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美国制造业体系”和“劳动力稀缺论”的讨论
之前就已发生，大城市在工业小镇崛起之时早已有之，英国人的收入在亚当·斯密还未出世时就在增加，詹姆士·瓦特的蒸汽机只是在纽克门蒸汽发动机基础上进行改良的结果（注：道格拉斯·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和变化》（Douglass C.North，Structure and Change in Economic History），纽约1981年版第160-162页。）。
诺思认为，过去研究工业革命的历史学家们过于强调技术变革是这个时期的主要动力，其实，工业革命是因为市场扩大开始的。市场扩大导致生产专业化与劳动分工，增加了交易成本（transaction cost）。为了降低交易成本，组织变化才随之而来，于是我们看到了从手工生产到外包制再到工厂制的演变。在这个过程中，创新发明的成本大大降低了，发明者的产权也有了更好的法律界定，加之市场扩大的影响，创新的回报率乃得以提高。工业革命中发生的这一切，为技术方面的真正革命——19世纪下半叶开始的“第二次经济革命”——铺平了道路。第二次经济革命中的组织变化和技术变革做到了工业革命所没有做到的事，那就是把科学与技术结合在一起，真正形成了新知识的弹性供给曲线，从而使社会的生产潜力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诺思把人类进入农耕社会和古代文明的兴起看作是第一次经济革命，把过去100多年的变化视为第二次经济革命，他认为只有这两次经济革命才使新知识的供给曲线发生了转折性变化，而不是像工业革命那样仅仅是一种创新的累积。诺思强调说，这种社会生产潜能之所以能实现，是因为产权的重新调整使发明创新的私人回报率接近了社会回报率。因此，知识和技术虽然为人类福利设定了上限，但并不能决定人类在这个范围内能有多大的成功。政治和经济组织这些调整产权的结构，才决定了经济的表现，也决定了知识和技术的增长速度（注：道格拉斯·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和变化》，第167-169、171-172页。）。
诺思有关经济史的这番宏论当然还有待探讨。不过，前述经济史学家、技术史学家和劳工史学家从不同角度对内战前美国经济发展和工业化的再思考，倒是殊途同归地证明：诺思关于工业革命不是那么革命的论点，发人深省。诚然，谁都不会否认内战前美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包括技术方面的进步，但是如果过分强调工业革命以技术为动力，那就有可能在很多方面夸大它所带来的变化。诸如我们在有关美国制造业体系、资本密度、经济起飞论、工厂制大规模机器生产和工匠地位等一系列问题的讨论中所看到的偏差就会发生。事实上，内战前美国的经济增长仍然是以投入数量增长（extensive growth）为主，投入效率增长（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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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美国制造业体系”和“劳动力稀缺论”的讨论(第5页)，不仅有助于我们对内战前的美国经济和工业化过程加深认识，而且可以使我们对19世纪美国工业的特点和优势有比较清楚的了解。由于美国利率高，资本稀缺，劳动力少，但土地和自然资源相当丰富，结果美国工业与英国相比自然形成了自己的特点。当时人们对此就有很多观感。后来美国学者就制造业体系和劳动力稀缺展开的讨论，则对这些特点和优势作了进一步的归纳。
首先，美国由于资本短缺在固定资本投资上难以着眼于长期耐用，而是追求短期效果，加速折旧。H.J.哈巴库曾经指出，一个罗德艾兰纺织厂在1813年才建成，到1827年就全部拆了重建。英国纺织厂则不到破产恐怕是很少会被拆掉重来的。美国财政部长在1832年报告说，大部分纺织厂的顶楼和外屋里堆满了被拆卸的废旧机器。托克维尔也曾提到，美国人认为他们的汽船用不久是因为他们造船时就没有足够的资本。英国铁路建筑商爱德华·华特金在1851年访美后写道：“美国铁路的成本被降了下来，是由于一点点资本要修很长的路。这样就失去了我们的铁路所具有的长久耐用性的很多要素。”炼铁业也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美国人为了使炼铁炉多出铁快出铁，把汽压提高到每平方英寸9磅，英国炼铁炉的汽压只有每平方英寸5磅。这种“拼命干”的炼铁方式把产量提高了50%，但是把炼铁炉的寿命却减少了80%。当英国人批评这种做法时，美国炼铁业者的回答是：对于他们的炼铁炉来说，“时间虽短，生命美满”。这不仅是美国人的幽默，也是美国工业当时特点的真实写照（注：菲尔德：《土地充裕、利息/利润比率和19世纪美英两国的技术》，第410-412页。）。
