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开国先辈们的自由贸易思想探析
般来说，它们将导向最富有生产力的经济活动。“为了节省缝衣费用，鞋匠自己缝制衣服不具有任何优势的，缝衣匠为了节省从鞋匠那里买鞋的费用而自己做鞋同样不具有任何优势。更好的政策是允许他们各自以自己的方式发挥特长。”（注：转引自罗伯特·拉特兰：《詹姆斯·麦迪逊：开国先辈》（Robert A.Rutland, James Madison: The Founding Father），纽约1987年版，第55页。）所以国家通过限制贸易也不会获得任何利益，贸易的完全自由应该是一种最佳的理想状态。不过，麦迪逊对自由贸易的认识也就到此为止了。理想只是一种遥远的目标，毕竟与现实还存在着相当大的距离，现实的状况并没有为推行自由贸易提供充足的条件。如果在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实行自由贸易，结果只会使国家的利益受到损害。所以麦迪逊提出了“自由贸易的例外论”，认为在一些情况下，一种完全的自由竞争对一种公正的竞争将是致命的。例如，如果两个商业城市之间存在着竞争，一个拥有财富和长期的商业惯例，而另一个只在自然条件下占有优势，后者不能获得应占的商业份额，最后必须屈服。（注：参见多尔夫曼：《美国文明中的经济思想1606—1865》第1卷，第286—287页。）。麦迪逊尽管主张美国在农产品上比其他国家大大具有优势，美国应该大力推进其农产品占领或垄断世界市场，但他从来不忽视对国内市场的保护。他承认，保护关税可以带来许多好处，当其他国家限制美国产品进入时把美国港口大开，将是邀请他国在美国市场上倾销其商品。在这样一种形势下，对外国产品征收关税以保护国内市场显得非常迫切，“某些关税可以保护国内市场，尽管后者不应该过分地与前者混淆起来”（注：转引自拉特兰：《詹姆斯·麦迪逊：开国先辈》，第26页。）所以，在麦迪逊的经济思想中，国家出于某些特殊的目的对商业活动进行限制或保护无可非议，而且有利于国家实现其在对外贸易上的既定目标。1794年，麦迪逊提出对没有与美国签署商业协定的国家征收船舶和商品差别关税的著名决议案，旨在迫使英国解除对美国贸易和商品出口的限制。美国国会为此展开了一场大辩论。在辩论中，麦迪逊不仅重复了“自由贸易的例外论”理由，而且指出，区别对待将会与共和制的法国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的贸易关系（注：参见多尔夫曼：《美国文明中的经济思想1606—1865》第1卷，第304页。）。
麦迪逊从1801年之后就开始进入美国政府的最高决策层，上述这些关于商业的思想不仅对他提出一些相关政策发生了明显的影响，而且日益与实现美国的切身利益相吻合。他在出任美国总统后，针对国内制造业的现状，实际上是鼓励在国家的保护下发展制造业。在1810年12月5日致国会的年度咨文中，他把使用关税来维护国内“幼稚”的制造业说成是国会的“爱国主义的反应”（注：参见詹姆斯·理查森主编：《总统咨文与文件汇编》（James D.Richardson,ed.,A Compilation of theMassages and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第2卷，国家文献局1897年版，第470页。）因此，“每个深谋远虑的国家将希望在食品、服装和国防等必需品上不依赖于其他国家”（注：参见小埃克斯：《开放美国市场：1776年以来美国的对外贸易政策》，第12页。）在1815年12月5日第7次致国会的年度咨文中，麦迪逊强调了对自由放任理论的“例外情况”（注：参见詹姆斯·理查森主编：《总统咨文与文件汇编》第2卷，第552页。）。麦迪逊没有像美国的早期经济民族主义者那样公开宣扬贸易保护主义，至少在口头上还没有完全放弃对自由贸易的信念，但在实际上，他已经把经济民族主义的倾向体现在决策过程中，把对美国制造业的保护提上了议事日程。难怪美国“新左
