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体系运动在今天意味着什么
信未来是光明的，因此，他们开始撤回对这些运动合法性的认定。他们不再相信，这些政党将会不可避免和确定无疑地带来一个更平等的世界。而且，对这些运动失去信仰之后，他们撤回了对国家作为转化机制的信仰。这并不意味着，人们在选举中不再投这些政党的票。这意味着，这种投票已经变成两害相权取其轻的防御性投票，而不是肯定他们的意识形态和对未来的期望。
虽然如此，1968年以来，人们继续努力来寻找某种更好的反体系运动，这种运动是真正反体系的，也就是说，能够真正把我们带向一个更民主、更平等的世界。这种努力有4种类型，其中有的仍在继续。
第一种是一度盛行的各类毛泽东主义。在20世纪60年代到大约70年代中期，世界各地出现了大量运动，它们彼此不同、相互竞争，通常规模很小，但有时也相当大，它们自称毛泽东主义，意思是说它们多少都受到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启示。从本质上说，它们认为老左派失败了，因为它没有宣扬纯洁的革命教义，而这些运动提出要遵循纯洁的教义。但这些运动都式微了，原因有二：第一，它们本身就何谓纯洁教义的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因此迅速变成了封闭的宗派小团体。或者，如果它们的规模非常大，例如在印度，它们则演变成老左派运动的新版本。第二个原因甚至更重要。随着毛泽东去世，灵感的全部来源消失了。今天，任何有影响力的这类运动都不存在了。
第二种是延续时间更长、自认具有反体系地位的所谓新左派运动——绿党和其他生态运动、女权运动、种族/“少数”民族运动(例如美国的黑人或法国的北非移民后裔)。这些运动声称拥有很长的历史，但事实上只是在20世纪70年代，它们才第一次作为重要运动、或者以复兴和战斗性更强的形式出现在全世界(尽管在整个欧洲世界比在世界体系其他地方都更强大)。这些运动主要有两个共同特征：其一，它们坚决拒绝老左派运动，包括其两步战略、其内部等级制度及其指定的那类优先行动(那种认为妇女、“少数民族”和环保需要都是第二位的，应在“革命之后”着手解决的思想)。它们也对国家以及国家导向的行动非常不以为然。其二，到20世纪80年代，所有新左派运动内部都分裂为德国绿党所说的“教条主义者和现实主义者”(the fundis and the realos)。这再现了20世纪初老左派运动中关于革命/改良的辩论。最终结果是，在所有运动中，教条主义者都失败了，他们基本上已经消失。赢得了胜利的现实主义者越来越具有各类社会民主运动的面貌，他们与传统社会民主运动差别不大，但更多关注生态或性别种族歧视或所有这类问题。今天，这些运动在一些国家继续发挥重要影响，但它们似乎并不比老左派运动更反体系。特别是由于继续存在的老左派运动从1968年世界革命和新左派运动的兴起中吸取了一个教训，那就是它们需要把生态、性别、性倾向选择和种族歧视等问题纳入自己的纲领宣言中来。
第三种宣称具有反体系地位的运动是所谓人权组织。当然，其中有些组织，例如国际大赦组织，在1968年以前就存在。但人权组织只是在20世纪80年代才成为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对此颇有助益的是吉米·卡特在中美洲问题以及后来签署1975年赫尔辛基人权条约对东/中欧国家中都采用了人权语言。这两个行动使当局内部谈论人权的大量组织合法化。后来，在20世纪90年代，种族清洗扩散到世界各地，特别在巴尔干地区和卢旺达，引起了公众对这些问题的高度关注。
人权组织认为自己以“市民社会”的名义发言，这个术语本身就指明了战略。按照定义，市民社会不是国家。这个术语来自19世纪对法律领域和实际领域(le pays legaland le pays reel)之间、执政者和代表大众倾向者之间的区别。这个区别产生的问题是：市民社会如何消除它和国家之间的差距?它如何能够控制国家或让国家反映自己的价值观?这个区别似乎假定，当前控制着国家的是那些特权小集团，而“市民社会”则是开明的广大人民。
这些组织的确具有影响力。它们的确让一些国家——可能包括所有的国家——在自己的政策中反映人权关注的问题。但在这个过程中，这些组织越来越像国家的附属机构而不像国家的反对派，而从总体上说，它们当然并不是那么反体系的。它们变成了非政府组织，主要位于核心地区，努力把自己的政策贯彻到边缘地区中，而在这些地区它们经常被当做它们所在国的代理人而不是这些国家的批评者。无论如何，这些组织很少发动群众力量的支持，而是依靠它们能否利用自己在核心地区的精英激进分子的力量和地位。
第四种是所谓反全球化运动，这是1968年后反体系运动的最新版本。这个名称并不是这些运动自己说的，而是它们的对手加上的。媒体使用这个词组大概并不早于报道1999年抗议西雅图世界贸易组织会议。全球化作为倡导货物和资本自由贸易的新自由主义鼓吹者的一套说辞，在20世纪90年代已经成为一股强大的力量。媒体对它的关注集中在达沃斯会议，而从制度上推行全球化的则是华盛顿共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政策以及世贸组织的强化。西雅图会议原来是为扩大世贸组织作用而进行的一次重大努力，令大多数人意外的是，发生了大规模抗议，实际上搅乱了会议。破坏分子包括很大一部分美国的组织，有老左派(工会)和新左派，也有无政府主义团体。确实，美国劳联—产联(AFL—CIO)在如此激烈的行动中愿意与环保组织一样站在公众一边，这一事实本身就是新的现象，而由于这些都是美国的组织就更加如此。
