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美国制造业体系”和“劳动力稀缺论”的讨论
地联系在一起（注：艾尔弗雷德·D.钱德勒：《看得见的手》（Alfred D.Chandler，Jr.，The Visible Hand），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1977年版；奥格斯·麦迪逊：《资本主义发展的阶段》（Augus Maddison，Phases of Capitalist Development），牛津1982年版。）。作为美国学术界对“美国制造业体系”和“劳动力稀缺论”展开的讨论的一种延续，经济史学家们对于美国在世纪之交跃升为世界头号工业大国，也从生产因素的角度提出了他们的看法。这些经济史学家强调的是美国在资本深化和资源密集方面的优势。
路易斯·P.蔡因和唐纳德·G.帕特森对1850-1919年美国制造业19组工业部门的生产因素偏好作了研究，发现其中16组有使用资本偏好，14组有节省劳动力偏好，12组有使用原料偏好。其所以如此，是因为从1870年开始，美国的资本和原料价格相对于劳动力价格出现了下跌趋势（注：路易斯·P.蔡因和唐纳德·G.帕特森：《制造业的生产因素偏好和技术变化：美国体系，1850-1919年》（Louis P.Cain and Donald G.Paterson，“Factor Biases and Technical Change in
除了资本密度以外，经济史学家现在愈来愈注重美国在自然资源方面的优势。斯坦福大学著名经济史学家盖温·赖特对1879-1940年美国进出口制造品的生产因素构成作了研究。他惊奇地发现，这段时期美国出口制造品的最为显著的特点不是资本密集，也不是技能密集，而是资源密集，即不能再生产的自然资源含量高。可以说，美国在世纪之交时的资源大国地位是无可匹敌的，它在1919年时生产全世界天然气产量的95%，石油产量的65%和铜产量的56%。在当时14种主要矿产中，美国有12种的产量为世界第一，其他2种为世界第二。赖特承认，美国出口制造品资源密度在1879-1929年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呈现上升趋势，并不等于说我们就可以低估美国的技术领先在推动工业发展方面的作用。然而，这一趋势确实告诉我们，美国工业最初称雄于世界是和它的资源环境分不开的。随着这种环境优势在世界资源市场一体化过程中的削弱，美国工业的成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乃愈来愈取决于“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工队伍、立足于科学的日益复杂的技术和科学研究上的世界领先地位”（注：盖温·赖特：《美国工业成功的根源，1879-1940年》（Gavin Wright，“The Origins of American Industrial Success，1879-1940”），《美国经济评论》（American Economic Review）第80卷，1990年，第655-662、651、665页。）。
不过，就整个19世纪而言，包括20世纪初，美国制造业产值的增加主要得力于生产因素投入的增多，而不是生产因素总体生产率的提高。后者起的作用最初比较小，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在逐渐增加。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战后年代，生产率提高对国民产值增加所起的作用，终于超过了劳动力、资本和自然资源中任何一个的增加所能产生的影响（注：英格曼和索科洛夫：《技术和工业化，1790-1914年》，第384-385页；阿塔克和帕瑟尔：《美国历史的新经济观》，第19页，表1.5。）。研究19世纪的美国历史不能偏离这个基本的历史事实，否则就易于弄出“美国制造业体系”和“劳动力稀缺论”一类的神话，像布鲁思·劳瑞说的一样把内战前的年月解读为“镀金时代”（注：布鲁思·劳瑞：《从工匠到工人：19世纪美国的劳工》（Bruce Laurie，Artisans into Workers：Labor in Nineteenth Century America），纽约1989年版，第42页。），甚至于“美国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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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斯·P.蔡因和唐纳德·G.帕特森对1850-1919年美国制造业19组工业部门的生产因素偏好作了研究，发现其中16组有使用资本偏好，14组有节省劳动力偏好，12组有使用原料偏好。其所以如此，是因为从1870年开始，美国的资本和原料价格相对于劳动力价格出现了下跌趋势（注：路易斯·P.蔡因和唐纳德·G.帕特森：《制造业的生产因素偏好和技术变化：美国体系，1850-1919年》（Louis P.Cain and Donald G.Paterson，“Factor Biases and Technical Change in
; Manufacturing：The American System， 1850-1919”），《经济史杂志》第41卷，1981年，第341-360页。）。资本价格的下跌使内战前美国资本密度低于英国的情况逐渐发生了改变，到1890年时资本密度超过了英国。斯坦利·L.英格曼和肯尼思·L.索科洛夫在论述从内战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美国的工业发展时也指出：“与这个时期制造业产值和劳动力迅速增长相伴随的，是资本资产更为迅速的增长。它导致资本对劳动力和资本对产值的比例增加。这是几乎所有的制造业部门在发展趋势上的特点。”不过，他们认为19世纪70年代后实际利率停止下跌，因此资本密度增加实际上是新技术和资本市场的发展增大了对资本需求的结果（注：英格曼和索科洛夫：《技术和工业化，1790-1914年》，第386页。）。不管是因为资本成本下跌，还是因为资本需求增加，反正资本密度提高是不争的事实。
除了资本密度以外，经济史学家现在愈来愈注重美国在自然资源方面的优势。斯坦福大学著名经济史学家盖温·赖特对1879-1940年美国进出口制造品的生产因素构成作了研究。他惊奇地发现，这段时期美国出口制造品的最为显著的特点不是资本密集，也不是技能密集，而是资源密集，即不能再生产的自然资源含量高。可以说，美国在世纪之交时的资源大国地位是无可匹敌的，它在1919年时生产全世界天然气产量的95%，石油产量的65%和铜产量的56%。在当时14种主要矿产中，美国有12种的产量为世界第一，其他2种为世界第二。赖特承认，美国出口制造品资源密度在1879-1929年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呈现上升趋势，并不等于说我们就可以低估美国的技术领先在推动工业发展方面的作用。然而，这一趋势确实告诉我们，美国工业最初称雄于世界是和它的资源环境分不开的。随着这种环境优势在世界资源市场一体化过程中的削弱，美国工业的成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乃愈来愈取决于“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工队伍、立足于科学的日益复杂的技术和科学研究上的世界领先地位”（注：盖温·赖特：《美国工业成功的根源，1879-1940年》（Gavin Wright，“The Origins of American Industrial Success，1879-1940”），《美国经济评论》（American Economic Review）第80卷，1990年，第655-662、651、665页。）。
不过，就整个19世纪而言，包括20世纪初，美国制造业产值的增加主要得力于生产因素投入的增多，而不是生产因素总体生产率的提高。后者起的作用最初比较小，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在逐渐增加。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战后年代，生产率提高对国民产值增加所起的作用，终于超过了劳动力、资本和自然资源中任何一个的增加所能产生的影响（注：英格曼和索科洛夫：《技术和工业化，1790-1914年》，第384-385页；阿塔克和帕瑟尔：《美国历史的新经济观》，第19页，表1.5。）。研究19世纪的美国历史不能偏离这个基本的历史事实，否则就易于弄出“美国制造业体系”和“劳动力稀缺论”一类的神话，像布鲁思·劳瑞说的一样把内战前的年月解读为“镀金时代”（注：布鲁思·劳瑞：《从工匠到工人：19世纪美国的劳工》（Bruce Laurie，Artisans into Workers：Labor in Nineteenth Century America），纽约1989年版，第42页。），甚至于“美国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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