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美国农业科技的引进及其影响评述
（1908）年。）；1908年，美国万国农具公司先后在海参崴、哈尔滨开设支店，向中国东北地区销售农机具。
1912年，浙江省政府由美国购回2 台铁轮水田用拖拉机及配套犁耙等农机具，后交浙江大学农学院实习农场。1915年，黑龙江呼玛的三大公司，从美国万国农具公司海参崴支店购入拖拉机5 部和其他机械农具进行大农场式经营，这是中国引进拖拉机的最早记录。其后，绥滨、泰来等地的农垦公司又陆续购进3台拖拉机和其他一些大型农具。 这些农垦公司大都采用近代农业机具进行生产，开垦了大片荒地。
2、先进的作物育种技术
中国近代的作物育种事业发端于19世纪末，其发展过程大体可分为创始阶段（19世纪末～20世纪20年代）、奠基阶段（20世纪20～30年代）和发展阶段（20世纪30～40年代）等三个阶段（注：白鹤文等主编：《中国近代农业科技史稿》，第42页。）。在这三个阶段中，美国先进的作物育种技术的传入都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
中国最早学习美国运用近代科学方法进行选育良种的作物是小麦。最先开展小麦近代育种研究的是金陵大学，随后是南京高等师范农科（后改称东南大学农科、中央大学农学院）。康乃尔大学农科博士沈宗瀚1925年从南京城外农田选得单穗，经过多年培育，于1934年育成著名的“金大2905号”小麦，是中国以纯系育种法育成的第一个优良小麦品种，推广极为普遍，1934～1937年推广面积达130多万亩， 是中国当时粮食作物中推广面积最大的一个改良品种。
中国用近代科学的育种方法进行水稻品种的改良工作，始于1920年前后，由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农科首创，广东农业专门学校继起，金陵大学农学院也于此时在育种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在稻作育种方法上，当时主要采用了纯系育种和杂交育种。
1931年，中央农业实验所在南京成立。同年4月，洛夫应江、 浙二省之聘再度来华讲学，并受聘为中农所总技师。1935年，又成立了全国稻麦改进所，成为统筹各地力量开展大规模稻作育种的指挥机关，中国稻作育种自此走上了统一组织、协调发展的道路。
在水稻杂交育种方面，去雄是一项关键技术。美国育种学家海斯（H.K.Hayes）在《作物育种学》（“Breed-ing Crop Plants”, 1933）一书中记述了中央大学农学院赵连芳提出的一种优于以前任何方法的去雄技术。赵提议，去雄应在早晨日出之前或傍晚时进行，才能避免在阳光下去雄而散发花粉。在1939～1940年间，潘简良等撰文介绍了一种新的水稻去雄技术——温汤去雄法，这一技术是美国乔登（Jodon）在1934～1938年间试验成功的，自此以后，这一方法一直是水稻杂交中的常用去雄技术，沿用至今（注：孙义伟：《本世纪前五十年我国水稻育种的产生和发展》，《中国农史》1987年3期。）。
3、防治病虫害技术
从1840年到1911年是中国作物病虫害的传统防治时期，主要采用我国传统的防治方法。从民国初年起，我国的作物病虫害防治进入了应用近代技术防治时期。在防治虫害方面，20年代以后，相继成立了多家研究机构，这其中以江苏昆虫局、浙江昆虫局和中央农业实验所病虫害系的成绩最为显著。
江苏昆虫局于1922年成立。当时江苏南通地区棉田遭受虫害，损失严重。为此，东南大学农科主任邹秉文（1916年从美国康乃尔大学农学院学成回国）建议由江苏省公署、上海商业银行和东南大学农科合作，成立江苏昆虫局，以加强虫害的治理。1922年，江苏昆虫局在南京成立，首任局长由美国加州大学昆虫系主任兼加州农事试验场主任吴伟士（C.W.Woodworth）担任，并聘请美国技师3人以及国内的张巨伯、邹树文等为技师。浙江昆虫局于1922年成立，首任局长为费耕雨，后由邹树文继任。中央农业实验所病虫害系成立于1933年，主任为吴福祯。
