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体系运动在今天意味着什么

;Wallerstein,coords.,The  Age  of 
 Transition:Trajectory  ofthe  World-System,1945—2025,London:Zed  Press,1996)。)如果说现代世界体系正处于结构性危机之中，而我们已经进入一个“变革时代”，即一个分岔和混乱时期，那么，事情就很清楚，对反体系运动来说，它们面临的问题的形式与19世纪和20世纪大部分时间都非常不同。以国家为导向的两步战略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这就是为什么大多数延续下来的以往反体系组织既不易又不便提出一套长期或当前的政治目标。少数试图这样做的人从可能的追随者那里得到的是怀疑和无动于衷，后者甚至更糟。
　　体系变革时期有两个特点，它们支配着反体系战略的基本思路。
　　第一个特点是，执政者将不再试图维持现存体系(它已经注定要自我毁灭)，而会设法保证变革将建立这样一个新的体系，它将复制现存体系最坏的特点(等级制、特权和不平等)。他们可能还没有运用反映现存结构崩溃的语言，但他们正在执行建立在这一假定基础上的战略。当然，他们的阵营并非团结一致，正如所谓中右“传统主义者”和极右军事主义鹰派之间的冲突所表现的那样。但他们正在加紧工作以便支持那种不是变化的变化，即一个与现存体系同样坏(或更坏)的新体系。
　　第二个根本特点是，体系变革时期是一个极不确定、不可能预知结局的时期。历史并不站在任何人一边。我们每个人都能影响未来，但我们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其他人实际上将如何行动来影响这同一个未来。世界社会论坛的基本框架反映并凸现出这个悖论。
　　因此，变革时期的战略应该包括四个组成部分，任何一部分都是说来容易做到难。
　　第一个组成部分是对变革和我们希望看到的结局进行广泛、公开的经常性辩论。这从来都不是容易做到的。历史上的反体系运动在这方面也从来不太在行，但这是紧迫而又不可缺少的。今天的气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利，它突出了知识分子在这一历史关头的作用。(注：见[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变革时代的知识分子》，载《21世纪世界体系中的危机和反抗》，2002年版(“Intellectuals  in  an  Age  of  Transition,”in  Wilma  A.Dunaway,ed.,Crises  and  Resistance  in  the  21st-Century  World-System,Westport,CT:Greenwood  Press,2003)。)世界社会论坛的结构已经被用来鼓励这场辩论，它们能否保持这种开放性，让我们拭目以待。
　　第二个组成部分应是不证自明的，但对许多人来说却常常并非如此。反体系运动不能无视近期的自卫性行动，包括选举行动。在世界人口的生存问题上，反体系运动必须解决人们的直接需求问题，任何一个忽略这些需求的运动注定失去广泛的支持，而这种支持对它的长期成功是至关重要的。但是，自卫性行动的动机和根据不能是为了修补一个正在破产的体系，而是不使它的消极影响在短期内变得更糟。这在心理上和政治上非常不同。
　　第三个组成部分是建立方向正确的中期过渡目标。我建议，一个最有用(在实质上、在政治上以及在心理上都有用)的目标是努力朝着选择性(以及不断扩大)的非商品化方向前进。我们今天面临新自由主义的轮番攻势，它试图把以前从未或很少成为商品化目标的东西都商品化——人类的身体、水、医院。我们必须不但反对这一点，而且要向相反的方向行动。产业，特别是破产中的产业，应该加以非商品化。这并不意味着它们应当“国有化”，因为国有化很久以来就大多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商品化。这意味着，我们应当创立这样的组织，它们在市场中运行，其目标不是利润而是良好表现和维持生存。这是能够做到的，正像我们从历史上大学或医院的良好表现中所得知的那样——不是全部，而是表现最好的。为什么这个逻辑就不能适用受到外迁威胁的钢铁厂?
　　第四个组成部分是我们需要逐步形成长期目标的实质含义，我认为这就是一个相对民主和相对平等的世界。我说相对，因为这是现实的。差别永远都会存在，但不存在为什么这些差别应该如此巨大、如此固定或如此代代相传的依据。这就是习惯上被叫做社会主义甚至共产主义的社会?可能是，也可能不是。这把我们带回了需要开展辩论的问题。我们需要停止对更好的(并非完美的)社会将会是怎样的假设。我们需要讨论它、规划它，通过试验不同的组织结构来实现它。当我们为这个处于体系变革中的混乱世界

推进我们纲领前三个组成部分的时候，我们需要做这件事。
　　如果这个纲领还不够——它可能正是这样的，这应当成为辩论的一部分，而辩论正是纲领的起点。

《反体系运动在今天意味着什么(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