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西部开发之比较

关税，支持银行业发展；为开发筹措资金等。道格拉斯·诺斯在《制度变革与美国经济增长》中认为：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社会的发展和进化（总称为变革）一定表明该社会产权制度越来越能有效地调动个人的积极性，从而把有限的资源和精力用到对社会最有益的活动中，而不是相反。（注：林光彬：《社会等级制度与“三农”问题》，《读书》2002年第2期。）
　　传统中国是在农耕文明基础上形成的乡土社会，乡土社会的基本单位是村落，聚村而居的农民则是乡土社会的基本成员，或按费孝通先生所说，“是中国社会的基层”。（注：周晓虹：《传统与变迁——江浙农民的社会心理及其近代以来的嬗变》，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39页。）在乡土社会中，农民的“命根子”是土地，而在这些以土地为生的农民的日常生活中占主导地位的则是家族势力和传统礼俗。千百年来农民都渴望着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土地，新中国成立后，农民终于有了这一天——以“人民”的名义从整体上占有了全国的土地，每个农民又从中分得了一份地。这样我国的农耕文明就有了延续的最广大而且坚实的基础。建国后，为了割断农民与传统礼俗的联系，毛泽东曾发起过数次大的运动，如“破四旧”等运动。但一直到现在，我们都可以看到传统礼俗对农民依然产生着强烈的影响，这种情况在西部尤甚。传统社会中职业排序为“士、农、工、商”，成为“士”是不容易的，“工、商”业又被认为是不高尚的职业，那么最好的就是老实本分地从事农业，做个农民。即使清贫一些，那种“老婆、孩子、热炕头”的生活也是其乐融融。在职业观方面，我国国民与美国人是很不相同的。在美国，从事服务行业的人决不认为自己低人一等，因为他们觉得自己是在劳动，而且看到周围的人无不劳动。在美国，各种职业都是比较辛苦的，也是比较容易赚钱的，但从无高低之别，所有的正当职业都是高尚的。（注：[法]托克维尔著：《论美国的民主》下卷，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688页。）因此，我国西部开发过程中可能还要注意改变社会心理中对职业的观念，尤其是对一些正当职业的偏见。
　　我国西部农民发展意识严重不足，曾有扶贫工作组考察了某贫困地区适合发展养羊业，就给每个农户配备了种羊，等到年末去检查时，却发现羊已经没有了，农民说：“你们的羊有的死了，有的被吃了。”由此可见，西部农民还没把自己当作开发主体，可能更多的是在等着各级政府直接给钱、给物来帮助他们脱贫致富。这种情况可能是农民在建国后生产都是受组织和动员来进行的，“大量动员农业劳动力仍然是提高农业生产的主要方法，这种动员同时还培养起更大的协调能力和接受上级控制的习惯，”（注：[美）吉尔伯特·罗兹曼等：《中国的现代化》，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549页。）长期以来农民的主体性就不足了。改革开放后，部分西部农民也有了商品经济意识，有的也到城里打工、求发展，由于户籍制度等有形或无形的城乡壁垒，使得农民进入城市后只能进入非正规就业市场，劳动的条件差、时间长、待遇低而且没有保障，这严重地挫伤了农民的发展积极性，直接的结果是使大多数的农民经过理性思考后，还是选择留在自己的承包地上耕作、生活。曾经以晋商闻名的山西，现在先辈的那种优秀的商业开拓精神荡然无存了。晋商成功于勤奋（“腿长”），一曲悲凉的《走西口》也唱出了先辈的开拓精神。如今呢？山西人在外打工的最少，再苦再穷也舍不得离开那一亩三分地。妹妹们不用含着眼泪送哥哥了，哥哥妹妹只好穷在一起了，直至今天山西仍是全国人均收入最低的省份。（注：梁小民：《探求晋商衰败之谜》，《读书》2002年第5期。）西部开发过程中有些领域的开发对农民是限制的，如前文所述的地下的矿藏归国家所有，农民是无缘插手的，从已报道的插手“开发”事件，较多的是农民非法开采或偷原油、焦炭。即使参与了开发，如到开采资源的企业去打工，那也只不过是成为了西部开发过程中的生产要素，这与美国的人人都是开发主体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按照我国建国初期的构想，城市人应该是以工人为主，因此是具有先进性的，但几十年的计划经济运作下来，西部城市人对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的依赖情况十分严重，面对着西部开发的新形势，西部许多城市里的下岗工人可能还在不断地向政府施压，要给他们以“说法”。看来，要想使“下岗”工人变为西部开发主体还需要一个过程，而且可能是一个相当痛苦的过程。
