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济中心的转移

南非、澳大利亚、阿根廷人均可用土地面积在25到216英亩间，属于土地资源十分丰富的国家。从资源禀赋贸易理论和上述假设一来看，发达的英国与发展中的北美洲和拉丁美洲，是理想的互补型贸易伙伴，可互通有无。英国与北美洲和拉丁美洲的贸易应当很大，而与亚洲的贸易有限。历史事实的确如此。以1900年和1913年两年为例，土地丰富的北美和拉美，与英国的贸易来往密切。在1900年和1913年，对英出口平均占七个美洲国家出口的四分之一(25%)，却只占亚洲国家出口的7.5%到10%。
　　英国的贸易数据显示，在1860年，食品、家畜和原料占英国进口的92.7%，到1927年，仍占80.7%(Mitchell1982,p.521-522,474-477)。北美和拉美成为英国最大食品和纤维供应地。通过与英贸易，北美和拉美扩大了生产规模，赚取了外汇，取得了资金，获得了新科技，提高了劳动技能，从而使经济得以持续发展。在1900年和1913年间，北美和拉美主要国家的产品大量出口英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较快。根据麦迪森的资料，在1820年和1870年间，拉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0.2%，在1870年和1913年间平均每年增长1.5%，在1913年和1913年间平均每年增长1.5%。相比之下，英国价廉物美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如机器制造的纺织品），与亚洲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如手工纺织品）激烈竞争。结果.亚洲许多手工业破产，引发政治纷争甚至内乱。另一方面，亚洲主要国家向英国出口总量有限，亚洲经济因而增长缓慢。在1820年和1870年间、在1870年和1913年间、在1913年和1950年间，亚洲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分别为0.1%、0.6%和0.1%，远远落后于拉美（麦迪森，1997）。
　　“美国世纪”时期亚洲的发展和拉美的落伍
　　正如上面所指出的那样，美国在二次世界大战后取代了英国，成为世界贸易最大国和世界经济中心。到1990年，美国占世界贸易总额的13%，仍远远高于另一个世界贸易大国日本。日本只占约8%。在1946-1949年间，美国和拉美仍是土地丰富的国家与地区，美国、智利、哥斯达黎加、墨西哥、阿根廷、巴西人均可用于农牧林业的土地，分别为11.8、12、16、20、29、30英亩。
　　而亚洲则是土地贫乏而人口密集的地区。例如，新加坡、日本、台湾、韩国、中国大陆人均可用于农牧林业的土地，分别为0.08、0.95、0.98、1.85、1.97英亩。在“美国世纪”时，亚洲和拉美与世界经济中心的贸易关系，发生了重大转变。正如资源禀赋贸易理论和假设一所阐述的那样，资本和土地丰富的美国，对亚洲廉价的劳动密集型产品，需求甚大；对拉美的土地密集型产品的需求则相对地小。
　　在1950-1973年间，劳动力丰富的亚洲国家地区，对美国出口的增长，要比土地丰富的拉美快得多。日本和东亚四小龙（韩国、台湾、香港和新加坡）看到美国巨大的潜在市场，便大力推动出口。在1950-1973年间，亚洲经济体日本、台湾、韩国对美出口年平均增长率在15%到28%之间。强劲的出口扩大了生产规模，带来了利润、储蓄和新技术，促进了管理和劳动技能的提高，推动政府采取合理的经济政策。东亚丰富和熟练的劳动力，吸引了大量外资。因此，东亚经济体逐渐地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其比较优势和技术也逐步升级。在对美出口的快速发展的推动下，在1953-1973年间，日本、韩国和台湾的人均国内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5.2%到8%。
　　相反，拉美在出口美国和世界市场方面不太顺利，出口市场波动甚大。在1953-1973年间，阿根廷和智利对美出口平均每年分别下降2.3%和0.5%，巴西、哥伦比亚对美出口也毫无增长。此间，只是秘鲁对美出口平均每年增长为7%；墨西哥得益于与美为邻，对美出口平均每年增长为13%。总的来说，拉美在这个时期对世界经济中心国的出口强差人意；与英国主导世界经济时比，更是一落千丈。在这种情况下，不少拉美国家抛弃了在“英国世纪”奉行的贸易自由主义，改用对外封闭的进口替代战略。在1950-1973年间和1973-1992年间，十一个亚洲国家人均国内总产值平均每年分别增长3.1%和3.5%，而七个主要拉美国家的人均国内总产值平均每年分别仅增长2.4%和0.4%（麦迪森，1997）。
