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若干思考
业的产值占GDP的比重已由20世纪60年代的2%上升到12%;英国也由3%上升到10%;意大利则由当时的起步飞跃到25%。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和芬兰的文化产业就业人员占全部就业人员比例分别达到20%、10%、6%和5%。2000年美国电影、电视和音像出版等总收入已达700亿美元以上,成为美国出口创汇仅次于航天业的第二大产业。好莱坞一部影片《泰坦尼克号》在世界1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上映后,赚回了20亿美元的票房收入;美国的《读者文摘》杂志年营业收入高达25亿美元。1995年日本仅娱乐业经营收入就达35万亿日元,超过了当年日本汽车工业产值。2000年《财富》杂志评出的世界500强企业中,有9大企业是以文化产业为主的大公司,它们控制了全球五大唱片公司中的四家,好莱坞八大公司中的七家,以及全球最重要的电视、报刊和出版集团。因此,国外许多政要、专家学者都把文化产业看成是与信息产业一起成为21世纪全球化的两大朝阳产业。日本著名学者日下公人曾在《新文化产业论》一书中断言:“21世纪的经济学将由文化与产业两个部分构成”,“文化必将构成经济进步的新形象”。相比之下,我国文化产业尽管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但由于起步晚,受经济实力和体制制约等方面影响,与近13亿人口大国的需求相比,还显得力不从心,文化资源大国与文化产业弱国的矛盾十分尖锐。一是总量规模偏小,质量档次不高。据统计,1998年全国文化产业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0.26%,占“三产”增加值的0.8%,如果加上广播影视、新闻出版也不过分别占0.75%和2.33%;城镇居民人均文化娱乐消费支出仅占消费总支出的2.27%。二是组织形式还处于小规模分散化经营状态,普遍缺乏竞争力。例如1999年我国电视出口总值仅为1000万美元左右;全国电影市场年发行收入才20亿元左右;最有实力的报业集团固定资产也不过20亿元;中央电视台2000年的收入不到50亿。
其次,中外文化产业存在强弱势差距,不仅关系到我国的经济利益,而且涉及到文化安全,即我国面临着“文化霸权主义”、“信息殖民主义”、“网络文化殖民”、“文化交流逆差”、“数码鸿沟”的挑战。据统计50家媒体娱乐公司占据了当今世界上95%的文化市场。目前传播于世界各地的新闻,90%以上由西方七大国垄断,其中又有70%是由跨国大公司所垄断。美国控制了世界75%的电视节目的生产和制作,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电视节目有60%-80%的栏目内容来自美国;而在美国自己的电视中,外国节目的占有率只占1.2%。美国公司出产的影片产量只占全球影片产量的6.7%,却占领了全球总放映时间的50%以上,电影总票房的三分之二。问题的严重性更在于,强势文化在全球文化竞争中居于主导地位,在销售本国文化产品并牟取高额利润的同时,也竭力输出其政治观念、文化观念和价值观念,甚至作为维护其霸权的重要战略。1995年10月6日,美国总统克林顿就公开宣称:“美国负有独一无二的责任和具有独一无二的能力”,“在全世界推进美国的价值观和促进美国的利益”。他坚信“今后的时代,控制世界的力量将不再是军力,而是信息能力走在前面的国家”。小布什上台以后,继承克林顿的衣钵,更加不遗余力地推进单边主义,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利用其“强势文化”通过各种途径对中国进行文化渗透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网络时代的到来,使发展中国家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文化主权受到了严重的威胁。一是网络语言英语化。美英已经占据了垄断全球文化的“话语权”,非英语民族和国家的文化将被彻底排除出网络。例如互联网的中文信息输入量(且大部分是新闻)不到总量的万分之一,输出量不到总量万分之四,不受西方控制的英文信息也不到万分之一;而目前美国文化占据了网上信息资源的90%,使人们一进入因特网就犹如进入了美国文化的环境之中。二是网络边缘文化的威胁。发展中国家的文化将受到文化霸权主义威胁,或被英语世界“同质文化”所取代。例如1998年我国图书报刊出口额是进口额的四分之一多,电子出版物出口数量(仅2种)是进口的1.176%。三是“网络文化殖民”的威胁。西方文化精神带入其生活方式、交往方式、道德价值观,造成文化混乱,消解民族自尊心、自豪感和精神支柱,正如阿尔温·托夫勒在《权力转移》一书中所言:“世界已离开了暴力和金钱控制的时代,而未来世界政治的魔方将控制在拥有信息权的人的手里,他们会使用手中掌握的网络控制权、信息发布权,利用英语这种强大的文化语言优势,达到暴力金钱无法征服的目的。”对此,我们切忌掉以轻心。这也给我们一种规律性的启示:从世界范围来看,文化的主要流向总是由强国向弱国流动,犹如“水往低处流”,而人口的流向却是“人往高处走”。