其次，在美国这个资本短缺利息高的国家，人们总是想尽量减少库存或尚在生产过程中的产品每年的利息成本。这就是说要减少产品从原料到加工直至出厂到最终消费者手中的时间，标准化的大规模生产后来便成了实现这一目标的途径之一。企业史权威学者艾尔弗雷德·D.钱德勒在论述19世纪后期崛起的现代大企业的大规模生产时，就非常强调所谓“流量产出”（throughput）的速度。在他看来，以等级分明的管理人员的组织协调为特点的管理革命是实现这种大规模高速生产的重要保证。到世纪之交时，弗利德里克·泰勒的科学管理同样也是为了加快生产速度，不过不是在企业组织上做文章，而是对工人生产时的动作和所需时间作研究，想最大限度地利用工人的体能。毫不奇怪，泰勒的科学管理在美国的影响比在英国要大得多（注：宏萧：《从美国体系到大规模生产》，第414-416页。）。
第三，美国人在资本投入和生产时间上精打细算，在原料的使用上却可以为了提高生产速度而不惜“浪费”。因为美国在生产因素上最占优势的就是自然资源，这是英国和很多别的国家都没法与美国相比的地方。美国木材制造业使用的圆锯速度快，但是由于叶片厚，齿间距离大，把大量木料都变成了锯木屑，这在英国是不能容忍的。一位在19世纪70年代初访美的英国人曾这样评论说：“美国的木材制造从木料到成品都是以浪费为特点。这种浪费完全可以说是犯罪。”（注：卢森堡：《技术与美国的经济增长》，第28页。）所以，正如亚历山大·詹姆士·菲尔德所指出的一样，西奥多·罗斯福在19世纪末开始宣传的自然保护观对于当时的美国人来说确实是一种新思想（注：菲尔德：《土地充裕、利息/利润比率和19世纪美英两国的技术》，第416页。）。
内战以后半个世纪的时间里，美国的工业发展终于在全世界处于领先地位。据保罗·贝洛奇研究，美国在全世界制造业产值中所占比重是在1880-1900年之间超过英国的。它的人均工业产值在1880年时排名世界第4，1900年以后跃居世界第一。当机器制造的鞋和机床等美国产品在19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涌入英国与欧亚大陆后，欧洲人发出了“美国入侵”的惊呼。显然，对于道格拉斯·诺思来说，美国工业在世纪之交的崛起是他所说的“第二次经济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他认为，以国家和产权为核心的结构性调整，还有科学与技术的紧密结合，是生产潜能的实现发生根本性变化的原因。艾尔弗雷德·D.钱德勒有关现代大企业和管理资本主义的学说，为我们解释美国工业的飞跃提供了另一个视角。奥格斯·麦迪逊在分析美国经济的世界领先地位时，则把它和技术紧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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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思认为，过去研究工业革命的历史学家们过于强调技术变革是这个时期的主要动力，其实，工业革命是因为市场扩大开始的。市场扩大导致生产专业化与劳动分工，增加了交易成本（transaction cost）。为了降低交易成本，组织变化才随之而来，于是我们看到了从手工生产到外包制再到工厂制的演变。在这个过程中，创新发明的成本大大降低了，发明者的产权也有了更好的法律界定，加之市场扩大的影响，创新的回报率乃得以提高。工业革命中发生的这一切，为技术方面的真正革命——19世纪下半叶开始的“第二次经济革命”——铺平了道路。第二次经济革命中的组织变化和技术变革做到了工业革命所没有做到的事，那就是把科学与技术结合在一起，真正形成了新知识的弹性供给曲线，从而使社会的生产潜力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诺思把人类进入农耕社会和古代文明的兴起看作是第一次经济革命，把过去100多年的变化视为第二次经济革命，他认为只有这两次经济革命才使新知识的供给曲线发生了转折性变化，而不是像工业革命那样仅仅是一种创新的累积。诺思强调说，这种社会生产潜能之所以能实现，是因为产权的重新调整使发明创新的私人回报率接近了社会回报率。因此，知识和技术虽然为人类福利设定了上限，但并不能决定人类在这个范围内能有多大的成功。政治和经济组织这些调整产权的结构，才决定了经济的表现，也决定了知识和技术的增长速度（注：道格拉斯·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和变化》，第167-169、171-172页。）。
诺思有关经济史的这番宏论当然还有待探讨。不过，前述经济史学家、技术史学家和劳工史学家从不同角度对内战前美国经济发展和工业化的再思考，倒是殊途同归地证明：诺思关于工业革命不是那么革命的论点，发人深省。诚然，谁都不会否认内战前美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包括技术方面的进步，但是如果过分强调工业革命以技术为动力，那就有可能在很多方面夸大它所带来的变化。诸如我们在有关美国制造业体系、资本密度、经济起飞论、工厂制大规模机器生产和工匠地位等一系列问题的讨论中所看到的偏差就会发生。事实上，内战前美国的经济增长仍然是以投入数量增长（extensive growth）为主，投入效率增长（i