在防治病害方面，民国初年，一些高等院校就开设了植物病理学课程。如1916年邹秉文、谢家声从美国康乃尔大学农学院学成回国在东南大学、金陵大学讲授植物病理学。邹秉文并写出《植物病理学概要》一书，稍后由戴芳澜接替他的工作。1924年，美国植物病理学家博德（R.H.Porter）来华，在金陵大学建立中国农科大学第一个植物病理学组。30年代初，俞大绂自美回国，在金陵大学授课，1934年又转到清华大学。
张巨伯、邹树文、邹秉文、谢家声、戴芳澜、俞大绂等均为留学美国的病虫害防治专家，他们及其所领导的研究机构为中国近代的病虫害防治事业做了大量工作，为后来的科学防治作物病虫害事业奠定了基础。
三、先进农业教育体系的引入，完善了中国传统的农业教育模式
1、农机具教学与研究
除了较早从美国引进先进的农机具之外，中国对于农机具的教学与研究工作也较为重视。早在1914～1920年间，北京农专（后改称北京农业大学）便有农具学课程的设置。1920年，南高师农科接受美国万国农具公司捐赠的3000元为选购和改进农具之用，并于1922年建成农具院。1935年，金陵大学农学院开始设置农具课程，由美国人林查理（C.H.Riggs）讲授。
1944年，邹秉文在任国民政府农业部驻美国代表期间，多次与美国康乃尔、密歇根、衣阿华等大学以及万国农具公司联系，募得奖学金名额和研究培训基金，由中华农学会派出留学进修人员攻读农业与农业工程。1944年7月， 中美两国政府主管部门签订美国万国农具公司同意资助的“向中国农业导入农业工程的教育计划”合作协约。根据协约，设立奖学金，供20名中国研究生在美国学习农业工程和实习，共3年；聘请4位美国资深农业工程专家组成农业工程委员会，指导中国的农业工程技术；美国向中国3 个学校和研究所提供农业工程研究教学用的样机、资料、试验设备和试制设备（注：华恕主编：《邹秉文纪念文集》，农业出版社1993
美国农机商为了便于战后向中国推销农机具，美国万国农具公司将多种新式农用机器和工厂设备赠送给中央大学农学院和金陵大学农学院，美国联合叉锄公司也赠送全套手用农具，其他如美国杜邦公司也有农机具的捐助。两校农机设备日见充实，遂于40年代后期成立了农业工程系，其他部分高等农业学校也开设了农机具课程。
1946年，中美两国政府同意由两国农业专家联合组成中美农业技术合作团，对二战后中国农业的恢复、发展，进行调查论证，提出《改进中国农业之途径》报告书，由商务印书馆刊行。书中提出“中国农业工程建设项目”，指出农业工程系将各种工程原理应用于农业机械、农舍建筑、农村工业及电化农村等工作。
2、农业技术人员的培训
在人员培训方面，训练了一批中国作物育种专家，推动全国作物改良事业。由于康大作物育种教授来金大主持育种计划，训练中国学生很多，以致中国许多学生去康大研究院攻读育种学。
1933年，金陵大学农学院接受上海储蓄银行委托，创办农村金融与合作讲座，聘请美国专家史蒂芬（W.M.Stevens ）讲授“运销合作组织”与“中国实用合作会计”，并设置奖学金，首开中国合作培训农业经济干部的先河。美国对于中国农技人员的培训，其影响深远且广泛。美国康乃尔大学农学院院长曾经对1925～1931年的中美作物改良合作发表书面评论：“康大与金大合作事业的成功，促进了康大与菲律宾大学农学院的合作，这合作对于菲律宾农业与经济发展及该学院均大有利益。”（注：转引自沈宗瀚：《中美农业技术合作》，载《沈宗瀚晚年文录》。）
3、美国农科教三结合模式， 也对中国农业教育体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美国的农业教育体系通过两个“莫利尔法案”（1862、1890）逐步建立，农业研究体系通过“哈奇法案”（1887）建立，农业推广体系通过“史密斯—利弗法案”（1914）建立，到1920年它们已经成为一个相当庞大而稳定的系统，一直持续到今天。