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中国面临的最大课题

产品过剩，进一步激化市场的供求矛盾，甚至导致企业出现大面积的亏损、经济陷入萧条局面。然而投资增长率过低又势必影响景气的回升、居民的就业和收入水平的提高，可能导致消费和投资陷入恶性循环之中。有鉴于此，政府应当提高投资效率，拉动民间投资，引导投资流向有需求前景的地方。在消费方面，要因应居民消费呈台阶式增长的客观规律，摒除消费限制，改善消费环境，引导消费预期，推动消费升级。要在稳步提高居民收入水平的同时，在分配上进行调节，缩小收入差距。我国三分之二左右的居民生活在农村，但受收入水平的制约，这部分居民的消费能力在社会总消费中占的比重尚不足四成，增加农民收入、开拓农村市场，对扩大有效需求意义重大。为此，一是要适应市场需求，加快调整农业生产结构；二是要继续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引导农民从非农产业获取收入；三是要加快农村城市化进程，推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四是要切实减轻农民负担，通过适当的政策给予农业必要的扶持和保护。总之，作为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把经济增长的立足点长期放在扩大国内需求上，是我们应对全球化时代复杂多变的世界局势的最有效措施，而在买方市场条件下，扩大国内需求的重点在于以消费带动投资的增长。当然，至此为止我们讨论的消费还仅限于生活消费本身，这对讨论可持续发展问题来说是远远不够的，还应涉及与此相关的副产品、负效应，并且将话题由生活消费延伸到生产消费领域，因为生产领域在贡献了消费品的同时也消费了大量的能源、消耗着资源并带来了环境污染。着眼于人类的长远发展，从现在起就必须选择那些既有益于人类健康、又不影响资源永续利用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模式。
　　在一个社会中，消费者的数量总会超过生产者的数量，人口学将尚未进入或已经退出生产领域的那部分人口称作从属年龄人口。很显然，这部分人口的比重越大，社会负担水平越高，越是不利于经济的发展和国民福利水平的提高。由于人口增长率降低、死亡率下降、人口预期寿命延长，未来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总的趋势是少儿人口比重降低、老年人口比重上升，以致社会抚养比的变动也主要体现为老年人口负担系数不断提高。中国在20世纪末就进入了老龄化社会，而且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人口老龄化的特点：一是速度快，从成年型结构到老年型结构的转变，西方发达国家大约用了50-100年的时间，而中国完成这一转变仅用了20年的时间；二是呈加速推进之势，2010年后老年人口增加的速度会越来越快；三是达到的水平高，1995-2050年人口年龄中位数中国比世界平均水平从高出2岁会扩大到高出近6岁；四是绝对量大，未来半个世纪中国将一直是世界上老龄人口数量最大的国家；五是城市快于乡村，东部快于西部。总之，中国正面临着一个高收入国家遇到的人口老龄化问题，而其所拥有的资金只及一个中等收入国家，如何配置好资源创造性地建立起适合自身国情的养老保障体系将是一个巨大的难题。何况就连西方发达国家也都在为如何避免退休金制度陷于崩溃而大伤脑筋，为了摆脱财政困难，也是为了改善本国的国际竞争力，以欧洲为主的发达国家、包括拉美国家，上个世纪80年代就掀起了一场全球性的养老金改革风潮，这些国家的经验和教训值得我们借鉴。目前中国正在建立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养老保障模式，但是新体制的顺利推开还有待于政府切实解决转轨资金缺口问题，从而使个人账户名副其实。同时还需要开源节流相结合，真正做到低水平、广覆盖、可持续。“开源”就是要寻求新的筹资渠道不断充实社保基金，还需要以企业和私人养老金计划、家庭养老和老年人自养等多种养老方式作补充；“节流”就是要因应人口预期寿命的不断延长，适当提高职工退休年龄。
　　如果说中国的人口类型转变是用30多年走完了发达国家逾百年的历史的话，中国人口就业结构的转换却严重滞后于产业结构的变动，并表现为人口城乡结构较之产业结构和发展水平相近的国家落后了十几年至几十年之久。近年来的研究表明，按GDP水平衡量，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在人均GDP水平较低时与国际标准模式基本处在同一水平，此后与国际标准模式的走势出现了一定的差距，但差距并不大；若按工业化水平衡量，中国的工业化水平和城市化水平同国际标准模式在工业

