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社区”的语词历程看一个社会学概念内涵的演化

　　　一、Gemeinschaft概念的翻译难题：“社区”还是“共同体”
　　社会学研究者们认为，“社区”概念进入学科领域，当从1887年滕尼斯(Ferdinand  Tonnies)发表《共同体与社会》(Gemeinschaft  und  Gese  11  schaft)一书算起。德文Gemeinschaft一词可译作“共同体”，表示任何基于协作关系的有机组织形式。滕尼斯提出“社区”与“社会”相比照，主要是用来表示一种理想类型，引用他的话就是：“关系本身即结合，或者被理解为现实的和有机的生命——这就是共同体的本质，或者被理解为思想的和机械的形态——这就是社会的概念……一切亲密的、秘密的、单纯的共同生活……被理解为在共同体里的生活。社会是公众性的，是世界。人们在共同体里与同伙一起，从出生之时起，就休戚与共，同甘共苦。人们走进社会就如同走进他乡异国。”[1]
　　对此，吴文藻的解释是：“‘自然社会’与‘人为社会’的区别，乃是了解杜尼斯（即滕尼斯——引者）社会学体系的锁匙……由这‘本质意志’而产生了他所谓的‘自然社会’……反之，‘作为意志’（林荣远译本作‘选择意志’——引者）形成了杜氏所谓之‘人为社会’……试将人为社会与自然社会来对比：自然社会是本质的，必需的，有机的；人为社会是偶然的，机械的，理性的。自然社会是感情的结合，以齐一心志为纽带；人为社会是利害的结合，以契约关系为纽带。”[2]
　　滕尼斯在提出与“社会”相区分的“社区”(Gemeinschaft)这一概念时，旨在强调人与人之间所形成亲密关系和共同的精神意识以及对Gemeinschaft的归属感、认同感；而且他强调得更多的是一种研究的路径、一种“理想类型”。因此，在滕尼斯的视野中，Gemeinschaft的涵义十分广泛，不仅包括地域共同体，还包括血缘共同体和精神共同体，人与人之间具有共同的文化意识是其精髓，所以Gemeinschaft译作“共同体”应该说更贴近滕尼斯的本意。
　　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展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种种社会问题，滕尼斯所提出的“社区”逐渐引起社会学家的研究兴趣。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20世纪20年代，美国的社会学家把滕尼斯的社区(Gemeinschaft)译为英文的Community，并很快成为美国社会学的主要概念。英文Community一词源于拉丁语communitas，有“共同性”、“联合”或“社会生活”等意思。美国的芝加哥学派把社区问题作为其研究重点，对美国不同类型的地域社会及其变迁进行深入的研究，获得了丰富的成果。尽管从研究取向上看，美国芝加哥学派注重经验研究而与滕尼斯的纯粹（理论）社会学异趣，不过使用英文Community作为德文Gemeinschaft的译名，至少在符号能指（音响形象）上仍然是同一的，并没有以后进入汉语导致的分裂。或者说，不论是重地理还是重心理，使用的都是一个字眼，而不必在两个语词（社区／共同体）之间徘徊选择。一个简单而可以被接受的解释或许是英、德两种语言的谱系关系非常之近罢。
　　　　二、社区概念的发展（20世纪30～40年代）
　　从滕尼斯提出"Gemeinschaft"概念的一百多年来，随着社会变迁和社会学学科的发展，社区研究引起社会学家人类学家的普遍关注，“社区”的内涵也不断得到丰富。由于在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以及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社区研究有着不同的实践，因此学者们对于社区内涵和外延的界定出现了多元化的趋向，对于究竟何为社区，也就颇多歧见。
