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益集团与美国的对外政策
但力量弱小，难以真正发挥作用。
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美国出现了大规模的反战运动，使美国公众与社会团体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参与达到了有史以来的最高峰。美国的反战联盟由60年代初的几个，发展到60年代末的上千个，反战运动得到了社会大多数人的支持。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美国的民权运动和反战运动，使以往在对外政策上保持着一致的保守意识形态的状况不复存在。此后，利益集团在美国外交政策方面的作用模式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面对战争的灾难性后果，以往导致越战升级的由专家和名流组成的对外政策组织解体，不再成为支持美国冷战政策的力量而存在。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利益集团主张政府推行裁军政策，希望政府采取有效的对外政策，以消除第三世界国家人民的饥饿与贫困，保护全球环境。
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美国民权运动和反战运动的爆发，打破了冷战早期美国在对外政策方面的空前一致性，利益集团在对外政策领域出现了分裂与竞争，并在意识形态和对外政策取向上出现了重组。这一点突出地表现为传统的工人组织“劳联—产联”为了保护自身利益所表现出的反共产主义、反对自由贸易倾向。它们与那些具有内向型特征的企业公司站到了一起，极力主张政府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政策。而一些大企业，尤其是跨国公司则倡导自由贸易。
这一时期，一些著名的对外政策集团组织，如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对外关系委员会”、“外交政策研究所”等仍积极发挥作用，同时出现了一系列新的集团组织，如“美国企业协会”，“胡佛研究所”，“约瑟夫·库尔斯和约翰·斯凯夫基金会”等等。此外还出现了一些较具自由主义倾向的组织，如“武器控制协会”，“布鲁克林研究所”，“防务信息中心”、“世界和平协会”、“政策研究协会”等等。还出现了大量少数民族集团，参与政府对他国如古巴、以色列政策的制定。冷战时期，美国非正式组织中的一些人，包括居于行政机构高层的专家，居于纽约的具有一定国际眼光的律师、银行家和跨国公司首脑等，由于彼此相识或在一起共事，因而形成了关系网。此类组织活动于政府行政机构中，操纵着公共舆论。并频繁地往来于政府和公众之间，正式与非正式地对国家的外交政策发挥着作用。
在美国国内利益集团数量激增的同时，反映他国利益的院外利益集团也迅速增加。这些集团主要依靠美国的咨询公司、法律公司、广告公司和美国国内的相应集团去对美国的对外政策施加影响。正如罗赛蒂在《美国对外政策的政治学》一书中所述：“外国公司的说客们经常在电视上露面，报刊以客观专家的身份引用他们的话……”(注：杰里尔·A·罗赛蒂：《美国对外政策的政治学》，第433页。)他国雇用的说客常驻华盛顿，进行着经常性的活动，如前任总统卡特的哥哥就曾经是利比亚在美国的高级说客。一些卸任的高级官员，也成为他国利益的说客。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政府贸易代表办公室和国际贸易委员会三分之一的官员退休后都到外国公司效劳，或成为外国政府在美国的代理人(注：邓鹏：《剪不断，理还乱——美国外交与美中关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97页。)。他们为外国政府工作的行为毕竟有出卖国家利益之嫌，因此备受指控。根据美国的法律，这些人为他国工作，必须向政府有关部门报告自己的活动，但这些人熟谙美国法律，善于利用法律的漏洞，所以总是安然无恙。
1986年美国会计总局的一份研究报告表明，从1980年到1985年，有76位卸任的前政府高级官员代表着52个国家的利益(注：杰里尔·A·罗赛蒂：《美国对外政策的政治学》，第433页。)。前总统里根的白宫办公厅副主任切尔·迪弗，1985年辞职后成立了自己的咨询公司，公司的业务之一，就是作为他国政府的委托人从事院外活动。这一公司先后为加拿大、南韩、巴拿马政府做委托人。近年来，日本政府和企业界每年在美国游说的花费高达1.5亿美元(注：邓鹏：《剪不断，理还乱——美国外交与美中关系》，第96页。)。台湾当局也不惜重金在美国国会和民间进行游说。各种利益集团对美国对外政策的关注和参与，使美国对外政策的制定不再仅仅限于少数专家和传统团体，美国利益集团与国际政治之间的联系较以往更为紧密了。
尽管如此，冷战时期，由于美苏对峙成为美国对外政策中的决定性因素，因此在总体上，美国的对外政策过程中仍较少提供给国会和利益集团参与和反对总统决策的机会。
冷战结束后，国际形势发生了变化，国会在对外政策过程中的重要性明显上升，利益集团在国家对外政策过程中的态度也较以往更加积极，游说的策略手段更加先进，作用也更加明显。美国联合研究性组织“美国会议”将后冷战时期利益集团影响国家对外政策的有效策略手段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注：参见哈里·哈定：《美国对外政策中的公众参与》(Harry Harding,“Public Engagement i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1995年2月23至25日，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召开的美国会议(The American Assembly)文件。)：
