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美国制造业体系”和“劳动力稀缺论”的讨论
一致的，其中包括对内战前美国经济增长速度的重新估算，对早期工厂制和工业化的重新认识，特别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道格拉斯·诺思对于工业革命的重新解释。可以说，关于“美国制造业体系”和“劳动力稀缺论”的研究有助于增进我们对这些极其重要的学术进展的认识。
1967年以前，美国学术界对19世纪上半叶的美国经济发展有多种不同的看法，但大都认为曾出现过转折性增长，即增长率突然加速。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当然是沃尔特·罗斯托的“起飞论”。他认为，19世纪40年代初铁路建设在其他部门创造的需求以及为其他部门提供的服务，成了推动美国经济迅速起飞的发动机。可是，保罗·A.戴维后来对人均实际产值所作的估算显示，19世纪30年代和19世纪40年代的平均年增长率并未出现转折性突然加速，这一点从以下的图表中看得非常清楚：
1800-1860年实际产出增长的估算（注：阿塔克和帕瑟尔：《美国历史的新经济观》，第8-12页。）
附图
现在，经济史学家一般都认为，罗斯托的“起飞论”不适用于19世纪上半叶的美国。相当一部分学者倒是赞成亚当·斯密对早期工业增长根源和过程的分析。在他们看来，生产率和收入方面的进步可以在没有重大技术变革或有形资本变化的情况下取得。这就是说，环境的变化，尤其是市场的扩大，会导致生产因素、厂家和地区在生产上的专业化，从而使经济组织发生变化，进而通过资源的合理配置、充分利用及规模经济来提高生产率。这样的生产率增长是比较平衡的，不是罗斯托突然起飞的模式（注：斯坦利·L.英格曼和肯尼思·L.索科洛夫：《技术和工业化，1790-1914年》（Stanley L.Engerman and Kenneth L.Sokoloff，“Technology and Industrialization，1790-1914”），载于斯坦利·L.英格曼和罗伯特·E.戈尔曼主编：《剑桥美国经济史》（Stanley L.Engerman and Robert E.Gallman，eds.，Th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第2卷，剑桥2000年版，第368-369页。）。
美国学术界不仅有人否认内战前的所谓经济起飞，而且对这个时期工业化发展程度是否如过去估计的那样高也有人表示怀疑。乔纳森·普鲁德认为，人们长期以来一提到早期工业化过程中的工厂，脑子里出现的就是高大的厂房、大量的工人、水轮、烟囱和机器。其实，当时人说的“工厂”在词义上并不一定和大规模机械化生产相联系，而是包括多种生产组织，从新英格兰洛威尔的大棉纺厂到东北部乡村地区的作坊，还有费城一带直至南部的制造业小工场。普鲁德和前面所说的经济史学家们一样，认为早期工业化最重要的特点不是机器，而是劳动分工的增加。劳动分工既可以由集中化生产的大工厂来完成，也可以由外包制或小工场的分散化生产来完成，或者把二者结合起来。例如，北部棉纺工业有些厂商就是用工厂生产棉纱，而把织布外包给手工织布者，其中包括农村妇女（注：乔纳森·普鲁德：《美国革命后的资本主义、工业化和工厂》（Jonathan Prude，“Capitalism，Industrialization，and the Factory in Post-revolutionary
对工业化发展程度的这种保留态度，还导致对“新劳工史学”有关工匠研究的反思。自从艾伦·道利的《阶级和社区：林恩的工业革命》在1976年问世以来，很多新劳工史学家们都热衷于研究工匠作为工业化进程的牺牲品是如何沦落或者说无产阶级化的。他们看到的是小工场的衰败，听到的是这些工匠的抗议之声，感觉到的是所谓共和主义的脉搏，而在这一切的后面当然是工业化的巨轮。可是，现在有学者认为，这样的描绘并不能反映内战前美国工业化的全貌。理查德·斯达特指出，大谈工匠沦落和工场衰败的新劳工史学家的目光集中在城市地区，可是内战前城市工匠不到总人口的5%，大部分工匠生活在乡村地区。对于乡村工匠的情况，劳工史学家知之甚少。就是对于城市工匠，他们的研究也有很大局限性。诚然，在劳工史学家研究最多的制鞋业，工厂制的出现给工匠造成了灾难性影响，可是大部分手艺行业的情况并没有这么糟，有些还相当好。例如，建筑业就未受影响，泥水匠直到19世纪末都很吃香。经济学家迈可·J.皮奥尔把制造业分为两类部门：标准产品部门要求有大规模机器生产，特殊产品部门则要求有高技能工匠。另外，每一个部门都会有非标准化的需求，不能靠大规模机器生产来满足，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棉纺业。