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系统调适与执政党

能够发现政治系统调适的具体问题。
　　1.培育和增强社会与政治系统的“边界”的功能，发展界于社会与政治系统之间的组织体。这些组织体的产生具有必然性，它们需要有自主活动的空间和表达利益要求的通道。顺应社会结构转型的趋向，国家以法治的理念引导这些组织体的建立与运作，并由此确立政治系统与社会联系和互动的机制。如果说社会成员的社会行动通过职业组织得到初级整合的话，则界于政治系统与社会之间的这些组织体将对社会进行初级整合。经过整合的过程，输入政治系统的要求与支持的信息已具有“资源”的性质。当然，这些组织体绝不仅仅具有表达利益要求的功能，它们还具有重要的公共管理功能。
　　2.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国家化为政治系统调适的突破口。人民政协一直作为党的统战组织而存在。将其国家化，也就是通过组织创新，使人民政协变成国家机关。但不是组织议院，而是组建国家咨询机关。在结构转型社会中，为适应社会的变化，特别是为进一步提升政治体制的吸纳能力，强化政治系统与社会的互动机制，一方面要在人民政协组织中扩大政治团体的数量，使各社会阶层的组织体都有参与的机会和途径，另一方面必须解决人民政协在政治系统中的定位。与社会结构转型相适应，必须加强人民政协的国家决策咨询和参与决策的功能，因此，人民政协应从党的统战组织的性质向国家咨询机关的性质转化。这种转化建立在社会结构转型及其发展趋势的基础之上，并与上述的“边界”相衔接。
　　3.进一步调整执政党与人民代表大会和国家行政机关的关系。人民代表大会是我国国家组织的实体。党与国家的关系集中体现为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与人民代表大会的关系。在政治系统内，人民代表大会拥有最高的国家决策权，这一权力同人民代表大会拥有的其他权力一样，来自于人民依照法定程序和民主过程的授权，由此决定人民代表大会只对人民负责，而不对任何党派与政治团体负责。执政党按照执政在民、执政为民的理念要求，实施依法治国、以德治国的执政方略，依法对人民代表大会权力的行使提供政治、思想与组织上的领导。政党与国家是政治系统内两种不同的组织。执政党的权力与国家权力也是不同的。在习惯上，人们总是试图从权力大小的问题上思考国家权力与执政党权力的关系，但实际上这是两种功能不同的权力，不能以大小强弱论之。人民代表大会作为国家组织，并不能自发实现国家权力的功能。执政党法定的执政权力集中体现为对人民代表大会的直接领导。
　　但是，执政党对国家行政机关并不具有直接领导的关系。中国既不存在议会内阁制中政党组阁的制度和机制，也不存在三权分立下的最高行政首脑直选产生的制度和机制。国家其他机关均从人民代表大会中产生，对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党与国家行政机关的关系是党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发挥自己领导作用的关系。从我国实际政治生活中可以看到，执政党对国家行政权的偏爱已成为全部问题的核心所在。因此，党应以社会结构转型为契机，调整党与国家行政机关的关系，由直接转为间接。
　　4.建立国家权力机关与国家咨询机关的体制性关系。人民政协转变为国家咨询机关以后，就由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组织转变为行使国家决策咨询权的国家机构，由此需要明确人民代表大会与人民政协的关系。人民代表大会是我国的国家权力机关与国家事务的决策机关，人民政协是我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通过选举自己的代表来行使国家咨询权而参政议政的国家决策咨询机关。它的主要功能是向人民代表大会提供立法与国家重大决策的咨询议案。从体制上说，这是一个必经的政治过程和程序。执政党是人民政协的组织者和领导者。
　　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体制中的核心地位全在于党的整合与凝聚的政治功能的发挥。因此，党的执政活动的重中之重是不断提高党的整合能力与凝聚能力，这是作为代表者的能力。这样的能力在社会结构转型条件下，主要是通过富有创见的思想理论和政策主张、政治形象以及合理的政治系统结构及其功能来生成和表现。政治系统的调适就是提高执政党整合能力的一种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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