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开国先辈们的自由贸易思想探析

的生活享受和方便大大降低了。”（注：转引自威尔海特：《美国经济思想和政策的奠基者》，第308页。）因此，  只有在上述四个国家实现了各自具有优势产品的跨国界的自由流动，才可以使在国际贸易中参与商品自由流动的这些国家都从中获益。1776年，斯密出版了《国富论》一书，奠定了自由贸易理论的基础。其实，富兰克林在此两年前就发表论文，其中认为，“在世界上所有国家之间，商业应该是自由的，就像英格兰的几个地区一样”。他进而指出：“任何国家从来没有毁灭于贸易，甚至在表面上最没有优势的国家。”（注：转引自小埃克斯：《开放美国市场：1776年以来美国的对外贸易政策》，第2页。）所以有的学者认为，富兰克林从自由流动的角度对国际贸易的分析对亚当·斯密提出的自由贸易理论产生了影响（注：参见埃斯蒙德·赖特：《费城的富兰克林》（Esmond  Wright,  Franklin  of  philadelphia），坎布里奇1986年版，第180—181页。）。富兰克林很大程度上不是以倡导自由贸易的先驱留名历史的，他也没有像斯密那样留下辉煌的巨著，更没有使他的理论体现在合众国的对外贸易实践中，但是，他在反对英国重商主义政策的斗争中形成的这些思想还是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弗格勒·格伦·威尔海特研究了富兰克林的自由贸易思想后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富兰克林在其一生中，始终如一地提倡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在国际实行自由贸易。他与日益流行的自由放任新说是保持一致的。大多数当代经济学家可能对像富兰克林倡导的这种企业的完全自由的效用表示怀疑，但是，自由放任仍然有其拥护者。富兰克林希望把进口税只限于为了岁入的关税。这不是这个新国家在其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所遵循的政策，但是‘保护’政策和通过高关税防止外国竞争的学说，使一个国家的繁荣非常值得令人怀疑。许多美国人和大多数职业经济学家认为，富兰克林在赞成国际贸易不应受到妨碍的主张上实质是正确的。”（注：威尔海特：《美国经济思想和政策的奠基者》，第318—319页。）
　　在美国的开国先辈中，富兰克林可能是一个例外，他几乎没有参与过美国对外经济政策的制定与执行，自然也就没有经历从“理想”的自由贸易观向有助于实现美国现实利益的商业理念的转变。因此，他的自由贸易观只是反映出同时代美国精英所倡导的一种“理想”而已。
　　　　　　二
　　在历史上，自由贸易似乎与民主政治密切联系在一起，也就是说，实行民主政治的国家有在世界范围内推行自由贸易的责任。然而，民主政治与自由贸易毕竟存在着地域上的区别，前者主要是在国家主权统辖的领土内，属于一种不涉及其他国家的单向行为，完全是本国的内部事务；后者却是超越国家主权范围，至少涉及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单方面实行自由贸易显然与国家外部利益相悖，所以并不见得提倡自由贸易的国家就必然把这种理论在其对外经济政策中体现出来。在美国的开国先辈中，许多人无疑对民主政治情有独钟，所以自然也就倡导自由贸易。然而，他们直接领导或参与了美国对外经济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当他们无法把自由贸易的理念延伸到美国疆域之外时，只能根据其现实利益的需要来解释至少还保留在口头上的自由贸易。托马斯·杰斐逊就是这方面的代表。
