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西部开发之比较

，四川的山林尽辟为农田，森林消失，土壤流失；湖北、湖南、江西大规模围湖造田，与水争地，使原有的湖泊面积日益缩小，一旦洪水暴涨，无所消泄，便会使这些地方顿成汪洋泽国。青海柴达木盆地原有固沙植被3000万亩，由于过度樵采，植被受损，已有1/3的土地被沙化。内蒙古自治区由于超量放牧及滥挖发菜，使2亿亩草原遭到严重破坏，已有6000万亩草原沙漠化。（注：戴逸：《近代开发西部的历史足迹——读〈西部开发历史回顾〉》，《求是》2002年第9期。）所以，我国的西部开发必须面对这样的自然环境。
　　虽然中华文明发端于西北部，但随着历史进程的推移，文明的中心不断向东转移。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根据我国是农业大国、工业基础薄弱，生产力水平低且地区分布不平衡的基本国情，把实现工业化和生产力布局平衡作为一个重要目标，在经济发展的战略选择上提出了区域经济均衡发展的构想。从1953年开始，新中国着手进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国家将156项重点工程的1/2放在西部地区，从而对中国西部进行了第一次大规模的开发。20世纪60年代，我国面临的国际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周边地区受到外国势力的严重威胁。正是在这种形势下，毛泽东作出了加强“三线”建设的决策。“三线”建设的大规模启动始于1965年，在其后的十几年里，在“好人好马上三线”口号下，数以百万计的优秀建设者、工程技术人员、建筑安装队伍和企业职工从全国各地浩浩荡荡开向西部，各种各样的建设物资源源不断地运进西部，国家共投入资金2050亿元，使西部地区的面貌有了新的变化。（注：刘鹏：《新中国成立后的两次西部大开发》，《长白学刊》2002年第2期。）
　　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我国对包括西部地区在内的内地共投资3418亿元从事基本建设，占投资总额的60%，但国内生产总值只获得了年均5.7%的增长速度，每百元基建投资新增国内生产总值42元，而沿海地区以40%的投资却获得了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6.6%的速度，每百元投资新增国内生产总值68元。（注：苏少之：《50～70年代中国沿海地区与内地经济布局的演变》，《当代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4期。）由于当时的西部开发是采用计划经济模式运作的，经济资源严格地在体制内循环，自身效率不高，对企业所在地的经济、社会发展的辐射和带动作用十分有限。处于山沟里的“三线”企业在制造“高、精、尖”的产品，而山边上的农民还在过着刀耕火种的生活，这种情况实际上是普遍存在的，改革开放后，西部的劣势逐渐呈现出来了。
　　开改革开放风气之先，东部地区的市场化程度高，集体、私营、外资等非国有经济发展迅速；西部地区的市场化改革进程相对较慢，国有经济比重一直较高。而东西部地区经济增长速度的差异主要是非国有经济发展不平衡造成的，这种差异在1978年以来的每次经济高涨期表现更加突出。有关资料显示：在经济高涨期东西部国有工业发展速度的差异并不大，而非国有工业发展的差异却非常显著。在20世纪90年代经济高速增长时期，东部非国有工业的增长率高于国有工业25.85个百分点，而西部仅高出15.1个百分点。（注：陈耀：《西部开发大战略与新思路》，中国共产党中央党校出版社，2000年版，第74页。）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主要得益于东部的私营、外资以及部分国有企业的共同努力，我国很快地由“短缺”经济转变为“过剩”经济，这是我国目前西部开发时必须面对的国内经济环境。
　　同土地和矿产资源归国家所有一样，建国后我国由政府投资形成了数以万亿计的国有资产，在实际的运作过程中，就由国有单位的“内部人”控制。虽然国有资产有时会出现责任人缺位的情况，但其所有权在理论上却是十分明确的，即全体人民拥有所有权。因此，我国目前的西部大开发只能在现有的所有权关系结构中来展开，或者可以进行制度创新，对现有关系结构进行调整，以利于西部的开发，这也是我国西部大开发理论研究中的一种主导观点。
　　　　　　三、中美西部开发主体之比较