新英格兰的大棉纺厂靠机器生产大量供应市场的标准棉布，可费城的小棉纺厂则靠高技能工匠生产各种因季节而变化的产品。纽约的印刷业亦复如此，既有以蒸汽作动力的高速旋转印刷机大批量印刷报纸书籍的大厂，也有靠脚踩印刷机和技工小批量生产顾客订货的小厂。1860年统计数据显示，当时美国制造业厂家平均雇员人数只有9.3个，甚至在大棉纺厂集中的新英格兰也只有19个。因此，斯达特估计，工匠在工业化过程中要么在需要高技能工人的小厂家谋生，要么在大工厂当工头或技师，真正沦为普通机器操作工的应该很少。这就是说，工业化对于工匠地位的下降是否真的产生了那种催枯拉朽的破坏作用，是有待于进一步探讨的（注：理查德·斯达特：《工匠和资本主义的发展》（Richard Stott，“Artisans and Capitalist Development”），载保罗·A.吉尔杰编：《独立的回报：美利坚共和国早期的资本主义》，第101-107页。）。
与这些经济史学家和劳工史学家的再探讨相比，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思对工业革命的再解释把我们引向了更为广阔的视野。当然，诺思关心的不仅是美国，而且是整个西方的工业革命。他在《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化》一书中指出，“工业革命”这个说法是在阿诺德·汤因比于1880-1881年的系列讲座中使用后才广为人知的。工业革命时代的几位有真知灼见的经济学家，从亚当·斯密到大卫·李嘉图和托马斯·马尔萨斯，直至卡尔·马克思，好象都没有提到这场革命。在诺思看来，“我们称之为工业革命的这个时期并不是像我们有时所相信的那样是不同于过去的激变。相反……它是以前一系列事件的渐进的积累”。人口增长在工业革命开始的18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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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以前，美国学术界对19世纪上半叶的美国经济发展有多种不同的看法，但大都认为曾出现过转折性增长，即增长率突然加速。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当然是沃尔特·罗斯托的“起飞论”。他认为，19世纪40年代初铁路建设在其他部门创造的需求以及为其他部门提供的服务，成了推动美国经济迅速起飞的发动机。可是，保罗·A.戴维后来对人均实际产值所作的估算显示，19世纪30年代和19世纪40年代的平均年增长率并未出现转折性突然加速，这一点从以下的图表中看得非常清楚：
1800-1860年实际产出增长的估算（注：阿塔克和帕瑟尔：《美国历史的新经济观》，第8-12页。）
附图
现在，经济史学家一般都认为，罗斯托的“起飞论”不适用于19世纪上半叶的美国。相当一部分学者倒是赞成亚当·斯密对早期工业增长根源和过程的分析。在他们看来，生产率和收入方面的进步可以在没有重大技术变革或有形资本变化的情况下取得。这就是说，环境的变化，尤其是市场的扩大，会导致生产因素、厂家和地区在生产上的专业化，从而使经济组织发生变化，进而通过资源的合理配置、充分利用及规模经济来提高生产率。这样的生产率增长是比较平衡的，不是罗斯托突然起飞的模式（注：斯坦利·L.英格曼和肯尼思·L.索科洛夫：《技术和工业化，1790-1914年》（Stanley L.Engerman and Kenneth L.Sokoloff，“Technology and Industrialization，1790-1914”），载于斯坦利·L.英格曼和罗伯特·E.戈尔曼主编：《剑桥美国经济史》（Stanley L.Engerman and Robert E.Gallman，eds.，Th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第2卷，剑桥2000年版，第368-369页。）。
美国学术界不仅有人否认内战前的所谓经济起飞，而且对这个时期工业化发展程度是否如过去估计的那样高也有人表示怀疑。乔纳森·普鲁德认为，人们长期以来一提到早期工业化过程中的工厂，脑子里出现的就是高大的厂房、大量的工人、水轮、烟囱和机器。其实，当时人说的“工厂”在词义上并不一定和大规模机械化生产相联系，而是包括多种生产组织，从新英格兰洛威尔的大棉纺厂到东北部乡村地区的作坊，还有费城一带直至南部的制造业小工场。普鲁德和前面所说的经济史学家们一样，认为早期工业化最重要的特点不是机器，而是劳动分工的增加。劳动分工既可以由集中化生产的大工厂来完成，也可以由外包制或小工场的分散化生产来完成，或者把二者结合起来。例如，北部棉纺工业有些厂商就是用工厂生产棉纱，而把织布外包给手工织布者，其中包括农村妇女（注：乔纳森·普鲁德：《美国革命后的资本主义、工业化和工厂》（Jonathan Prude，“Capitalism，Industrialization，and the Factory in Post-revolutionary