西雅图会议之后，不管在什么地方，只要举行似乎与新自由主义议程有关的政府间会议，世界各地都继续发生一系列示威活动。这一切最后导致建立了世界社会论坛(WSF)，开始的几次集会都在阿雷格里港举行，到2002年第二届会议的时候，世界社会论坛吸引了来自1000多个组织的5万多名代表。下一年，将会召开大量地区性的同类会议，为2003年大会做准备。突然之间，出现了一个反体系运动的新角色。
这个新型运动的特点不同于所有以往形成的运
尽管某些老左派运动抱怨说世界社会论坛具有改良主义外貌，但抱怨与不和迄今都微不足道。抱怨者提出质疑，但他们还没有进行公开指责。当然，应该承认的是，到目前为止的成功是建立在一个否定性基础上的，即拒绝新自由主义，无论它是作为意识形态还是作为制度实践。许多人提出，世界社会论坛从这个否定性立场转向倡导一个更清晰、更有建设性的纲领上是至关重要的。它能否做到这一点，同时维护团结和坚持不建立一个总体性(和不可避免地等级化)结构，这是今后10年的重大问题。
正像我在其他文章中指出的，(注：[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乌托邦幻想，还是21世纪的历史选择》(Immanuel Wallerstein,Utopistics,or Historical Choices ofthe Twenty-first Century,New York:New Press,1998)；另见[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变革时代：世界体系的轨迹，1945—2025》(Immanuel Wallerstein,Terence K.Hopkins & Immanuel 《反体系运动在今天意味着什么(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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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如此，1968年以来，人们继续努力来寻找某种更好的反体系运动，这种运动是真正反体系的，也就是说，能够真正把我们带向一个更民主、更平等的世界。这种努力有4种类型，其中有的仍在继续。
第一种是一度盛行的各类毛泽东主义。在20世纪60年代到大约70年代中期，世界各地出现了大量运动，它们彼此不同、相互竞争，通常规模很小，但有时也相当大，它们自称毛泽东主义，意思是说它们多少都受到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启示。从本质上说，它们认为老左派失败了，因为它没有宣扬纯洁的革命教义，而这些运动提出要遵循纯洁的教义。但这些运动都式微了，原因有二：第一，它们本身就何谓纯洁教义的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因此迅速变成了封闭的宗派小团体。或者，如果它们的规模非常大，例如在印度，它们则演变成老左派运动的新版本。第二个原因甚至更重要。随着毛泽东去世，灵感的全部来源消失了。今天，任何有影响力的这类运动都不存在了。
第二种是延续时间更长、自认具有反体系地位的所谓新左派运动——绿党和其他生态运动、女权运动、种族/“少数”民族运动(例如美国的黑人或法国的北非移民后裔)。这些运动声称拥有很长的历史，但事实上只是在20世纪70年代，它们才第一次作为重要运动、或者以复兴和战斗性更强的形式出现在全世界(尽管在整个欧洲世界比在世界体系其他地方都更强大)。这些运动主要有两个共同特征：其一，它们坚决拒绝老左派运动，包括其两步战略、其内部等级制度及其指定的那类优先行动(那种认为妇女、“少数民族”和环保需要都是第二位的，应在“革命之后”着手解决的思想)。它们也对国家以及国家导向的行动非常不以为然。其二，到20世纪80年代，所有新左派运动内部都分裂为德国绿党所说的“教条主义者和现实主义者”(the fundis and the realos)。这再现了20世纪初老左派运动中关于革命/改良的辩论。最终结果是，在所有运动中，教条主义者都失败了，他们基本上已经消失。赢得了胜利的现实主义者越来越具有各类社会民主运动的面貌，他们与传统社会民主运动差别不大，但更多关注生态或性别种族歧视或所有这类问题。今天，这些运动在一些国家继续发挥重要影响，但它们似乎并不比老左派运动更反体系。特别是由于继续存在的老左派运动从1968年世界革命和新左派运动的兴起中吸取了一个教训，那就是它们需要把生态、性别、性倾向选择和种族歧视等问题纳入自己的纲领宣言中来。