以国内方面的挑战而论,首先,是文化体制性障碍还比较严重。在计划经济下形成的行政隶属关系尚未打破,管理权经营权合一;条块、区域、门类、部门分割和本位;国有专营文化产品生产依然被“垄断”经营;事业经费统包制的财政“大锅饭”使得“等靠要”仍在滋长等等。其次,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建设落后。投资力度不大,建构文化大国、大省、大市的硬件跟不上。再次,文化市场经营秩序较乱。盗版、侵权、假冒产品屡禁不止,迷信、色情、暴力文化商品和服务仍旧存在。复次,文化产业中科技含量低,运用现代科技成果能力差,甚至至今还陷入“没有科技,照样演戏”的误区,等等。
二、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思路和对策
面对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机遇与挑战,我们唯一的选择就是要遵循世界文化研究大师、历史学巨臂汤因比提出的历史辩证法:“挑战与回应,是一个民族文明擎升的主要杠杆。”那种为了保护民族文化所采取的消极防御,企图阻止人们吃麦当劳、喝可乐、穿牛仔服、用名牌车、唱卡拉OK、看好莱坞电影、打高尔夫球的观念和做法,不仅不符合经济文化全球化的历史潮流,而且是扼杀民族文化的愚蠢行为。没有交流和碰撞的非耗散结构的文化系统是没有生命力的静态系统,断绝与外来文化信息交流的民族不可能是朝气蓬勃的民族。江泽民去年就审时度势地指出:“加入世贸组织后,我们将面临西方文化产品进入的挑战。必须从思想内容、表现形式等方面增强我国文化产品的竞争力,弘扬民族优秀
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发展我国文化产业,其思路和对策至少应该有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观念的解放与创新,树立全新的文化产业意识,是发展文化产业、提高文化竞争力的前提。例如在文化产业与文化事业的关系上,要走出二元对立的思维误区,力争双赢。过去过份强调文化经营单位的事业性质及其公益性,而忽略了文化的产业性质,给文化产业发展带来思想障碍。后来的“事业单位,企业管理”双重定位,也存在着难以克服的矛盾,完全做到规范的企业化管理和运作确实困难。当然也不能一提文化产业就是文化的完全市场化,完全取消其意识形态功能。又如在文化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关系上,要走出绝对对立的误区,坚持两者结合。真正好的文化产品不仅社会影响好,而且群众乐意消费,其经济效益也必然可观,也势必会实现文化产业的腾飞和崛起。再如在文化资源与文化产业的关系上,要走出“自然论”误区,不能以为我国文化资源丰富,文化产业就必然发达。还如在文化消费与文化意识的关系上,要大力宣传、培育国民的文化意识。要克服重物质消费、轻文化消费,满足于一般生存、忽视文化情操等种种认识误区和惯性思维。
第二,文化体制和机制的改革创新,是发展文化产业、提高文化竞争力的根本。近年来文化体制和机制已经进行了一些改革,但相对于经济体制和机制的改革而言明显滞后。一是转变政府文化管理职能,建立强有力宏观调控。首先要实现政府从“办”文化向“管”文化转变,由直接管理向间接管理转变,通过“服务、咨询、监督、协调”等方式把文化市场的管理纳入规范化、法制化轨道。二是建立多元化的投资融资体制,拓宽融资渠道。要改变主要依靠财政投入和文 《关于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若干思考(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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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中外文化产业存在强弱势差距,不仅关系到我国的经济利益,而且涉及到文化安全,即我国面临着“文化霸权主义”、“信息殖民主义”、“网络文化殖民”、“文化交流逆差”、“数码鸿沟”的挑战。据统计50家媒体娱乐公司占据了当今世界上95%的文化市场。目前传播于世界各地的新闻,90%以上由西方七大国垄断,其中又有70%是由跨国大公司所垄断。美国控制了世界75%的电视节目的生产和制作,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电视节目有60%-80%的栏目内容来自美国;而在美国自己的电视中,外国节目的占有率只占1.2%。美国公司出产的影片产量只占全球影片产量的6.7%,却占领了全球总放映时间的50%以上,电影总票房的三分之二。问题的严重性更在于,强势文化在全球文化竞争中居于主导地位,在销售本国文化产品并牟取高额利润的同时,也竭力输出其政治观念、文化观念和价值观念,甚至作为维护其霸权的重要战略。1995年10月6日,美国总统克林顿就公开宣称:“美国负有独一无二的责任和具有独一无二的能力”,“在全世界推进美国的价值观和促进美国的利益”。他坚信“今后的时代,控制世界的力量将不再是军力,而是信息能力走在前面的国家”。小布什上台以后,继承克林顿的衣钵,更加不遗余力地推进单边主义,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利用其“强势文化”通过各种途径对中国进行文化渗透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网络时代的到来,使发展中国家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文化主权受到了严重的威胁。