虽然农学院、农业试验站与农业推广站是通过不同的法案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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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浙江省政府由美国购回2 台铁轮水田用拖拉机及配套犁耙等农机具，后交浙江大学农学院实习农场。1915年，黑龙江呼玛的三大公司，从美国万国农具公司海参崴支店购入拖拉机5 部和其他机械农具进行大农场式经营，这是中国引进拖拉机的最早记录。其后，绥滨、泰来等地的农垦公司又陆续购进3台拖拉机和其他一些大型农具。 这些农垦公司大都采用近代农业机具进行生产，开垦了大片荒地。
2、先进的作物育种技术
中国近代的作物育种事业发端于19世纪末，其发展过程大体可分为创始阶段（19世纪末～20世纪20年代）、奠基阶段（20世纪20～30年代）和发展阶段（20世纪30～40年代）等三个阶段（注：白鹤文等主编：《中国近代农业科技史稿》，第42页。）。在这三个阶段中，美国先进的作物育种技术的传入都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
中国最早学习美国运用近代科学方法进行选育良种的作物是小麦。最先开展小麦近代育种研究的是金陵大学，随后是南京高等师范农科（后改称东南大学农科、中央大学农学院）。康乃尔大学农科博士沈宗瀚1925年从南京城外农田选得单穗，经过多年培育，于1934年育成著名的“金大2905号”小麦，是中国以纯系育种法育成的第一个优良小麦品种，推广极为普遍，1934～1937年推广面积达130多万亩， 是中国当时粮食作物中推广面积最大的一个改良品种。
中国用近代科学的育种方法进行水稻品种的改良工作，始于1920年前后，由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农科首创，广东农业专门学校继起，金陵大学农学院也于此时在育种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在稻作育种方法上，当时主要采用了纯系育种和杂交育种。
1931年，中央农业实验所在南京成立。同年4月，洛夫应江、 浙二省之聘再度来华讲学，并受聘为中农所总技师。1935年，又成立了全国稻麦改进所，成为统筹各地力量开展大规模稻作育种的指挥机关，中国稻作育种自此走上了统一组织、协调发展的道路。
在水稻杂交育种方面，去雄是一项关键技术。美国育种学家海斯（H.K.Hayes）在《作物育种学》（“Breed-ing Crop Plants”, 1933）一书中记述了中央大学农学院赵连芳提出的一种优于以前任何方法的去雄技术。赵提议，去雄应在早晨日出之前或傍晚时进行，才能避免在阳光下去雄而散发花粉。在1939～1940年间，潘简良等撰文介绍了一种新的水稻去雄技术——温汤去雄法，这一技术是美国乔登（Jodon）在1934～1938年间试验成功的，自此以后，这一方法一直是水稻杂交中的常用去雄技术，沿用至今（注：孙义伟：《本世纪前五十年我国水稻育种的产生和发展》，《中国农史》1987年3期。）。
3、防治病虫害技术
从1840年到1911年是中国作物病虫害的传统防治时期，主要采用我国传统的防治方法。从民国初年起，我国的作物病虫害防治进入了应用近代技术防治时期。在防治虫害方面，20年代以后，相继成立了多家研究机构，这其中以江苏昆虫局、浙江昆虫局和中央农业实验所病虫害系的成绩最为显著。
江苏昆虫局于1922年成立。当时江苏南通地区棉田遭受虫害，损失严重。为此，东南大学农科主任邹秉文（1916年从美国康乃尔大学农学院学成回国）建议由江苏省公署、上海商业银行和东南大学农科合作，成立江苏昆虫局，以加强虫害的治理。1922年，江苏昆虫局在南京成立，首任局长由美国加州大学昆虫系主任兼加州农事试验场主任吴伟士（C.W.Woodworth）担任，并聘请美国技师3人以及国内的张巨伯、邹树文等为技师。浙江昆虫局于1922年成立，首任局长为费耕雨，后由邹树文继任。中央农业实验所病虫害系成立于1933年，主任为吴福祯。