Political Economy,1763—1828"），《威廉和玛丽季刊》（The 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第15 卷第4期，1958年10月号，第425页。）。在美国早期历史上， 美国所谓的重商主义究竟与麦迪逊的思想有多大程度的联系，史学界存在着不同的看法，但像威廉斯对麦迪逊思想的这样评论并不多见。像早期许多美国领导人一样，麦迪逊的商业思想有着“理想”的色彩，但这种理想又很难解决美国在现实中所遇到的各种问题，作为美国政府的一个重要决策者，在理想与现实的天平上，麦迪逊当然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
1785年7月6日和8月7日，麦迪逊在分别致理查德·李和詹姆斯·门罗的信中表示，理想的贸易体系是商品的“完全自由”流动，“但在这一体系对美国成为可能之前，我们必须还清债务，在这一体系能够真正付诸实践之前，所有国家都必须赞成。只要其他国家把伤害强加给美国的商船和海员，我们必须要么在互惠原则的基础上进行报复，要么放弃我们正当的利润和实现真正独立的希望”（注：多尔夫曼：《美国文明中的经济思想1606—1865》第1卷，第246页。）约翰·亚当斯1800年10月30日致国务卿马歇尔的信中说，如果“自由的船只所载的货物自由”的原则，“一旦真正确立和得到真诚的遵守，它将会永远地结束所有海上战争，也不会出现所有用于军事的海军”。出于这种原因，上述情况将从来不会成为现实，“无论这一点对人类是多么的合乎需要，无论哲学也许是怎样赞成它和基督教多么希望得到它”（注：塔克等：《自由的帝国：托马斯·杰斐逊的治国才能》，第56页。）。因此，贸易的“完全自由”只是一种理想，这种理想至少在当时以及之后的很长时期无补于解决美国在对外经济关系中所面临的问题，因为“自由贸易的黄金时代尚未到来”（麦迪逊之语）。
四
拿破仑一世曾指出，经济学家只是系统化者，他们的原则在理论上是正确的，但在实践中却是错误的（注：转引自多尔夫曼：《美国文明中的经济思想1606—1865》第1卷，第390页。）。拿破仑这番话是针对他的“大陆体系”有感而发的，并不具有普遍性，如果将其绝对化，显然不能解释许多经济现象。不过这种观点用来说明那个时期许多人对自由贸易理论的看法，却还是有一定道理的。英国古典经济学派系统地阐述了自由贸易理论之后，的确给当时重商主义占据支配地位的经济学界带来新的气息，许多具有自由主义思想的人把这种理论作为向重商主义挑战的一个有力武器。美国独立前后的那一代开国先辈们很少没有受到自由贸易理论的影响，他们希望国家之间的商业往来能够实现不受人为限制的“自由”，但当美国作为一个主权实体开始与其他国家发生关系后，错综复杂的形势又使他们不得不放弃了并不现实的自由贸易观，转而提倡或奉行与美国现行利益相一致的主张或政策。许多政治家经历了这一思想的转变，就连一些以提倡保护而著称的人物一开始并不是绝对地否认自由贸易。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广泛地阅读过亚当·斯密等人的著作，其经济思想实际上受到了英国古典经济学的影响（注：参见拉斯·马格努森主编：《美国的自由贸易和保护主义1822—1890：经济学历史上的关键概念》（Lars Magnusson, 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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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迪逊从1801年之后就开始进入美国政府的最高决策层，上述这些关于商业的思想不仅对他提出一些相关政策发生了明显的影响，而且日益与实现美国的切身利益相吻合。他在出任美国总统后，针对国内制造业的现状，实际上是鼓励在国家的保护下发展制造业。在1810年12月5日致国会的年度咨文中，他把使用关税来维护国内“幼稚”的制造业说成是国会的“爱国主义的反应”（注：参见詹姆斯·理查森主编：《总统咨文与文件汇编》（James D.Richardson,ed.,A Compilation of theMassages and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第2卷，国家文献局1897年版，第470页。）因此，“每个深谋远虑的国家将希望在食品、服装和国防等必需品上不依赖于其他国家”（注：参见小埃克斯：《开放美国市场：1776年以来美国的对外贸易政策》，第12页。）在1815年12月5日第7次致国会的年度咨文中，麦迪逊强调了对自由放任理论的“例外情况”（注：参见詹姆斯·理查森主编：《总统咨文与文件汇编》第2卷，第552页。）。麦迪逊没有像美国的早期经济民族主义者那样公开宣扬贸易保护主义，至少在口头上还没有完全放弃对自由贸易的信念，但在实际上，他已经把经济民族主义的倾向体现在决策过程中，把对美国制造业的保护提上了议事日程。难怪美国“新左