(1)积极参与而非被动反应的策略。研究指出，利益集团必须采取积极的态度，寻求机会去施加影响，才有可能取得效果。
(2)提供信息。利益集团必须拥有清楚准确的信息，并将这些信息及时地提供给决策者，供他们参考。如果这种信息有助于决策者解决当前面临的紧迫问题，这些信息便比较容易为决策者所关注。
(3)宣传信息。如何得到媒体的关注是利益集团面临的重要问题，得到媒体的广泛关注能够使利益集团赢得更多的支持，从而使其政策游说取得更好的效果。利益集团也可通过地方政府的作用和发动群众的方式去进行宣传。
(4)选择参与点。国会是利益集团的主要政策参与点，因为国会议员及其工作人员通常要对其选民负责，要在政策取向上对“依赖于”他们的人负责，因而成为利益集团最好的游说对象。国会非层级化、非官僚化的组织结构为利益集团的政策游
与游说国会相比，利益集团游说行政部门的难度要大得多，行政官员对来自利益集团的压力不象国会议员那么敏感，行政组织的结构与运作特征使它比国会更易于排除利益集团的影响。尽管如此，行政部门仍然是许多利益集团参与决策的进入点之一。尤其是政府部门的一些高级官员，他们清楚地知道一些特殊领域的利益在政治过程中的重要性，因而也成为利益集团游说的对象。州政府和地方政府同样能够帮助利益集团去影响国家政策。
(5)采取适当的游说策略。采取何种策略对于利益集团游说目标的实现十分重要。利益集团的代表一方面要游说那些支持他们政策主张的国会议员，同时也要花更大的气力去说服那些犹豫不定的议员。此外，利益集团还需确定游说过程中的策略，如在提出自己的观点时是否需要些弹性，或者作适当妥协。弹性和相应的妥协有可能增加决策者与利益集团进行磋商的机会，从而有利于利益集团目标的实现。
总之，后冷战时期，利益集团在美国对外政策过程中发挥着某种作用，表现为：第一，在政策选择方面具有一定影响。利益集团在政策形成的过程中，努力“引起媒体和行政部门对某个问题的关注，并将这一问题纳入议事日程……”(注：参见约翰·W·迪特理希：《利益集团和对外政策：克林顿和中国贸易最惠国待遇》(John W.Dietrich,“nterest Groups and Foreign Policy:Clinton and the China&n 《利益集团与美国的对外政策(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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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美国出现了大规模的反战运动，使美国公众与社会团体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参与达到了有史以来的最高峰。美国的反战联盟由60年代初的几个，发展到60年代末的上千个，反战运动得到了社会大多数人的支持。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美国的民权运动和反战运动，使以往在对外政策上保持着一致的保守意识形态的状况不复存在。此后，利益集团在美国外交政策方面的作用模式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面对战争的灾难性后果，以往导致越战升级的由专家和名流组成的对外政策组织解体，不再成为支持美国冷战政策的力量而存在。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利益集团主张政府推行裁军政策，希望政府采取有效的对外政策，以消除第三世界国家人民的饥饿与贫困，保护全球环境。
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美国民权运动和反战运动的爆发，打破了冷战早期美国在对外政策方面的空前一致性，利益集团在对外政策领域出现了分裂与竞争，并在意识形态和对外政策取向上出现了重组。这一点突出地表现为传统的工人组织“劳联—产联”为了保护自身利益所表现出的反共产主义、反对自由贸易倾向。它们与那些具有内向型特征的企业公司站到了一起，极力主张政府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政策。而一些大企业，尤其是跨国公司则倡导自由贸易。
这一时期，一些著名的对外政策集团组织，如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对外关系委员会”、“外交政策研究所”等仍积极发挥作用，同时出现了一系列新的集团组织，如“美国企业协会”，“胡佛研究所”，“约瑟夫·库尔斯和约翰·斯凯夫基金会”等等。此外还出现了一些较具自由主义倾向的组织，如“武器控制协会”，“布鲁克林研究所”，“防务信息中心”、“世界和平协会”、“政策研究协会”等等。还出现了大量少数民族集团，参与政府对他国如古巴、以色列政策的制定。冷战时期，美国非正式组织中的一些人，包括居于行政机构高层的专家，居于纽约的具有一定国际眼光的律师、银行家和跨国公司首脑等，由于彼此相识或在一起共事，因而形成了关系网。此类组织活动于政府行政机构中，操纵着公共舆论。并频繁地往来于政府和公众之间，正式与非正式地对国家的外交政策发挥着作用。
