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美国制造业体系”和“劳动力稀缺论”的讨论
logy），依萨卡1991版，第249页。）。
不过，这些技术史学家的研究证实，美国制造业的零件互换在当时基本上限于政府枪械生产，并没有扩散到其他部门。原因很简单：那时实现零件互换和机器生产的成本太高。联邦政府请诺斯等私人承包商进行这类生产时要给高额预付款，并要准备他们有延误交货甚至要求增发预付款的可能。霍尔后来之所以被安排为内部承包人，就是因为政府也觉得开支太大了，他为政府制造的样品枪每支成本曾高达200美元（注：宏萧：《从美国体系到大规模生产》，第40页。），这在当时简直叫人难以想象。然而，联邦政府不仅为这种高成本生产提供了启动资本，保证市场需求，而且在技术上也有具体要求。可以说，美国制造业标准零件生产的研究开发，是在联邦政府和军方一手支持下完成的。因此，有学者说这是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总统警告的“军事—工业复合体”的开端之作（注：杰雷米·阿塔克和彼德·帕瑟尔：《美国历史的新经济观》（Jeremy Atack and Peter Passell，A New Economic Viewr of American History），纽约1994年版，第201-202页。）。
不难想象，面向私人商品市场的厂家对于这种标准零件生产的高成本自然颇有顾虑，因为他们的目标和联邦政府不一样，不是为了什么零件互换的技术标准和军事理性主义的理念，而是为了利润，成本低和产量高才是他们的要求。结果，同样是制造枪械的柯尔特兵工厂，虽然采用机器进行大批量生产，却没有做到零件互换，因为它主要面向私人市场。伊莱·特里的木钟和铜钟的制造也是如此。辛格缝纫机公司和麦考密克收割机公司的成功，过去一直被历史学家归因于它们先进的生产技术。可是技术史学家们现在发现，这两个公司的优势直至内战以后很长一个时期都不在技术方面，而在销售战略。甚至于当他们在19世纪80年代真正着手零件标准化时，其进展也相当缓慢。显然，所谓“美国制造业体系”的技术扩散在内战前并未能一蹴而就。它真正形成大规模流水线生产，是经自行车制造业的技术过渡之后，在1913年的福特汽车公司才实现的。历史学家艾伦·涅文斯称福特的流水线是“使世界运转的杠杆”（注：宏萧：《从美国体系到大规模生产》，第46-61、5-10页。）。不过，这是水晶宫展览会举办半个世纪以后的事了。
二
伦敦水晶宫展览会引发的另一场争议，就是经济史学家之间有关“劳动力稀缺论”的讨论。受“美国制造业体系”一说的影响，很多学者一度认为，1851年的水晶宫展览会证明美国制造业在机器生产方面已超过英国，用经济学术语来说就是资本密度高于英国。那么原因何在呢？有些学者在回答这个问题时提出了“劳动力稀缺论”的解释，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厄温·罗斯巴思和H.J.哈巴库的论证。他们认为，美国土地多，劳动力少，结果农业部门实际工资上升，拉高了制造业的劳动力成本，于是美国制造业乃以资本来代替稀缺的劳工，从而在资本密度和增长速度上超过了英国（注：厄温·罗斯巴思：《美国工业比英国工业效率高的原因》（Erwin Rothbarth，“Causes of the Superior Efficiency of U.S.A.Industry Compared with Brithsh
Industry”），《经济杂志》（Economic Journal）第56卷，1946年，第383-390页；H.J.哈巴库：《19世纪美国和英国的技术：寻求节省劳动力的发明》（H.J.Habakkuk，American and British Technology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The Search for Labour-Saving Inventions），剑桥1962年版。）。
1966年，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史学家彼德·特闵对“劳动力稀缺论”首先提出挑战。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如果劳动力成本高要用资本来代替，资本则应便宜，即美国的利率应比英国低，可是事实正好相反，美国当时的利率比英国高。因此，特闵认为，美国应是资本稀缺而不仅仅是劳动力稀缺，如果说劳动力贵，资本更贵。这就是说，美国制造业的资本密度按理应比英国低（注：彼德·特闵：《劳动力稀缺和19世纪50年代美国的工业效率问题》（Peter Temin，“Labor Scarcity and the Problem of American Industrial Efficiency in the 1850s”），《经济史杂志》第26卷，1966年，第277-298页。）。特闵的观点在学术界引起了震动，争论也随之而来。罗伯特·佛格尔企图在科博—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基础上重新证明劳动力稀缺论，但他对这个函数条件的限定被批评为没有根据。劳伦斯·塞默思和理查德·克拉克想从农产品需求弹性和资本流动上推翻特闵对劳动力稀缺论的挑战，但他们却要证明一个令人怀疑其可靠性的条件：美国的实际利率
倒是亚历山大·詹姆士·菲尔德在20世纪80年代写的两篇文章，对特闵的观点作出了比较令人信服的佐证和进一步阐述（注：亚历山大·詹姆士·菲尔德：《土地充裕、利息/利润比率和19世纪美英两国的技术》（Alexander James Field，“Land Abundance，Interest/Profit Rates，and Nineteenth-Century American British Technology”），《经济史杂志》第43卷，1983年，第405-431页；《论机器之不重要》（“On the Unimportance of Machonery”），《经济史探讨》（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n
本文链接地址：http://www.oyaya.net/fanwen/view/158557.html