派”史学大师威廉·威廉斯评论说，“麦迪逊的理论确定了美国重商主义的基调。那些想要实现自己帝国的商人们和制造商们觉得这种理论有说服力和比较方便”。（注：威廉·威廉斯：《重商主义时代：对美国政治经济的一种解释1763—1828》（William A.Willams,"The Age of Mercantilism: AnInterpretation of the American
Political Economy,1763—1828"），《威廉和玛丽季刊》（The 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第15 卷第4期，1958年10月号，第425页。）。在美国早期历史上， 美国所谓的重商主义究竟与麦迪逊的思想有多大程度的联系，史学界存在着不同的看法，但像威廉斯对麦迪逊思想的这样评论并不多见。像早期许多美国领导人一样，麦迪逊的商业思想有着“理想”的色彩，但这种理想又很难解决美国在现实中所遇到的各种问题，作为美国政府的一个重要决策者，在理想与现实的天平上，麦迪逊当然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
1785年7月6日和8月7日，麦迪逊在分别致理查德·李和詹姆斯·门罗的信中表示，理想的贸易体系是商品的“完全自由”流动，“但在这一体系对美国成为可能之前，我们必须还清债务，在这一体系能够真正付诸实践之前，所有国家都必须赞成。只要其他国家把伤害强加给美国的商船和海员，我们必须要么在互惠原则的基础上进行报复，要么放弃我们正当的利润和实现真正独立的希望”（注：多尔夫曼：《美国文明中的经济思想1606—1865》第1卷，第246页。）约翰·亚当斯1800年10月30日致国务卿马歇尔的信中说，如果“自由的船只所载的货物自由”的原则，“一旦真正确立和得到真诚的遵守，它将会永远地结束所有海上战争，也不会出现所有用于军事的海军”。出于这种原因，上述情况将从来不会成为现实，“无论这一点对人类是多么的合乎需要，无论哲学也许是怎样赞成它和基督教多么希望得到它”（注：塔克等：《自由的帝国：托马斯·杰斐逊的治国才能》，第56页。）。因此，贸易的“完全自由”只是一种理想，这种理想至少在当时以及之后的很长时期无补于解决美国在对外经济关系中所面临的问题，因为“自由贸易的黄金时代尚未到来”（麦迪逊之语）。
四
拿破仑一世曾指出，经济学家只是系统化者，他们的原则在理论上是正确的，但在实践中却是错误的（注：转引自多尔夫曼：《美国文明中的经济思想1606—1865》第1卷，第390页。）。拿破仑这番话是针对他的“大陆体系”有感而发的，并不具有普遍性，如果将其绝对化，显然不能解释许多经济现象。不过这种观点用来说明那个时期许多人对自由贸易理论的看法，却还是有一定道理的。英国古典经济学派系统地阐述了自由贸易理论之后，的确给当时重商主义占据支配地位的经济学界带来新的气息，许多具有自由主义思想的人把这种理论作为向重商主义挑战的一个有力武器。美国独立前后的那一代开国先辈们很少没有受到自由贸易理论的影响，他们希望国家之间的商业往来能够实现不受人为限制的“自由”，但当美国作为一个主权实体开始与其他国家发生关系后，错综复杂的形势又使他们不得不放弃了并不现实的自由贸易观，转而提倡或奉行与美国现行利益相一致的主张或政策。许多政治家经历了这一思想的转变，就连一些以提倡保护而著称的人物一开始并不是绝对地否认自由贸易。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广泛地阅读过亚当·斯密等人的著作，其经济思想实际上受到了英国古典经济学的影响（注：参见拉斯·马格努森主编：《美国的自由贸易和保护主义1822—1890：经济学历史上的关键概念》（Lars Magnusson, 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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