　　据美国社会学家希勒里(George  Hillary)的统计，到20世纪50年代，各种不同的社区定义已达90余种。在这些定义中，有的从社会群体、过程的角度去界定社区；有的从社会系统、社会功能的角度去界定社区；有的从地理区划（自然的与人文的）去界定社区；还有人从归属感、认同感及社区参与的角度来界定社区[3]。这些定义与滕尼斯提出的社区概念相比，不论内涵还是外延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社区的定义众说纷纭，但归纳起来不外乎两大类：一类是功能的观点，认为社区是由有共同目标和共同利害关系的人组成的社会团体；另一类是地域的观点，认为社区是在一个地区内共同生活的有组织的人群。当社区被界定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地域社会之后，社区的内涵已经与滕尼斯所提出的作为亲密关系的生活共同体的Gemeinschaft概念有了很大的偏离。
　　笔者认为，中国社会学界把社区界定为地域社会，其中既有社区研究史上的渊源，也是社区建设在我国近代化、现代化进程中实践的结果。
　　自从Community概念被以“社区”为语言符号引进中国之后，人们对它的理解便含有了地域性的因素。“社区”一词是在20世纪30年代转道由美国被引进中国的，其中吴文藻起过重要的作用。他在当年的讲演中曾解释说：“‘社区’一词是英文Community的译名，这是和‘社会’相对而称的。我所要提出的新观点即是从社区着眼，来观察社会，了解社会。因为要提出这个新观点，所以不能不创造这个新名词。这个译名，在中国词汇里尚未见过，故需要较详细的解释……”[4]由此可以看到，中文的“社区”一词是辗转翻译而来的，它经历了从德文的Gemeinschaft到英文的community，然后到中文的“社区”的语词的旅行。
　　旅美学者刘禾在她的话语研究中要求读者注意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这一相对有限的时段存在的一种独特的历史状态。在这一时段中，经由日语对欧洲词语的“汉字”翻译这样一种中介，很多汉语复合词在很大程度上被重新发掘出来，其中“文化”就是一个非常突出的例子。
　　高名凯和刘正ｔáｎ＠①提醒读者应当谨慎从事[5]，不要把外来词简单地等同于它们在古汉语中的对应词。例如，“文化”(culture)的现代涵义源出于日语的“汉字”复合词bunka，汉语的文化与英语的culture（法语的culture；德语的die  Kultur）之间的对等关系是通过借用的方式才确立起来的。在古代汉语中，“文化”指的是与武力或军事征服相对的“文治与教化”，它完全没有今天通常与两个“汉字”组成的复合词相关的民族志内涵……我们无法绕过日语的一词来说明“文化”的涵义，我们不能认为字形完全一样古汉语词汇可以自然而然地解释其在现代汉语中对应词的涵义[6]。
　　这番论述对认识“社区”所经历的德（语）——英（语）——汉（语）的语词旅行和概念发展无疑是有启示作用的。想要真正理解“社区”，决不能简单地从“社”和“区”两个字义相加去寻找答案。
　　吴文藻认为，滕尼斯在使用社区概念时，虽然没有提及地域特征，但他将社区概念降至社会之下，已具有地域性意义[7]。显然吴文藻对滕尼斯提出的社区与社会这对概念的认识存在偏差，社区与社会表达了传统乡村社会与现代都市社会的两种截然不同的人际关系和社会整合方式，它们是两个并列的概念，并不存在从属关系。但是吴文藻和费孝通等人把社区理解为有边界的相对封闭的实体，是基于对中国的现实社会进行实证研究的这一需要

出发的。吴文藻有选择地引进人类学的功能学派理论，而该学派的奠基人马林诺斯基就认为，只有在一个边界明晰、自成一体的社会单位里，才能研究整体文化中各个因素的功能。20世纪30年代，中国部分社会学家接受了马氏的影响，认为以全盘社会结构的格式作为研究对象，这对象必须是具体的社区。费孝通曾经做过这样的小结：“（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并不能是概然性的，必须是具体的社区，因为联系着各个社会制度的是人们的生活，人们的生活有时空的坐落，这就是社区。”[8]也就是说，社会作为全体社会关系的总和，具有抽象性和宏观性，很难着手对其进行研究，而研究社区则极富可操作性。
　　吴文藻等人面对的研究客体是“乡土中国”，而乡土社会重要特征之一的精神共同体往往是依附于地理共同体上的，因此，以“社区”对译Community，尽管以“区”字强化了地理共同体的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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