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然／应然鸿沟：自然主义和效用主义
eter C.Fishburn,Decision and Value Theory,John Wiley and Sons,1964,p.39-40.）在效用主义的价值论中，我主张价值是主观的。（注：C.L.Sheng,A Utilitarian General Theory of Value Rodopi International Publisher,1998.）费许朋这里的名称“相对的”即相当于我称的“主观的”。
哈利·平斯王格曾详细讨论据于生命的目的论作为伦理学的基础并曾提出据于生命的目的论的清楚描述，对于他的描述我完全同意。他说：
我的主旨是所有生物，不论有意识的或是植物，都是目标导向的，而无生物则不能具有或追求目标。我将争辩目的论是据于生物学的：生命是发生目标导向行动的存在之现象。在这种看法中，意向(purpose)是较为广大的“目标”类中之一特殊小类，意向乃意识到的目标。（注：Harry Bingswanger:"Life-Based Teleology and the Foundations of Ethics,"The Monist,Vol.75,No.1 (January
1992),p.84-103.）
开列考脱之事实／价值区分和对价值之投射说法或被误解为价值中心的目的论之破坏者，但马克·勃陀曾给出三个理由以否定之。（注：Mark Bedau,"Goal-Directed Systems and the Good,"The Monist,Vol.75,No.(January 1992),p.31-54.）勃陀又给出三个理由以证明担心目的论的价值中心理论是恶性循环这一点是并不严重的。（注：Mark Bedau,"Goal-Directed Systems and the Good,"The Monist,Vol.75,No.(January 1992),p.31-54.）勃陀进一步主张目的论的价值中心理论作为结论。我完全同意他的话。他说：
价值和目的论是一种概念的统合理论系统之一部分，作为一个理论组合要么全部接受要么不接受。理论上的统合并非缺点；许多群的概念形成类似的理论系统。每种理论本身仍有其信息。我们可以掌握目标和意向等概念而不知道它们包含价值，我们也可以掌握价值之概念而不见其牵涉到自然的功能。一个价值中心的目的论理论和一个功能中心的价值理论两者都可以是真的但不一定可琐屑地分析，以致敏感而智能的人仍可对它们不同意。所以，即使目的论和价值都是一个相互界定的概念家族之一部分，一个价值中心的目的论理论仍可以是一个有意义和有信息的理论进步。（注：Mark Bedau,"Goal-Directed Systems and the Good,"The Monist,Vol.75,No.(January 1992),p.31-54.）
约翰·孟德尔，在对理查·勃朗特脱的认知心理诊疗或解释和约翰·哈桑伊的合理选择理论不满之余，下结论说：“自然主义与效用主义间之连接是表面的甚于真实的。效用主义并不能从一般定为与自然主义的更接近的联系获得比对手们更多的支持。”（注：John Mandle,"Does naturalism Imply Utilitarianism?"The Journal of Value Inquiry,
Vol.33,No.4(December 1999),p.537-553.）我认为孟德尔犯了一个错误，他认为自然主义只处理完全没有目的论的无生命的客观物理世界。
依照我的诠释，自然主义也处理有知觉的生物之目的论天性，因而无可避免地也牵涉到价值。我同意马克·勃陀的看法，即目的论和价值均为一个相互界定的概念家族之
于是，从以上的引文中可获得这样的结论：具有主观意识的目的论是价值之来源。价值和目的论结合形成一个统合的理论系统，它可作为决策理论和对效用主义的决策理论方法之基础。
三、采取非道德行动时之理性选择
在本节和下节中我将给出一串推理以辩护实然／应然鸿沟可以被效用主义所跨越。为了清楚和方便起见我把这推理串分成为二个阶段。第一阶段为非道德行动辩护：当事者所采取的对的行动是那个对当事者自己具有最大效用的行动。第二个阶段再为道德行动辩护：当事者所采取的对的行动是那个具有最大社会效用的行动。第二阶段将作为第一阶段的延伸而辩护，因为这样似乎是最简单的方法。第一阶段将于本节中讨论，而第二阶段则将于下节中讨论。