　　规模经济与美洲、亚洲的经济中心
　　美洲和亚洲的发展经验也证实了假设二，即规模经济促进国内国际贸易，带动经济增长。当美洲在“英国世纪”期间蓬勃发展时，最大的美洲国家美国最终成为美洲和世界的经济中心。当亚洲在“美国世纪”期间蓬勃发展时，外贸大国（首先是日本、后来是中国）先后成为亚洲最有活力的经济体。
　　早在1820年，美国便成为美洲人口最多的国家。那时，美国人口为970万，相当于拉美总人口两千万的一半（麦迪森，1997）。美国可供耕种、养牧、造林用木的土地面积，居世界首位。美国成为世界上农产品（特别是食粮、玉米和棉花）、肉食用和产奶用的家畜、木材的最大生产国之一。在1854到1900年间，美国成为英国头号粮食和纤维供应国。美国产品在英国进口的比例，逐年上升，从1834-1836年间的6.1%，激增到1854-1860年间的19.7%和1889年的22.4%(Mulhall  1892,p.128-134,146)。美国得益于庞大的英国市场，获得宝贵的英镑、先进的英国技术，经济增长有了外在动力。在1820-1870年间，美国人均国内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1.3%，高于英国的1.2%、德国的1.1%、拉美的0.2%。在1870-1913年间，美国人均国内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1.8%，高于英国的1%、德国的1.6%、拉美的1.5%。到1913年，美国取代英国，成为世界最富有、最大的经济体。不过，直到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才成为最大的贸易国。
　　随着美国经济水平的提高，国内贸易日益成为重要的增长来源。庞大和日益扩展的国内市场，也带来了规模经济效应。大规模的生产，有利于单位成本的下降以及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在1820-1870年间，美国劳动生产率平均每年增长1.1%，略低于英国的1.16%；也可能由于美国在这期间增长靠资本的大量投入，美国全要素生产率平均每年降低0.15%，英国却平均每年增长0.15%。

在1870-1913年间，美国劳动生产率年平均增长率提高到1.88%，大大高出英国的1.13%；美国在这期间资本生产率明显改善，美国全要素生产率得以平均每年增长0.33%，高于英国的0.31%。在1913-1950年间，美国劳动生产率明显改善，平均每年增长高达2.48%，大大地超出英国的1.66%；在这期间美国全要素生产率得以平均每年增长1.5%，高于英国的0.81%（麦迪森，1997）。总之，从十九世纪下半叶到二十世纪初，美国拥有两大优势——与世界经济中心国（英国）资源互补，对英出口频繁；美国本身经济规模大，生产成本低，国内贸易对经济和生产率增长推动作用大。美国因此能在二十世纪成为美洲和世界的经济中心。
　　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也就是“美国世纪”的最初几十年，日本是亚洲唯一大力推动出口政策的大国。而中国和印度都奉行自力更生政策，不重视出口。在1953年，日本人口为8750万，韩国人口为2100万，台湾880万，泰国2120万。日本人口，多于其它大力发展出口的亚洲国家地区人口的总和。在1953年到1990年间，日本出口的国家主要是美国，对美的出口占日本总出口的26.5%。在1950年到1973年间，日本出口每年增长16%。可观的国内市场和较大的生产规模，有利于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生产率。在1950年到1973年间，日本劳动生产率以平均每年高出美国4.8%的高速度追赶美国。相比之下，韩国只高出美国1.3%，台湾只高出2.8%。在1950年到1973年间，日本人均国内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8%，高于韩国的5.2%、台湾的6.2%（麦迪森，1997）。到八十年代，从经济实力来看，日本已成为亚洲经济的中心国家。
　　东南亚与中国的崛起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马来西亚、泰国和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国家，效法经济成功起飞的日本、韩国、台湾、香港等东亚经济体，大力推动出口。马、泰和印尼出口飞速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