; America”），载于保罗·A.吉尔杰编：《独立的回报：美利坚共和国早期的资本主义》（Paul A.Gilje，ed.， Wages of Independence: Capitalism in the Early American Republic），威斯康辛州麦迪逊1997年版，第81-88页。）。罗伯特·A.马戈在最新出版的《剑桥美国经济史》中也指出：“事实上，大部分制造业工人在1860年仍然是在没有机器设备的小型工场工作。在很多历史学家看来，这些工场不能说是现代意义上的工厂。”（注：罗伯特·A.马戈：《19世纪的劳动力大军》（Robert A.Margo，“The Labor Force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剑桥美国经济史》第2卷，第234页。）
对工业化发展程度的这种保留态度，还导致对“新劳工史学”有关工匠研究的反思。自从艾伦·道利的《阶级和社区：林恩的工业革命》在1976年问世以来，很多新劳工史学家们都热衷于研究工匠作为工业化进程的牺牲品是如何沦落或者说无产阶级化的。他们看到的是小工场的衰败，听到的是这些工匠的抗议之声，感觉到的是所谓共和主义的脉搏，而在这一切的后面当然是工业化的巨轮。可是，现在有学者认为，这样的描绘并不能反映内战前美国工业化的全貌。理查德·斯达特指出，大谈工匠沦落和工场衰败的新劳工史学家的目光集中在城市地区，可是内战前城市工匠不到总人口的5%，大部分工匠生活在乡村地区。对于乡村工匠的情况，劳工史学家知之甚少。就是对于城市工匠，他们的研究也有很大局限性。诚然，在劳工史学家研究最多的制鞋业，工厂制的出现给工匠造成了灾难性影响，可是大部分手艺行业的情况并没有这么糟，有些还相当好。例如，建筑业就未受影响，泥水匠直到19世纪末都很吃香。经济学家迈可·J.皮奥尔把制造业分为两类部门：标准产品部门要求有大规模机器生产，特殊产品部门则要求有高技能工匠。另外，每一个部门都会有非标准化的需求，不能靠大规模机器生产来满足，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棉纺业。新英格兰的大棉纺厂靠机器生产大量供应市场的标准棉布，可费城的小棉纺厂则靠高技能工匠生产各种因季节而变化的产品。纽约的印刷业亦复如此，既有以蒸汽作动力的高速旋转印刷机大批量印刷报纸书籍的大厂，也有靠脚踩印刷机和技工小批量生产顾客订货的小厂。1860年统计数据显示，当时美国制造业厂家平均雇员人数只有9.3个，甚至在大棉纺厂集中的新英格兰也只有19个。因此，斯达特估计，工匠在工业化过程中要么在需要高技能工人的小厂家谋生，要么在大工厂当工头或技师，真正沦为普通机器操作工的应该很少。这就是说，工业化对于工匠地位的下降是否真的产生了那种催枯拉朽的破坏作用，是有待于进一步探讨的（注：理查德·斯达特：《工匠和资本主义的发展》（Richard Stott，“Artisans and Capitalist Development”），载保罗·A.吉尔杰编：《独立的回报：美利坚共和国早期的资本主义》，第101-107页。）。
与这些经济史学家和劳工史学家的再探讨相比，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思对工业革命的再解释把我们引向了更为广阔的视野。当然，诺思关心的不仅是美国，而且是整个西方的工业革命。他在《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化》一书中指出，“工业革命”这个说法是在阿诺德·汤因比于1880-1881年的系列讲座中使用后才广为人知的。工业革命时代的几位有真知灼见的经济学家，从亚当·斯密到大卫·李嘉图和托马斯·马尔萨斯，直至卡尔·马克思，好象都没有提到这场革命。在诺思看来，“我们称之为工业革命的这个时期并不是像我们有时所相信的那样是不同于过去的激变。相反……它是以前一系列事件的渐进的积累”。人口增长在工业革命开始的18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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