所谓非道德行动乃指与道德无关之行动。较明确地讲，可说非道德行动乃一并不直接影响别人或社会的利益之行动。因此，在对一非道德行动作决策时，当事者只须考虑其自身的利益，而无需考虑别人的利益。但是，在这种情景中，对当事者自身效用之最大化其实就是对整个社会的效用或社会效用之最大化，因为当事者为社会成员之一而非道德行动系假定为与他人之利益无关者。因此，在非道德行动之情况下，对当事者效用之最大化可视为较为一般性的道德行动之一种特殊情形。
决策科学研究一个理性的人在有两个以上的可行选择中选取其一的非道德行动时如何作一决策。在一复杂的情景中，有时人难以抉择，或是因为效用的计算太过复杂，或是因为人对自己的偏好并不十分清楚，以致引起偏好间的不一贯。决策理论是一种科学，它研究在有两个以上可能时一个理性的人如何选择并说明价值和效用之计算细节。它又包含一个期望效用理论，这理论可以决定决策者的避险性程度和他的效用函数。所以决策理论对企业管理中处理经济价值之效用特别有用。
决策理论似乎既是描述性的，又是规范性的。描述性的是因为它描述了人性，或更确切说，它的基础期望效用理论描述了当事者对金钱的避险程度，并计算出行动对当事者的效用。规范性的则是因为它告诉当事者采取具有最大效用的选择。所以，对于一个具有某种程度的避险性和拥有某些数量的金钱的人，决策理论给出这人的效用函数并且计算出任何行动各个选择对当事者的效用。一个理性的人是假定为总是选取对他自己具有最佳后果或最大效用之行动的。
决策理论是否已跨越实然／应然鸿沟了呢？我的回答是“尚未”。决策理论教人如何决定效用及如何找出具有最大效用的选择，但并未说出为什么具有最大效用的选择是应该采取的对的行动。
价值中心目的论说明所有生物都是目的导向的，而人类则意识到他们的目的。所以他们自然趋向于，也愿意，藉采取某些行动来达成他们的目标。这些行动必须予以证立，这些目标必 《实然／应然鸿沟：自然主义和效用主义(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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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利·平斯王格曾详细讨论据于生命的目的论作为伦理学的基础并曾提出据于生命的目的论的清楚描述，对于他的描述我完全同意。他说：
我的主旨是所有生物，不论有意识的或是植物，都是目标导向的，而无生物则不能具有或追求目标。我将争辩目的论是据于生物学的：生命是发生目标导向行动的存在之现象。在这种看法中，意向(purpose)是较为广大的“目标”类中之一特殊小类，意向乃意识到的目标。（注：Harry Bingswanger:"Life-Based Teleology and the Foundations of Ethics,"The Monist,Vol.75,No.1 (January
1992),p.84-103.）
开列考脱之事实／价值区分和对价值之投射说法或被误解为价值中心的目的论之破坏者，但马克·勃陀曾给出三个理由以否定之。（注：Mark Bedau,"Goal-Directed Systems and the Good,"The Monist,Vol.75,No.(January 1992),p.31-54.）勃陀又给出三个理由以证明担心目的论的价值中心理论是恶性循环这一点是并不严重的。（注：Mark Bedau,"Goal-Directed Systems and the Good,"The Monist,Vol.75,No.(January 1992),p.31-54.）勃陀进一步主张目的论的价值中心理论作为结论。我完全同意他的话。他说：
