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美国农业科技的引进及其影响评述

建立的，但它们之间并不相互隔绝，而是紧密联系。其结合部就在农学院，即由农学院统管全州的农业教育、农业科研和农业推广工作。州农学院皆设有董事会，聘请州政府官员、农业企业经理、农业专家等各方面代表参加，以便保持学院与社会的密切联系；州试验站由农学院管理，在全州各地设立分站或分场，结合当地的生产课题进行研究；联邦及州、县政府拨款资助各州、县建立推广服务体系，推广工作由农业部和农学院共同领导，但由农学院具体负责。总之，农业教育、研究与推广三位一体，实行统一管理。
　　中国农业教育与科研的体制化进程起步晚，因各种原因，进展也较缓慢。清末民初中国农业教育多取法日本，民国五年（1916）以后随着中国最早一批留学欧美专习农科的学者归来及美国教会对中国农业教育的介入，美国模式影响日烈。这一变化起源于美国基督教会在南京办的金陵大学增设农科，其后私立学校加岭南大学农科、燕京大学农科及南通农科大学等，也都采用美国学制。
　　金陵大学、岭南大学和燕京大学增设农科，对中国农业教育体制的改变有很大的影响。因为它们都是美国教会兴办的学校，同时，中国赴欧美留学生也纷纷回国执教，其体制都用美国的一套，学校内部建制也多仿效美国，教师最初以美国人为主；“南高师”、东南大学农科及中山大学农科等国立大学筹建时也参照美国教育体制，所聘教师大多是自美国回国的留学生。美国的这一套制度，对于中国的近代农业教育产生了较大影响。
　　同样，这种农科教三结合模式对中国目前及今后的农业教育也有极大的借鉴作用。中国目前的农业科教体制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按照行政区域建立起来的，部门所有、条块分割、职能重复、效率不高是其主要特点，在管理和运行方式上逐渐形成了各自为阵的局面。农业研究机构主要有中央部属的农业研究机构（如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等）和农业院校，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属的农业研究机构和农业院校，基层地县农业科学研究所；农业教育除了中央部属的农业院校外，还有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属的农业院校和农业广播学校等；农业推广主要有中央、省、地、县、乡等各级政府内设立的农业推广技术机构。可以说，中国农业教育、科研、推广体系尽管非常庞大，但不够精干，三者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分别自成体系。
　　因此，农科教三结合模式有助于避免重复研究，有助于以更快的速度将研究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因此，“中国农业科教体制的建设未必一定要学习美国模式，但将农业教育、研究与推广更加紧密地结合，使之更好地服务于中国农业应当是一种方向。”（注：王思明：《中美农业发展比较研究》，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1999年版，第117页。）
　　综上所述，近代美国农业科技的引进对中国农业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然而需要指出的是，近代中国的政治和社会条件，极大地制约了美国农业科技在中国的传播的力度和广度。
　　首先，近代以来，连年的天灾与人祸，使农业生产一片凋敝，农民生活极端困苦，农业科学技术的发展处于一个极其困难的局面之下。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资本主义列强不断对我国发动侵略战争，同时还长期支持中国各派系军阀进行混战和镇压人民革命，造成烽火不断、战争连年的悲惨局面。特别是1937年至1945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对中国的武装侵略，破坏更为惨重。在沦陷区内，日本帝国主义残酷地役使和摧残我国的农业劳动力，大肆掠夺耕畜和农具，大量侵占和毁坏农田及生产设施，致使中国的农业生产遭到了空前的破坏。即使育成了一些新的品种，仿制和研制了一批农业机械，也无法在大范围内推广和普及。可以说，近百年来，中国近代农业发展速度极其缓慢，近代农业科技水平十分低下。因此，引进的美国的先进的农业科技，其影响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限制。
　　其次，美国的农业科技的输出，也多从美国需要出发，为其提供农产品原料、销售市场和投资场所，尤其表现在棉花、烟草等经济作物方面，基本上是为美国殖民资本主义所服务的。中国农村对美国及世界的依赖程度也越来越大，农产品的商品化偏向于畸形发展，中国经济极易受到严重冲击。并且由于当时的中国处于受凌辱的地位，在同列强之间所进行的农产贸易中，毋庸置疑地要受到种种欺诈和侵夺。1929～1933年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爆发了经济危机，美、英等国为了转嫁危机的后果，对中国等许多殖民地国家大肆倾销过剩的农产品。即使是获得广泛好评的多项农业经济调查，其主要目的也在于搜集大量资料为美国政府制定政策服务。这一点，必须实事求是地看待。
　　（本文为教育部博士点基金项目和南京农业大学青年科技创新基金项目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