　　与“下岗”工人相联系，就有了另外一个西部开发主体——国有企业。地区所有制结构状况对经济的增长有很大的影响，国有经济比重大的地区受传统体制的束缚比较严重，往往增长速度较慢；相反，非国有经济比重大的地区，由于企业机

制相对灵活，市场适应能力较强，增长速度相对较快。1999年9月末，全国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盈亏相抵后利润总额比上年增加292亿元，其中东部地区增加168亿元，占全国的56%，西部地区增加32亿元，仅占全国的11%，西部地区的亏损面高达58%，比东部高13个百分点。这说明西部地区的整体经济环境还没有明显改善，本身存在的优势和潜力没有有效挖掘，投资利润率较低，风险相对较高。因此，国有企业如想成为西部开发主体的话，还必须在经营机制的转变上加大力度。
　　从其他类型企业看，东西部的差距，就更加明显。1999年东部其他类型中的外商投资企业数为9166个，西部仅有520个，东部是西部的17.6倍。东部有股份有限公司2104个，占全国的46.96%；西部仅有893个，占全国的19.9%，东部是西部的2.35倍。（注：雷敏、底瑜：《试论我国东西部差距的成因》，《社会科学研究》2002年第2期。）因此，在东部发展中表现得生机勃勃的非国有企业在西部无论是企业数量还是总体实力都与东部存在明显差距，这不能不说是西部开发主体中的一点不足之处。
　　新中国成立后的两次西部开发都是在国家作为惟一开发主体的情况下进行的，而数以百万计的参与开发的“好人好马”实际上是作为生产要素同其他生产资料一起由国家进行配置的。由于活的要素——人在开发过程中没有自主性和选择性，而国家只注重战略目标的实现，因此，前两次西部开发中出现了只注重经济数量与速度的增长，而忽视了经济效益与质量；存在重内地、轻沿海、重生产、轻生活的共同局限；片面强调发展以重工业为主的工业生产，忽视了经济结构的平衡；只注意资源开发，忽视了环境保护等问题。由于这些问题产生的终极根源在于国家，在实际工作中也就没有了第二种能够平衡或者纠正这些问题的力量。
　　目前，正在进行的西部开发，国家已经意识到必须发挥计划和市场两种机制在配置资源中的作用，在西部地区优先布局一些建设项目。对国家新安排的西部地区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其投资主要由中央财政性建设资金、其他各项建设资金、银行贷款和利用外资以及企业自筹资金解决，不留资金缺口，地方政府在土地使用、收费减免等方面积极配合。要集中力量建设一批关系西部开发全局的重大工程，如“西气东输”、“西电东送”、青藏铁路、南水北调等。（注：国务院西部开发办：《关于西部大开发苦干政策措施的实施意见》，《西部社会》2002年第2期。）虽然拟议中的南水北调工程将有一半资金借助市场的手段来获取，但据出席九届人大四次会议的铁道部副部长孙永福透露，兴建青藏铁路的巨额投资全部由中央政府承担。（注：王岩：《四大工程的四大悬念及四大解决方案》，《北京青年报》2001年3月19日。）由此可见，目前我国政府还是集公共政策制定者、开发者甚至经营者于一身的。
　　　　　　四、简短的结论
　　虽然中美西部开发起步的时间相隔大约150年左右，但通过以上几个方面的比较，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启示：
　　第一，虽然我国目前的西部开发已经不能像美国当时那样利用坚船利炮来为自己开创一个非常好的国际经济环境了，但我们可以利用商品的低廉价格和WTO条款中的发展中国家保护幼稚产业的规定来为我国西部开发营造一个较好的国际经济环境。应该说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在WTO（GATT）外的发展是很好地利用了国际经济环境的，那么现在我国已成为WTO成员国，我们完全可以在西部开发过程中更好地利用国际经济环境。
　　第二，在同样的国际经济环境中，有的发展中国家能够发展得较好，而有的则相反，这主要是看一国国内的社会环境是否能够促进经济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产权不清却成了我国进一步发展的“瓶颈”。如《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