价值和目的论是一种概念的统合理论系统之一部分，作为一个理论组合要么全部接受要么不接受。理论上的统合并非缺点；许多群的概念形成类似的理论系统。每种理论本身仍有其信息。我们可以掌握目标和意向等概念而不知道它们包含价值，我们也可以掌握价值之概念而不见其牵涉到自然的功能。一个价值中心的目的论理论和一个功能中心的价值理论两者都可以是真的但不一定可琐屑地分析，以致敏感而智能的人仍可对它们不同意。所以，即使目的论和价值都是一个相互界定的概念家族之一部分，一个价值中心的目的论理论仍可以是一个有意义和有信息的理论进步。（注：Mark Bedau,"Goal-Directed Systems and the Good,"The Monist,Vol.75,No.(January 1992),p.31-54.）
约翰·孟德尔，在对理查·勃朗特脱的认知心理诊疗或解释和约翰·哈桑伊的合理选择理论不满之余，下结论说：“自然主义与效用主义间之连接是表面的甚于真实的。效用主义并不能从一般定为与自然主义的更接近的联系获得比对手们更多的支持。”（注：John Mandle,"Does naturalism Imply Utilitarianism?"The Journal of Value Inquiry,
Vol.33,No.4(December 1999),p.537-553.）我认为孟德尔犯了一个错误，他认为自然主义只处理完全没有目的论的无生命的客观物理世界。
依照我的诠释，自然主义也处理有知觉的生物之目的论天性，因而无可避免地也牵涉到价值。我同意马克·勃陀的看法，即目的论和价值均为一个相互界定的概念家族之
一部分。事实上，在我的效用主义价值论中，目的论是并合在价值理论中的。
于是，从以上的引文中可获得这样的结论：具有主观意识的目的论是价值之来源。价值和目的论结合形成一个统合的理论系统，它可作为决策理论和对效用主义的决策理论方法之基础。
三、采取非道德行动时之理性选择
在本节和下节中我将给出一串推理以辩护实然／应然鸿沟可以被效用主义所跨越。为了清楚和方便起见我把这推理串分成为二个阶段。第一阶段为非道德行动辩护：当事者所采取的对的行动是那个对当事者自己具有最大效用的行动。第二个阶段再为道德行动辩护：当事者所采取的对的行动是那个具有最大社会效用的行动。第二阶段将作为第一阶段的延伸而辩护，因为这样似乎是最简单的方法。第一阶段将于本节中讨论，而第二阶段则将于下节中讨论。
所谓非道德行动乃指与道德无关之行动。较明确地讲，可说非道德行动乃一并不直接影响别人或社会的利益之行动。因此，在对一非道德行动作决策时，当事者只须考虑其自身的利益，而无需考虑别人的利益。但是，在这种情景中，对当事者自身效用之最大化其实就是对整个社会的效用或社会效用之最大化，因为当事者为社会成员之一而非道德行动系假定为与他人之利益无关者。因此，在非道德行动之情况下，对当事者效用之最大化可视为较为一般性的道德行动之一种特殊情形。
决策科学研究一个理性的人在有两个以上的可行选择中选取其一的非道德行动时如何作一决策。在一复杂的情景中，有时人难以抉择，或是因为效用的计算太过复杂，或是因为人对自己的偏好并不十分清楚，以致引起偏好间的不一贯。决策理论是一种科学，它研究在有两个以上可能时一个理性的人如何选择并说明价值和效用之计算细节。它又包含一个期望效用理论，这理论可以决定决策者的避险性程度和他的效用函数。所以决策理论对企业管理中处理经济价值之效用特别有用。
决策理论似乎既是描述性的，又是规范性的。描述性的是因为它描述了人性，或更确切说，它的基础期望效用理论描述了当事者对金钱的避险程度，并计算出行动对当事者的效用。规范性的则是因为它告诉当事者采取具有最大效用的选择。所以，对于一个具有某种程度的避险性和拥有某些数量的金钱的人，决策理论给出这人的效用函数并且计算出任何行动各个选择对当事者的效用。一个理性的人是假定为总是选取对他自己具有最佳后果或最大效用之行动的。
决策理论是否已跨越实然／应然鸿沟了呢？我的回答是“尚未”。决策理论教人如何决定效用及如何找出具有最大效用的选择，但并未说出为什么具有最大效用的选择是应该采取的对的行动。
价值中心目的论说明所有生物都是目的导向的，而人类则意识到他们的目的。所以他们自然趋向于，也愿意，藉采取某些行动来达成他们的目标。这些行动必须予以证立，这些目标必 《实然／应然鸿沟：自然主义和效用主义(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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