　　杰斐逊的经济思想受到法国重农学派的影响，认为农业是最富有生产和最理想的行业。他显然同时也接受了重农主义关于自由贸易的主张，提倡自由贸易应该在国内和国际贸易中占绝对优势，“全世界在完全自由的状态下从事商业将会有所收益”（注：小埃克斯：《开放美国市场：1776年以来美国的对外贸易政策》，第3页。）。因此，  杰斐逊在投身于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斗争后，自由贸易自然成为他向英国重商主义政策发难的一个有力武器。杰斐逊深信，在重商主义的指导下，英国与殖民地之间的经济关系本质上是剥削性的。因此他比其他人更加强调英国重商主义的剥削本质，曾决心尽全力来使北美殖民地的商业运行摆脱英国重商主义所规定的模式。1774年8月，  杰斐逊在给弗吉尼亚第一批参加国会的代表的指示中指出，英国人“沉迷于各个方面的过度要求，这是受他们的贪得无厌所能左右或是我们的需要所能强求：（他们）把美国所需要他们的商品价格提高到他们获得独占特权之前所销售的两倍和三倍，是我们在其他地方购买同类较好商品价格的两倍和三倍”（注：罗伯特·塔克等：《自由的帝国：托马斯·杰斐逊的治国才能》（Robert  W.Tucker  and  David  C.Hendrickson,  Empire  of  Liberty:  TheStatecraft  of  
Thomas  Jefferson），牛津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7页。）。这种结果由英国商人对殖民地贸易垄断所造成的，直接损害了殖民地的利益。消除对贸易垄断的惟一方法就是让商品在一种不受任何干扰的自然状态下自由流动。杰斐逊的这种思想在他撰写和起草的相关著述和文件中充分体现出来。1774年杰斐逊在一份概括英属美利坚权利的备忘录中宣称，“与世界上一切地区进行自由贸易”是北美殖民地人民所享有的“自然权利”，任何法律都不能对之剥夺（注：这份备忘录的名称为《英属美利坚权利概观》，全文见梅利尔彼得森编：《杰斐逊集》（上），三联书店1993年版，第111—128页。）。1775年2月杰斐逊在为大陆会议起草的一份重要文件中宣称：“我们认为，一方面要求殖民地责成自己做出捐献，而另一方面英国却垄断殖民地的贸易，这样是不公平的。这件事本身就使殖民地承担沉重的费用。所以，以税的形式要求殖民地对帝国进行附加帮助就等于要求殖民地双倍地负担其费用。如果我们和帝国其它地方平等地负担费用的话，那么我们也应当与他们一样平等地享受与世界其它地方进行自由贸易的权利。但是，他们一方面限制我们的贸易自由从而切断了我们财富的来源，一方面又让我们和那些财源对其开放的人们一样负担全部其它费用，这还有什么公正可言？”（注：彼得森编：《杰斐逊集》（上）

，第355页。）
　　与富兰克林所不同的是，杰斐逊在美国独立后就开始在中央政府内出任公职，先后担任驻法公使、国务卿和总统，直接参与了国家外交政策（包括对外经济政策）的制定与执行。正如罗伯特·塔克等人指出的那样：“早期美国外交的中心人物是托马斯·杰斐逊。在实现美国独立后的期间，杰斐逊在对外政策的日常处理中占据着至关重要的地位。”（注：塔克等：《自由的帝国：托马斯·杰斐逊的治国才能》，第8—9页。）杰斐逊的自由贸易思想无疑会对决策过程发生影响，但他的这种特殊地位决定了他必须以实现国家根本利益为准则，如果前者与后者发生冲突，杰斐逊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1793年12月16日，作为国务卿的杰斐逊在《关于合众国的商业在外国所受优惠和限制的报告》中考察了外国对美国贸易和航运的限制，提出了解决的两种办法，一是“通过与实行这些限制的国家进行友好的协商”；二是“由我们的立法机构通过单独的立法措施来抵消它们的影响”。在这两种办法中，杰斐逊认为友好协商是比较合适的。“即使只有一个国家愿意同美国开始实行这种自由贸易的制度，和那个国家这样做也是可取的；因为只有一个一个地进行，这一制度才能扩展到全世界”（注：彼得森编：《杰斐逊集》（上），第475—476页。）。
　　这个应国会请求而撰写的非常重要的文件包含着杰斐逊的自由贸易的思想，但更多的是体现出了如何通过双边自由贸易来为美国剩余商品找到市场，打破英国、荷兰、丹麦、瑞典等欧洲国家对美国产品采取的禁止、差别对待和高关税壁垒的限制。到了这个时候，他的自由贸易观已经变成了有条件的，甚至包含着对那些违背自由贸易原则的国家进行强硬报复的思想。杰斐逊在对欧洲重商主义国家发出的警告中宣称，如果任何国家“设想通过继续禁运、关税和控制的方式来更好地体现出它的优势，那么我们应该通过反禁运、关税和控制来保护我们的公民、他们的商业和航海”。他反对做出单边让步，“自由通商和航行不能用来对限制和烦恼之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