ntensive growth）为辅（注：“extensive growth”是指因投入数量增加而导致的产出增长，单位投入的产出并未增加。“intensive growth”是指因投入效率的提高而导致的产出增长，单位投入的产出增加。）。据有些学者统计，1840-1860年美国全国净生产总值的增长只有15%系生产效率提高所致。到1870-1930年，这个比例上升到27%， 1940-1990年则高达45%（注：阿塔克和帕瑟尔：《美国历史的新经济观》，第19页，表1.5。）。所以，从技术和效率角度来讲，工业革命确实还不是那么“革命”。诺思在这里不仅告诫我们不要过于偏重技术因素的分析，而且提醒我们国家和产权的重要。应该说，内战前美国政治和经济组织的结构调整，特别是美国宪法和私法在刺激创新、发明、开发方面日趋突出的作用，才是决定美国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正是由于这方面的重要进展，加上工业革命的技术累积效应，第二次经济革命才成为可能，而且在最大限度发挥生产潜能方面实现了工业革命所未能实现的转折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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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美国制造业体系”和“劳动力稀缺论”的讨论(第5页)，不仅有助于我们对内战前的美国经济和工业化过程加深认识，而且可以使我们对19世纪美国工业的特点和优势有比较清楚的了解。由于美国利率高，资本稀缺，劳动力少，但土地和自然资源相当丰富，结果美国工业与英国相比自然形成了自己的特点。当时人们对此就有很多观感。后来美国学者就制造业体系和劳动力稀缺展开的讨论，则对这些特点和优势作了进一步的归纳。
首先，美国由于资本短缺在固定资本投资上难以着眼于长期耐用，而是追求短期效果，加速折旧。H.J.哈巴库曾经指出，一个罗德艾兰纺织厂在1813年才建成，到1827年就全部拆了重建。英国纺织厂则不到破产恐怕是很少会被拆掉重来的。美国财政部长在1832年报告说，大部分纺织厂的顶楼和外屋里堆满了被拆卸的废旧机器。托克维尔也曾提到，美国人认为他们的汽船用不久是因为他们造船时就没有足够的资本。英国铁路建筑商爱德华·华特金在1851年访美后写道：“美国铁路的成本被降了下来，是由于一点点资本要修很长的路。这样就失去了我们的铁路所具有的长久耐用性的很多要素。”炼铁业也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美国人为了使炼铁炉多出铁快出铁，把汽压提高到每平方英寸9磅，英国炼铁炉的汽压只有每平方英寸5磅。这种“拼命干”的炼铁方式把产量提高了50%，但是把炼铁炉的寿命却减少了80%。当英国人批评这种做法时，美国炼铁业者的回答是：对于他们的炼铁炉来说，“时间虽短，生命美满”。这不仅是美国人的幽默，也是美国工业当时特点的真实写照（注：菲尔德：《土地充裕、利息/利润比率和19世纪美英两国的技术》，第410-412页。）。
其次，在美国这个资本短缺利息高的国家，人们总是想尽量减少库存或尚在生产过程中的产品每年的利息成本。这就是说要减少产品从原料到加工直至出厂到最终消费者手中的时间，标准化的大规模生产后来便成了实现这一目标的途径之一。企业史权威学者艾尔弗雷德·D.钱德勒在论述19世纪后期崛起的现代大企业的大规模生产时，就非常强调所谓“流量产出”（throughput）的速度。在他看来，以等级分明的管理人员的组织协调为特点的管理革命是实现这种大规模高速生产的重要保证。到世纪之交时，弗利德里克·泰勒的科学管理同样也是为了加快生产速度，不过不是在企业组织上做文章，而是对工人生产时的动作和所需时间作研究，想最大限度地利用工人的体能。毫不奇怪，泰勒的科学管理在美国的影响比在英国要大得多（注：宏萧：《从美国体系到大规模生产》，第414-416页。）。
第三，美国人在资本投入和生产时间上精打细算，在原料的使用上却可以为了提高生产速度而不惜“浪费”。因为美国在生产因素上最占优势的就是自然资源，这是英国和很多别的国家都没法与美国相比的地方。美国木材制造业使用的圆锯速度快，但是由于叶片厚，齿间距离大，把大量木料都变成了锯木屑，这在英国是不能容忍的。一位在19世纪70年代初访美的英国人曾这样评论说：“美国的木材制造从木料到成品都是以浪费为特点。这种浪费完全可以说是犯罪。”（注：卢森堡：《技术与美国的经济增长》，第28页。）所以，正如亚历山大·詹姆士·菲尔德所指出的一样，西奥多·罗斯福在19世纪末开始宣传的自然保护观对于当时的美国人来说确实是一种新思想（注：菲尔德：《土地充裕、利息/利润比率和19世纪美英两国的技术》，第416页。）。
内战以后半个世纪的时间里，美国的工业发展终于在全世界处于领先地位。据保罗·贝洛奇研究，美国在全世界制造业产值中所占比重是在1880-1900年之间超过英国的。它的人均工业产值在1880年时排名世界第4，1900年以后跃居世界第一。当机器制造的鞋和机床等美国产品在19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涌入英国与欧亚大陆后，欧洲人发出了“美国入侵”的惊呼。显然，对于道格拉斯·诺思来说，美国工业在世纪之交的崛起是他所说的“第二次经济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他认为，以国家和产权为核心的结构性调整，还有科学与技术的紧密结合，是生产潜能的实现发生根本性变化的原因。艾尔弗雷德·D.钱德勒有关现代大企业和管理资本主义的学说，为我们解释美国工业的飞跃提供了另一个视角。奥格斯·麦迪逊在分析美国经济的世界领先地位时，则把它和技术紧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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