一是网络语言英语化。美英已经占据了垄断全球文化的“话语权”,非英语民族和国家的文化将被彻底排除出网络。例如互联网的中文信息输入量(且大部分是新闻)不到总量的万分之一,输出量不到总量万分之四,不受西方控制的英文信息也不到万分之一;而目前美国文化占据了网上信息资源的90%,使人们一进入因特网就犹如进入了美国文化的环境之中。二是网络边缘文化的威胁。发展中国家的文化将受到文化霸权主义威胁,或被英语世界“同质文化”所取代。例如1998年我国图书报刊出口额是进口额的四分之一多,电子出版物出口数量(仅2种)是进口的1.176%。三是“网络文化殖民”的威胁。西方文化精神带入其生活方式、交往方式、道德价值观,造成文化混乱,消解民族自尊心、自豪感和精神支柱,正如阿尔温·托夫勒在《权力转移》一书中所言:“世界已离开了暴力和金钱控制的时代,而未来世界政治的魔方将控制在拥有信息权的人的手里,他们会使用手中掌握的网络控制权、信息发布权,利用英语这种强大的文化语言优势,达到暴力金钱无法征服的目的。”对此,我们切忌掉以轻心。这也给我们一种规律性的启示:从世界范围来看,文化的主要流向总是由强国向弱国流动,犹如“水往低处流”,而人口的流向却是“人往高处走”。
以国内方面的挑战而论,首先,是文化体制性障碍还比较严重。在计划经济下形成的行政隶属关系尚未打破,管理权经营权合一;条块、区域、门类、部门分割和本位;国有专营文化产品生产依然被“垄断”经营;事业经费统包制的财政“大锅饭”使得“等靠要”仍在滋长等等。其次,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建设落后。投资力度不大,建构文化大国、大省、大市的硬件跟不上。再次,文化市场经营秩序较乱。盗版、侵权、假冒产品屡禁不止,迷信、色情、暴力文化商品和服务仍旧存在。复次,文化产业中科技含量低,运用现代科技成果能力差,甚至至今还陷入“没有科技,照样演戏”的误区,等等。
二、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思路和对策
面对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机遇与挑战,我们唯一的选择就是要遵循世界文化研究大师、历史学巨臂汤因比提出的历史辩证法:“挑战与回应,是一个民族文明擎升的主要杠杆。”那种为了保护民族文化所采取的消极防御,企图阻止人们吃麦当劳、喝可乐、穿牛仔服、用名牌车、唱卡拉OK、看好莱坞电影、打高尔夫球的观念和做法,不仅不符合经济文化全球化的历史潮流,而且是扼杀民族文化的愚蠢行为。没有交流和碰撞的非耗散结构的文化系统是没有生命力的静态系统,断绝与外来文化信息交流的民族不可能是朝气蓬勃的民族。江泽民去年就审时度势地指出:“加入世贸组织后,我们将面临西方文化产品进入的挑战。必须从思想内容、表现形式等方面增强我国文化产品的竞争力,弘扬民族优秀
文化,汲取人类文化成果的精华,用更多更好的精神产品,凝聚人心,鼓舞干劲,陶冶情操”。“保护和发展本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大力弘扬民族精神,积极汲取世界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成果,实现文化的与时俱进,是关系广大发展中国家前途的重大问题”。
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发展我国文化产业,其思路和对策至少应该有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观念的解放与创新,树立全新的文化产业意识,是发展文化产业、提高文化竞争力的前提。例如在文化产业与文化事业的关系上,要走出二元对立的思维误区,力争双赢。过去过份强调文化经营单位的事业性质及其公益性,而忽略了文化的产业性质,给文化产业发展带来思想障碍。后来的“事业单位,企业管理”双重定位,也存在着难以克服的矛盾,完全做到规范的企业化管理和运作确实困难。当然也不能一提文化产业就是文化的完全市场化,完全取消其意识形态功能。又如在文化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关系上,要走出绝对对立的误区,坚持两者结合。真正好的文化产品不仅社会影响好,而且群众乐意消费,其经济效益也必然可观,也势必会实现文化产业的腾飞和崛起。再如在文化资源与文化产业的关系上,要走出“自然论”误区,不能以为我国文化资源丰富,文化产业就必然发达。还如在文化消费与文化意识的关系上,要大力宣传、培育国民的文化意识。要克服重物质消费、轻文化消费,满足于一般生存、忽视文化情操等种种认识误区和惯性思维。
第二,文化体制和机制的改革创新,是发展文化产业、提高文化竞争力的根本。近年来文化体制和机制已经进行了一些改革,但相对于经济体制和机制的改革而言明显滞后。一是转变政府文化管理职能,建立强有力宏观调控。首先要实现政府从“办”文化向“管”文化转变,由直接管理向间接管理转变,通过“服务、咨询、监督、协调”等方式把文化市场的管理纳入规范化、法制化轨道。二是建立多元化的投资融资体制,拓宽融资渠道。要改变主要依靠财政投入和文 《关于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若干思考(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