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几个问题

宗教、文学艺术、科学和哲学等精神产品。马克思有“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物资生产资料”和“精神生产资料”，“物质生产力”和“精神生产力”等提法。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各所取得的积极成果的总和，不就是我们说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以及对文明两分法的由来吗?但是社会结构、社会生活却复杂得多。马克思说：“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马恩选集》1995年版第2卷第32页)物质文明同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和经济关系紧密相联。精神文明同精神生活和观念上层建筑(包括政治、法律、思想、道德、宗教、文学艺术、哲学等意识形态)紧密相联。政治文明则同政治生活和政治上层建筑紧密相联。政治上层建筑在阶级社会指政治法律的制度、组织和设施，包括政党、政权机构、军队、警察、法庭、监狱等，其中国家政权是核心。依据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原理对社会生活、社会结构的上述划分，后来被简称为经济、政治、思想(理论或意识形态文化)三大方面，这正是对文明采用三分法的由来。从两个文明发展到三个文明，不仅反映我党对社会文明认识的深化，而且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的需要。在两个文明建设取得显著成就的今天，只有进一步发展民主政治，建设政治文明，才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
　　三、建设政治文明有新思路新举措
　　十六大报告提出，发展要有新思路，改革要有新突破，开放要有新局面，各项工作要有新举措。对比十五大报告“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法制建设”部分，可以看到十六大报告“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等相关部分，对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提出了许多新思路和新举措。如“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改革和完善决策机制”、“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等几个大项，都是新增加的，不仅很有高度，而且抓住了根本。讲社会主义民主制度时，从“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开始，重点放在扩大基层民主和党内民主，说前者“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基础性工作”，后者“是党的生命，对人民民主具有重要的示范和带动作用”。又根据这些年的经验增写了完善村民自治和城市居民自治，扩大党的代表大会常任制的试点等。这些都是切合广大人民和广大党员心意的。在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方面，抓住了决策和执行、选人和用人两大环节，提出实行决策的论证制和责任制，干部的任期制、辞职制和责任追究制以及政务公开制等。这些都是行之有效或切实可行的。在健全法制方面，强调党依法执政，政府依法行政，干部依法办事，司法人员执法公正，增写了“党员和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成为遵守宪法和法律的模范”。
　　报告对执政党、人民和法治三者关系的表述，比十五大更精确。强调“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并指出“党的领导”是根本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是本质要求，“依法治国”是基本方略。在党的建设部分新写了“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又吸收代表意见，在定稿时增加了“正确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特别是要防止和克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内容。这些对于建设政治文明都具有现实针对性和理论指导性。
　　四、政治文明建设要走自己的发展道路
　　十六大报告讲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时，强调“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总结自己的实践经验，同时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绝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的模式”。这是至关重要的。我们知道有些国家由于把改革变成“改向”，照抄西方一套，有的毁于一旦，有的导致经济危机和社会动荡。某些书籍和文章一讲政治体制改革，就首先要改掉“执政党在国家政权之外另设相应的机构”的“权力结构”；一讲法制和法治，就说一切人订的法律之上还有时时处处适用于每个人的普世法律，根本否定国家和法的阶级性和历史性；一讲发扬民主，就宣扬不分社会性质和不顾具体国情的“一般民主”等等。报告的上述论断，实际上就是对这些做法和观点的正面回答。报告提出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必须以四项基本原则为前提，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坚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而在民主、法制、人事制度和权力制约等具体举措方面，既总结了我国的成功经验，又借鉴了国外的有益成果，具有鲜明的时代气息和中国特色。报告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对自己选择的政治发展道路充满信心，将坚定不移地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推向前进”。这里使用的“政治发展”一词，就是借鉴人类政治文明有益成果的一例。“政治发展”这一概念和有关的“政治发展理论”，是上世纪50年代后由西方首先提出的。有的学者宣扬政治发展就是政治现代化，不发达国家在现代化建设中趋向西方的国家模式才是“积极发展”，否则就是“消极发展”。我们党始终坚持我国的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我国的政治发展绝不是照搬西方政治模式的“政治现代化”，而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情况相结合，从中国的历史和经济条件出发，走自己的政治发展道路。我们从十二大起就首先正式使用“政治体制”的概念，坚持政治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绝不搬西方的三权鼎立、多党竞争、轮流执政那一套。我们讲的民主、法制和法治国家，是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一切冠以“社会主义”一词，以示与西方有根本区别。实践证明，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领导我们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道路，我们才能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不管风吹浪打，我自岿然不动”；才能巩固和发展报告中说的“民主团结、生动活泼、安定和谐的政治局面”；才能在当前国际风云变幻，世界很不安宁的大环境中，出现“这边独好”的社会稳定和“一枝独秀”的经济增长。
　　十六大报告结尾部分有一段鼓舞人心的话：“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断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联系1949年9月21日毛泽东同志庄严宣布的“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的民族将从此列入爱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各民族大家庭，以勇敢而勤劳的姿态工作着，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时也促进世界的和平和自由”。我们高兴地看到，这一切正在一天一天地变成现实。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几个问题(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