不过，这些技术史学家的研究证实，美国制造业的零件互换在当时基本上限于政府枪械生产，并没有扩散到其他部门。原因很简单：那时实现零件互换和机器生产的成本太高。联邦政府请诺斯等私人承包商进行这类生产时要给高额预付款，并要准备他们有延误交货甚至要求增发预付款的可能。霍尔后来之所以被安排为内部承包人，就是因为政府也觉得开支太大了，他为政府制造的样品枪每支成本曾高达200美元（注：宏萧：《从美国体系到大规模生产》，第40页。），这在当时简直叫人难以想象。然而，联邦政府不仅为这种高成本生产提供了启动资本，保证市场需求，而且在技术上也有具体要求。可以说，美国制造业标准零件生产的研究开发，是在联邦政府和军方一手支持下完成的。因此，有学者说这是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总统警告的“军事—工业复合体”的开端之作（注：杰雷米·阿塔克和彼德·帕瑟尔：《美国历史的新经济观》（Jeremy Atack and Peter Passell，A New Economic Viewr of American History），纽约1994年版，第201-202页。）。
不难想象，面向私人商品市场的厂家对于这种标准零件生产的高成本自然颇有顾虑，因为他们的目标和联邦政府不一样，不是为了什么零件互换的技术标准和军事理性主义的理念，而是为了利润，成本低和产量高才是他们的要求。结果，同样是制造枪械的柯尔特兵工厂，虽然采用机器进行大批量生产，却没有做到零件互换，因为它主要面向私人市场。伊莱·特里的木钟和铜钟的制造也是如此。辛格缝纫机公司和麦考密克收割机公司的成功，过去一直被历史学家归因于它们先进的生产技术。可是技术史学家们现在发现，这两个公司的优势直至内战以后很长一个时期都不在技术方面，而在销售战略。甚至于当他们在19世纪80年代真正着手零件标准化时，其进展也相当缓慢。显然，所谓“美国制造业体系”的技术扩散在内战前并未能一蹴而就。它真正形成大规模流水线生产，是经自行车制造业的技术过渡之后，在1913年的福特汽车公司才实现的。历史学家艾伦·涅文斯称福特的流水线是“使世界运转的杠杆”（注：宏萧：《从美国体系到大规模生产》，第46-61、5-10页。）。不过，这是水晶宫展览会举办半个世纪以后的事了。
二
伦敦水晶宫展览会引发的另一场争议，就是经济史学家之间有关“劳动力稀缺论”的讨论。受“美国制造业体系”一说的影响，很多学者一度认为，1851年的水晶宫展览会证明美国制造业在机器生产方面已超过英国，用经济学术语来说就是资本密度高于英国。那么原因何在呢？有些学者在回答这个问题时提出了“劳动力稀缺论”的解释，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厄温·罗斯巴思和H.J.哈巴库的论证。他们认为，美国土地多，劳动力少，结果农业部门实际工资上升，拉高了制造业的劳动力成本，于是美国制造业乃以资本来代替稀缺的劳工，从而在资本密度和增长速度上超过了英国（注：厄温·罗斯巴思：《美国工业比英国工业效率高的原因》（Erwin Rothbarth，“Causes of the Superior Efficiency of U.S.A.Industry Compared with Brithsh
Industry”），《经济杂志》（Economic Journal）第56卷，1946年，第383-390页；H.J.哈巴库：《19世纪美国和英国的技术：寻求节省劳动力的发明》（H.J.Habakkuk，American and British Technology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The Search for Labour-Saving Inventions），剑桥1962年版。）。
1966年，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史学家彼德·特闵对“劳动力稀缺论”首先提出挑战。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如果劳动力成本高要用资本来代替，资本则应便宜，即美国的利率应比英国低，可是事实正好相反，美国当时的利率比英国高。因此，特闵认为，美国应是资本稀缺而不仅仅是劳动力稀缺，如果说劳动力贵，资本更贵。这就是说，美国制造业的资本密度按理应比英国低（注：彼德·特闵：《劳动力稀缺和19世纪50年代美国的工业效率问题》（Peter Temin，“Labor Scarcity and the Problem of American Industrial Efficiency in the 1850s”），《经济史杂志》第26卷，1966年，第277-298页。）。特闵的观点在学术界引起了震动，争论也随之而来。罗伯特·佛格尔企图在科博—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基础上重新证明劳动力稀缺论，但他对这个函数条件的限定被批评为没有根据。劳伦斯·塞默思和理查德·克拉克想从农产品需求弹性和资本流动上推翻特闵对劳动力稀缺论的挑战，但他们却要证明一个令人怀疑其可靠性的条件：美国的实际利率
低于英国（注：罗伯特·W.佛格尔：《经济史上的界定问题》（Robert W.Fogel，“The Speeification Problem in Economic History”），《经济史杂志》第27卷，1967年，第283-308页；劳伦斯·塞默思和理查德·克拉克：《再议劳动力稀缺论之争》（Lawrence Summers and Richard Clarke，“The Labor Scarcity Controversy Reconsidered”），《经济杂志》第90卷，1980年，第129-139页。）。
倒是亚历山大·詹姆士·菲尔德在20世纪80年代写的两篇文章，对特闵的观点作出了比较令人信服的佐证和进一步阐述（注：亚历山大·詹姆士·菲尔德：《土地充裕、利息/利润比率和19世纪美英两国的技术》（Alexander James Field，“Land Abundance，Interest/Profit Rates，and Nineteenth-Century American British Technology”），《经济史杂志》第43卷，1983年，第405-431页；《论机器之不重要》（“On the Unimportance of Machonery”），《经济史探讨》（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n
★读了本文的人也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