第三种宣称具有反体系地位的运动是所谓人权组织。当然，其中有些组织，例如国际大赦组织，在1968年以前就存在。但人权组织只是在20世纪80年代才成为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对此颇有助益的是吉米·卡特在中美洲问题以及后来签署1975年赫尔辛基人权条约对东/中欧国家中都采用了人权语言。这两个行动使当局内部谈论人权的大量组织合法化。后来，在20世纪90年代，种族清洗扩散到世界各地，特别在巴尔干地区和卢旺达，引起了公众对这些问题的高度关注。
人权组织认为自己以“市民社会”的名义发言，这个术语本身就指明了战略。按照定义，市民社会不是国家。这个术语来自19世纪对法律领域和实际领域(le pays legaland le pays reel)之间、执政者和代表大众倾向者之间的区别。这个区别产生的问题是：市民社会如何消除它和国家之间的差距?它如何能够控制国家或让国家反映自己的价值观?这个区别似乎假定，当前控制着国家的是那些特权小集团，而“市民社会”则是开明的广大人民。
这些组织的确具有影响力。它们的确让一些国家——可能包括所有的国家——在自己的政策中反映人权关注的问题。但在这个过程中，这些组织越来越像国家的附属机构而不像国家的反对派，而从总体上说，它们当然并不是那么反体系的。它们变成了非政府组织，主要位于核心地区，努力把自己的政策贯彻到边缘地区中，而在这些地区它们经常被当做它们所在国的代理人而不是这些国家的批评者。无论如何，这些组织很少发动群众力量的支持，而是依靠它们能否利用自己在核心地区的精英激进分子的力量和地位。
第四种是所谓反全球化运动，这是1968年后反体系运动的最新版本。这个名称并不是这些运动自己说的，而是它们的对手加上的。媒体使用这个词组大概并不早于报道1999年抗议西雅图世界贸易组织会议。全球化作为倡导货物和资本自由贸易的新自由主义鼓吹者的一套说辞，在20世纪90年代已经成为一股强大的力量。媒体对它的关注集中在达沃斯会议，而从制度上推行全球化的则是华盛顿共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政策以及世贸组织的强化。西雅图会议原来是为扩大世贸组织作用而进行的一次重大努力，令大多数人意外的是，发生了大规模抗议，实际上搅乱了会议。破坏分子包括很大一部分美国的组织，有老左派(工会)和新左派，也有无政府主义团体。确实，美国劳联—产联(AFL—CIO)在如此激烈的行动中愿意与环保组织一样站在公众一边，这一事实本身就是新的现象，而由于这些都是美国的组织就更加如此。
西雅图会议之后，不管在什么地方，只要举行似乎与新自由主义议程有关的政府间会议，世界各地都继续发生一系列示威活动。这一切最后导致建立了世界社会论坛(WSF)，开始的几次集会都在阿雷格里港举行，到2002年第二届会议的时候，世界社会论坛吸引了来自1000多个组织的5万多名代表。下一年，将会召开大量地区性的同类会议，为2003年大会做准备。突然之间，出现了一个反体系运动的新角色。
这个新型运动的特点不同于所有以往形成的运
动。世界社会论坛努力聚合以往所有的各种反体系运动(老左派、新左派、人权组织以及不易纳入这些类别的任何运动)。它努力把那些纯粹地方性和地区性的运动、国家内部的运动以及跨国运动联合在一起。联合的基础是一个共同的目标即进行反对新自由主义社会恶果的斗争以及对各自当前优先目标的相互尊重。非常重要的是，世界社会论坛努力把北方和南方的运动联合到一个单一框架内。他们迄今提出的惟一口号是：“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甚至更奇怪的是，世界社会论坛在进行这些努力的时候并没有建立一个总体性上层建筑。目前，它所拥有的只不过是一个由大约50多人组成的国际协调委员会，代表着各种运动和不同的地理位置。
尽管某些老左派运动抱怨说世界社会论坛具有改良主义外貌，但抱怨与不和迄今都微不足道。抱怨者提出质疑，但他们还没有进行公开指责。当然，应该承认的是，到目前为止的成功是建立在一个否定性基础上的，即拒绝新自由主义，无论它是作为意识形态还是作为制度实践。许多人提出，世界社会论坛从这个否定性立场转向倡导一个更清晰、更有建设性的纲领上是至关重要的。它能否做到这一点，同时维护团结和坚持不建立一个总体性(和不可避免地等级化)结构，这是今后10年的重大问题。
正像我在其他文章中指出的，(注：[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乌托邦幻想，还是21世纪的历史选择》(Immanuel Wallerstein,Utopistics,or Historical Choices ofthe Twenty-first Century,New York:New Press,1998)；另见[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变革时代：世界体系的轨迹，1945—2025》(Immanuel Wallerstein,Terence K.Hopkins & Immanuel 《反体系运动在今天意味着什么(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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