率也已达88.6%，比同期国营企业还要高！在这种局面之下，地方财政亏损面扩大，尤其是落后地区地方财政赤字严重，致使地方政府工业化发展目标更是碍难实现。
通过占用新的资源开辟新的财政来源，尽快完成地方政府资本的原始积累过程，是中央、地方完成财政分权以后，尤其是九十年代以来，各地方政府在继续粗放型增长的重要行为特征。1992年，全国范围内发生的“开发区热”即昭示了地方政府通过农村土地向非农化转移过程中，大量获取土地资本增殖收益，用于地方政府原始积累的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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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战后经济发展与美圆相对过剩
然而，欧洲和日本在战后经济恢复时期依赖美国的美圆投资，不得不听任美圆资本攫取超额利润。但在60-70年代欧洲和日本经济全面增长之后就不再满足于美圆独霸天下。于是有 “布雷顿森林会议”的汇率谈判，乃至欧洲从追求统一市场到追求统一货币。其间，美圆在国际货币总量中的份额逐渐降低到3/5。有鉴于此，过剩的美圆资本只能通过不断发展衍生品交易来保证其对超额利润的渴求。
进入到90年代以来，美国的国民收入中资本收益已占60%以上，完全用于投机的外汇期货交易额与美国实际对外贸易额之比已经达到99：1。美圆绝对过剩已是不争的事实，其币值高估约70%。在1999年欧元启动并在今后逐渐成为与美圆抗衡的资本力量的过程中，美圆的贬值和连带发生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威胁日益迫近。
然而，金融危机绝对不会使其始作俑者——金融资本集团从此改弦更张。以美国为首的国际金融资本必然在泡沫经济幻灭时加强对其他国家推行所谓“一体化”，企图为过剩美圆提供从其他国家实物经济吸食利润的条件。这就使得以发展实物经济为主的中国在世界金融危机爆发之中会受到国际金融资本集团不仅是经济方面的严峻挑战。
我们这样分析，是因为西方7国最近针对已经愈演愈烈的金融危机做出的对策调整，不过是我们中国人耳熟能详的“加强监督管理”，理论家们提出的看法也不过是货币政策或财政政策的老一套。至少到现在还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以美国为首的金融资本集团对自身本质问题有能力做深刻反思，也没有给人们展示任何可以使人对其心存幻想的举措。
3、东亚危机的始作俑者是国际金融资本自身
分析这次东亚经济危机的源头，本文的看法可能不同于经典的西方经济学。我们认为：东亚发生的是结构性的经济危机，始作俑者仍然是国际金融资本自身。因为正是美国在战后的日本翻版了美国的制度，又在日本的出口外向型经济发展到对美国出口长期顺差的80年代通过“广场协议”、迫使日本调整汇率。但其结果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日圆币值上升提高了日本转移传统制造业于东亚、和在欧美资本市场上的投资能力。尽管日本这些对欧美的投资大部分失败，但其对东亚的产业转移，却得益于东亚各国本身按照西方制度经验追求工业化，而大获成功。
一方面东亚按照日本“雁阵式”战略，以各国对欧美的出口配额为条件，发展成了日本产品的复制出口基地，这就是所谓“东亚奇迹”。而另一方面，日本则在大量移出传统制造业的同时，必然导致货币资本过剩于实物经济，其追逐投机利润的本质特征也使日本生成了亚洲最大的泡沫经济。这的确是我们身处其中的事实。历史的教训告诉我们，无论世界上任何国家，让金融资本针对自身弊病做本质性转变是不可能的。
三、中国经济的增长分析
有人说，我国开始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并因此促进经济增长，已经延续第20个年头了。于是人们在最近的讨论中常常担忧：中国经济是否会向其他东亚国家那样，只维持了20年左右高增长，就纷纷在经济危机中进入衰退期。我觉得，这种比较的前提似乎并不成立，其实如果以我们这种约10％的年均增长速度做为标准，那么中国从1952年“一五”计划起，已经高速增长了47个年头了。
47年的高增长也并非“奇迹”，因为中国大多数年份是在进行工业化的原始积累，而在原始积累阶段多数国家都是表现为经济高增长的。只是，改革前我们是中央政府进行工业化原始积累，改革后则主要是地方政府进行地方工业化的原始积累。
1、两个增长阶段
资本的原始积累，是任何经济类型的发展中国家进入现代化不可逾越的历史性过程。在改革前27年国家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中，形成了由中央政府各部门直接控制的国有大工业体系。企业的层次级别不同，占有资本及其收益的数量和质量既会明显差别。由此又产生了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条块之间在财产占有及其收益分配上复杂的利益关系。可以认为，在改革前由市及市以上政府及其各部门占有全部资源和城市工业资本和格局，一方面较大影响和限制了县及县以下（包括大批国营工业“空白县”）地方政府占有资产和收益分配的欲望和能力；另一方面，也造成了广大农村和农民大面积的贫困。
八十年代中期开始的财政体制改革，本来是要解决中央财政的“统收统支”与地方政府追求发展之间的矛盾。当时形成了从中央到乡镇各级财政“收支包干、增收分成”的财政体制，一定意义上确立了各级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作为不同经济主体之间较为明确的收益分配关系。然而，财政分级承包制的实行，更进一步刺激了地方政府在现代化的目标导向下，按照中央政府进行原始积累的制度经验，追求本地工业化、城市化的欲望。应该认识到，中国的各级地方政府不仅是政治、行政主体，也是经济主体，有其自身的财产和收益，并且有扩张这种财产收益的明确动机和行为。这是中国经济体制转轨阶段的历史现象。
然而，农村改革和城市民营经济发展已经部分地破除了过去中央政府借以提取原始积累的垄断流通、金融和科层组织体制，各级地方政府客观上已不可能像改革前中央政府那样，直接占有全国的工农业剩余来形成自已的资本积累。其可能做到的，只是占有地方资源向资本转化的增殖收益，用于地方政府追求工业化原始积累的“启动资本”。
进入九十年代以来，随着中央和地方国营企业亏损面的扩大，各级政府财政状况有所恶化；县级企业普遍亏损；据农业部和国家统计局1994年的调查，全国1000家上交利税最高的乡镇企业，资产负债率也已达88.6%，比同期国营企业还要高！在这种局面之下，地方财政亏损面扩大，尤其是落后地区地方财政赤字严重，致使地方政府工业化发展目标更是碍难实现。
通过占用新的资源开辟新的财政来源，尽快完成地方政府资本的原始积累过程，是中央、地方完成财政分权以后，尤其是九十年代以来，各地方政府在继续粗放型增长的重要行为特征。1992年，全国范围内发生的“开发区热”即昭示了地方政府通过农村土地向非农化转移过程中，大量获取土地资本增殖收益，用于地方政府原始积累的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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