在美国国内利益集团数量激增的同时，反映他国利益的院外利益集团也迅速增加。这些集团主要依靠美国的咨询公司、法律公司、广告公司和美国国内的相应集团去对美国的对外政策施加影响。正如罗赛蒂在《美国对外政策的政治学》一书中所述：“外国公司的说客们经常在电视上露面，报刊以客观专家的身份引用他们的话……”(注：杰里尔·A·罗赛蒂：《美国对外政策的政治学》，第433页。)他国雇用的说客常驻华盛顿，进行着经常性的活动，如前任总统卡特的哥哥就曾经是利比亚在美国的高级说客。一些卸任的高级官员，也成为他国利益的说客。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政府贸易代表办公室和国际贸易委员会三分之一的官员退休后都到外国公司效劳，或成为外国政府在美国的代理人(注：邓鹏：《剪不断，理还乱——美国外交与美中关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97页。)。他们为外国政府工作的行为毕竟有出卖国家利益之嫌，因此备受指控。根据美国的法律，这些人为他国工作，必须向政府有关部门报告自己的活动，但这些人熟谙美国法律，善于利用法律的漏洞，所以总是安然无恙。
1986年美国会计总局的一份研究报告表明，从1980年到1985年，有76位卸任的前政府高级官员代表着52个国家的利益(注：杰里尔·A·罗赛蒂：《美国对外政策的政治学》，第433页。)。前总统里根的白宫办公厅副主任切尔·迪弗，1985年辞职后成立了自己的咨询公司，公司的业务之一，就是作为他国政府的委托人从事院外活动。这一公司先后为加拿大、南韩、巴拿马政府做委托人。近年来，日本政府和企业界每年在美国游说的花费高达1.5亿美元(注：邓鹏：《剪不断，理还乱——美国外交与美中关系》，第96页。)。台湾当局也不惜重金在美国国会和民间进行游说。各种利益集团对美国对外政策的关注和参与，使美国对外政策的制定不再仅仅限于少数专家和传统团体，美国利益集团与国际政治之间的联系较以往更为紧密了。
尽管如此，冷战时期，由于美苏对峙成为美国对外政策中的决定性因素，因此在总体上，美国的对外政策过程中仍较少提供给国会和利益集团参与和反对总统决策的机会。
冷战结束后，国际形势发生了变化，国会在对外政策过程中的重要性明显上升，利益集团在国家对外政策过程中的态度也较以往更加积极，游说的策略手段更加先进，作用也更加明显。美国联合研究性组织“美国会议”将后冷战时期利益集团影响国家对外政策的有效策略手段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注：参见哈里·哈定：《美国对外政策中的公众参与》(Harry Harding,“Public Engagement i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1995年2月23至25日，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召开的美国会议(The American Assembly)文件。)：
(1)积极参与而非被动反应的策略。研究指出，利益集团必须采取积极的态度，寻求机会去施加影响，才有可能取得效果。
(2)提供信息。利益集团必须拥有清楚准确的信息，并将这些信息及时地提供给决策者，供他们参考。如果这种信息有助于决策者解决当前面临的紧迫问题，这些信息便比较容易为决策者所关注。
(3)宣传信息。如何得到媒体的关注是利益集团面临的重要问题，得到媒体的广泛关注能够使利益集团赢得更多的支持，从而使其政策游说取得更好的效果。利益集团也可通过地方政府的作用和发动群众的方式去进行宣传。
(4)选择参与点。国会是利益集团的主要政策参与点，因为国会议员及其工作人员通常要对其选民负责，要在政策取向上对“依赖于”他们的人负责，因而成为利益集团最好的游说对象。国会非层级化、非官僚化的组织结构为利益集团的政策游
说提供了诸多进入点。由于国会对外政策委员会以外的许多议员也同样能够设法影响和参与对外政策的制定，因而他们也成为利益集团对外政策游说的对象。自20世纪70年代美国国会改革以来，国会议员的发言和投票状况均可公开，使利益集团的代表能够了解议员的政策观点，从而能够决定游说对象。
与游说国会相比，利益集团游说行政部门的难度要大得多，行政官员对来自利益集团的压力不象国会议员那么敏感，行政组织的结构与运作特征使它比国会更易于排除利益集团的影响。尽管如此，行政部门仍然是许多利益集团参与决策的进入点之一。尤其是政府部门的一些高级官员，他们清楚地知道一些特殊领域的利益在政治过程中的重要性，因而也成为利益集团游说的对象。州政府和地方政府同样能够帮助利益集团去影响国家政策。
(5)采取适当的游说策略。采取何种策略对于利益集团游说目标的实现十分重要。利益集团的代表一方面要游说那些支持他们政策主张的国会议员，同时也要花更大的气力去说服那些犹豫不定的议员。此外，利益集团还需确定游说过程中的策略，如在提出自己的观点时是否需要些弹性，或者作适当妥协。弹性和相应的妥协有可能增加决策者与利益集团进行磋商的机会，从而有利于利益集团目标的实现。
总之，后冷战时期，利益集团在美国对外政策过程中发挥着某种作用，表现为：第一，在政策选择方面具有一定影响。利益集团在政策形成的过程中，努力“引起媒体和行政部门对某个问题的关注，并将这一问题纳入议事日程……”(注：参见约翰·W·迪特理希：《利益集团和对外政策：克林顿和中国贸易最惠国待遇》(John W.Dietrich,“nterest Groups and Foreign Policy:Clinton and the China&n 《利益集团与美国的对外政策(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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