化初期也是比较接近的，但是此后随着工业化速度的加快，城市化的走势与国际标准模式出现了较大的背离，即与工业化水平相对应的城市化水平同国际标准模式拉开了越来越大的差距。究其原因，首先是因为中国是在经济发展水平还很低的条件下迅速推进工业化的，工业比重的提高与人均收入水平的上升相分离；其次是因为中国全力推动以重工业为主导的工业化战略，第三产业不发达，而第二产业产值比重的上升并未带来该领域就业比重的同步提高；第三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户籍管理制度和城乡二元结构造成城乡劳动力市场的分割，限制了人口由农村向城市的流动。产业结构、就业结构、人口城乡结构之间，就业结构是个中介环节。就业结构随着产业结构发生变化，人口城乡分布就比较合理；就业结构不能随着产业结构的变动而变动，人口的城乡分布就会陷于一种失衡的状态。在中国，城市化滞后是以重工业为主导的工业化战略导致就业结构发生扭曲的必然结果，反过来，它也会通过以下途径作用于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使这个发展中的社会由二元结构向一元结构转化异常困难，并直接影响到该经济的可持续能力：一方面，第一产业会因冗员过多而劳动生产率得不到提高，进而农民受比较利益低下的制约收入增长困难，农村市场贡献的能力也会因此而降低，而且农村社区的生态环境还会在日益增大的人口压力的作用下不断恶化；另一方面，第三产业因缺乏载体而长期得不到发展，直接影响全社会的现代化水平和信息化水平。城市发展是社会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在正常情况下，城市化水平的不断提高是经济发展特别是工业化推进的必然结果。但以往中国的工业化进程是以资金密集型的重工业为主导，因而工业化推动城市化的国际经验在中国并没有得到有力印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明显加快，一方面是由于产业结构趋向合理，劳动密集型产业获得了迅速的发展；另一方面是由于已经进入工业化中期的城市化加速推进阶段，预计这一趋势会一直保持到本世纪中叶。目前一个有争议的话题是我国的城市化究竟是应该走以大城市为主导的路子，还是走以中小城市为主导的路子。力主以大城市为主导的观点强调城市的规模效益、集聚效应和我国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相反的主张则强调城市化的成本和所谓“大城市病”。事实上城市规模的扩张很少是人为选择的结果，各种规模的城市都有其存在和发展的理由。从中国人多地少、城市化水平低、转移农村剩余人口的任务特别重的现实出发，有必要在积极发展大中城市的同时，合理规划小城镇，力争形成一个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完善的集约化的全国城镇体系。
　　城市化是改善人力资本的一条重要途径。我们即将进入知识经济时代。从人口与经济的关系上说，传统的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时代关注的重点是人口的数量和结构，知识经济时代关注的重点将转向人口的质量，可以说，未来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将取决于这个国家的劳动生产率和科技创新能力，而后者又完全是由该国的人力资本条件所决定的。中国虽然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但中国的劳动力素质与先进国家相比还有较大的差距，严重制约了增长方式的转换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中国至今仍有8500万文盲人口，这个数字相当于一个中等国家的人口规模；每年仍有100多万适龄儿童不能够入学，中等教育入学率略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但远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高等教育入学率不及世界平均水平的1/3，人口预期受教育年限平均只有10.4年，农村不到7年；拥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劳动者只占不到4%（1997年），企业职工的技术等级相对较低，而且知识面窄、技术单一，用人不当、浪费人才的现象也普遍存在，劳动者工作积极性普遍不高；农村的形势更为严峻，农业比较效益越低越是向外排挤那些素质相对较高的劳动者。大量的经验证明人口文化程度具有生产率效应，劳动者文化程度高，其劳动技能就强，对新技术的反应也就更加敏感；而且文化水平的高低还直接影响到劳动者获取信息、处理信息从而走向成功的能力。中国人口素质低下不但影响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经济增长的质量，而且还制约着国民科学素养的改善、科技人才的数量进而科技创新能力的提高：中国公众具备基本科学素养的比例只有1.4%，与发达国家相比存在巨大鸿沟；中国科技人才奇货可居，而且像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就是这有限的人才资源也面临着向发达国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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