　　“美国人居住在一个令人感到奇妙的国土上，它们周围的一切都在不停地变化，每一变动都象征着进步。因此，新的思想在他们的头脑里总是与良好的思想密切结合。人的努力，好像到处均无天然的止境。在他们看来，没有什么办不到的事情，而是有志者事竟成。”“这种运气好坏的经常反复，这种推动美国人一直向前的感情冲动，这种公共财富和私人财富的变化莫测的起落，全部汇合在一起，就使人们的精神完全处于一种奋发图强和不甘人后的狂热状态。对于一个美国人来说，人的一生就像一场赌博，就像一次革命，就像一个战役。这些同样的原因在对每一个人发生作用的同时，也给国民性打下了不可遏制的冲动的烙印。因此，美国人随时随地都必然是热心于追求、勇于进取、敢于冒险，特别善于创新的人。这种精神都真实地体现在他们的一切工作当中。它们把这种精神带进了他们的政治条例、带进了他们的宗教教义，带进了他们的社会经济学说，带进了他们的个人事业活动。他们带着这种精神到处去创业，不管是荒山老林，还是到热闹繁华的城市，莫不如此。”（注：[法]托克维尔著：《论美国的民主》上卷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321页，第467页，第470页，第471页，第481页。）
　　与上述托克维尔的美国人“冒险精神”说不同，韦伯认为新教的人世禁欲主义观念产生了一种合理的经济伦理即“资本主义精神”，在这种精神气质或生活态度的约束下，形成了一种合理的经济行动，正是这种普遍合理的经济行动促进了理性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也就是产生了“资本主义扩张动力”。（注：汪和建：《超越纯粹经济理论——韦伯经济社会学探索的思想历程与现代意义》，《社会学研究》2002年第2期。）不管是托克维尔的“冒险精神”说，还是韦伯的“新教

伦理”说在美国人身上起了作用，“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美国人以个人利益为动力，任凭个人去发挥自己的力量和智慧，而不予以限制。”（注：[法]托克维尔著：《论美国的民主》上卷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321页，第467页，第470页，第471页，第481页。）在向大草原移民的运动中，最后也是最具戏剧性的一幕发生在俄克拉何马，时间是1889年4月22日。这一天大约几万人拥挤在该地200万英亩不归任何印第安人部落所有的三角地带边界上等待前进的信号，一声枪响，大家蜂拥而去，有的骑马，有的赶着大车飞跑……，当尘土消散，已有6万名拓荒者将自己的命运同俄克拉何马连在一起了。就这样，200万英亩的土地在几个小时之内被占领完毕。历史上称这一事件是“最野蛮的移民”。（注：张小路：《美国的西进运动及其西部开发模式》，《社会科学战线》2002年第2期。）美国的西部开发呈现的是一幅动态的画卷，在1880～1970年的90年间，人口重心年均西移4.8公里，体现出一种有系统的、持续的开发性偏移，（注：童星：《世纪末的挑战——当代中国社会问题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71页。）这种偏移是作为开发主体的美国人不断向西开拓、进取的结果。
　　美国的自由企业制度也使企业成为了开发的主体。美国作为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其基本经济制度是建立在市场经济之上的，市场机制发挥巨大作用，经济活动以市场的价值规律为准则，这在西部开发中有明显的表现。美国政府并无关于西部开发系统的、一贯的计划，西部开发是一个自由、开放、投资多元化、充满投机性的过程。美国的西部开发较好地发挥了州及地方政府的积极性，而且自由、自发、开放式的开发使私人、企业的作用得到了较好的发挥，这是美国西部开放取得成功的最大保障。如美国为了在西部发展铁路，在铁路沿线两侧拨出10英里的土地带赠与修建该铁路的铁路公司，被赠与方可以采用出租、出售土地的方式自由处理土地，使之转化为资本，铁路公司的投机大大促进了铁路建设的进程。到19世纪末，美国已建成了横贯北美大陆东西的北、中、南三条大铁路，铁路总里程达到30万英里，超过除美国以外其他国家的总和。（注：石岩、陈毓：《西部开发：美国历史的重要篇章》，《学习时报》2000年8月28日。）
　　美国联邦政府绝不是对西部开发置身事外，美国西部开发前后跨越200年，经历了很明显的、合理的产业升级过程，对美国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没有政府的参与是难以想象的。事实上，联邦政府除了以宪法和法律为西部开发创造一个自由、公平竞争的环境外，还从政策上给予了支持。这方面不仅包括公共土地政策，还包括豁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