在防治病害方面，民国初年，一些高等院校就开设了植物病理学课程。如1916年邹秉文、谢家声从美国康乃尔大学农学院学成回国在东南大学、金陵大学讲授植物病理学。邹秉文并写出《植物病理学概要》一书，稍后由戴芳澜接替他的工作。1924年，美国植物病理学家博德（R.H.Porter）来华，在金陵大学建立中国农科大学第一个植物病理学组。30年代初，俞大绂自美回国，在金陵大学授课，1934年又转到清华大学。
张巨伯、邹树文、邹秉文、谢家声、戴芳澜、俞大绂等均为留学美国的病虫害防治专家，他们及其所领导的研究机构为中国近代的病虫害防治事业做了大量工作，为后来的科学防治作物病虫害事业奠定了基础。
三、先进农业教育体系的引入，完善了中国传统的农业教育模式
1、农机具教学与研究
除了较早从美国引进先进的农机具之外，中国对于农机具的教学与研究工作也较为重视。早在1914～1920年间，北京农专（后改称北京农业大学）便有农具学课程的设置。1920年，南高师农科接受美国万国农具公司捐赠的3000元为选购和改进农具之用，并于1922年建成农具院。1935年，金陵大学农学院开始设置农具课程，由美国人林查理（C.H.Riggs）讲授。
1944年，邹秉文在任国民政府农业部驻美国代表期间，多次与美国康乃尔、密歇根、衣阿华等大学以及万国农具公司联系，募得奖学金名额和研究培训基金，由中华农学会派出留学进修人员攻读农业与农业工程。1944年7月， 中美两国政府主管部门签订美国万国农具公司同意资助的“向中国农业导入农业工程的教育计划”合作协约。根据协约，设立奖学金，供20名中国研究生在美国学习农业工程和实习，共3年；聘请4位美国资深农业工程专家组成农业工程委员会，指导中国的农业工程技术；美国向中国3 个学校和研究所提供农业工程研究教学用的样机、资料、试验设备和试制设备（注：华恕主编：《邹秉文纪念文集》，农业出版社1993
年版，第219～225页。）。
美国农机商为了便于战后向中国推销农机具，美国万国农具公司将多种新式农用机器和工厂设备赠送给中央大学农学院和金陵大学农学院，美国联合叉锄公司也赠送全套手用农具，其他如美国杜邦公司也有农机具的捐助。两校农机设备日见充实，遂于40年代后期成立了农业工程系，其他部分高等农业学校也开设了农机具课程。
1946年，中美两国政府同意由两国农业专家联合组成中美农业技术合作团，对二战后中国农业的恢复、发展，进行调查论证，提出《改进中国农业之途径》报告书，由商务印书馆刊行。书中提出“中国农业工程建设项目”，指出农业工程系将各种工程原理应用于农业机械、农舍建筑、农村工业及电化农村等工作。
2、农业技术人员的培训
在人员培训方面，训练了一批中国作物育种专家，推动全国作物改良事业。由于康大作物育种教授来金大主持育种计划，训练中国学生很多，以致中国许多学生去康大研究院攻读育种学。
1933年，金陵大学农学院接受上海储蓄银行委托，创办农村金融与合作讲座，聘请美国专家史蒂芬（W.M.Stevens ）讲授“运销合作组织”与“中国实用合作会计”，并设置奖学金，首开中国合作培训农业经济干部的先河。美国对于中国农技人员的培训，其影响深远且广泛。美国康乃尔大学农学院院长曾经对1925～1931年的中美作物改良合作发表书面评论：“康大与金大合作事业的成功，促进了康大与菲律宾大学农学院的合作，这合作对于菲律宾农业与经济发展及该学院均大有利益。”（注：转引自沈宗瀚：《中美农业技术合作》，载《沈宗瀚晚年文录》。）
3、美国农科教三结合模式， 也对中国农业教育体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美国的农业教育体系通过两个“莫利尔法案”（1862、1890）逐步建立，农业研究体系通过“哈奇法案”（1887）建立，农业推广体系通过“史密斯—利弗法案”（1914）建立，到1920年它们已经成为一个相当庞大而稳定的系统，一直持续到今天。虽然农学院、农业试验站与农业推广站是通过不同的法案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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