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荣从何而来——中国经济现状与趋势的分析

响力，但是城市居民主要还是由国有部门供养，生存方式基本上还是社会主义式的。 
　　 在这种机制下获得的“小康”生活水平，非常象苏联东欧国家过去由国家供出来的“小康”生活。目前在中国的城市里，许多三口之家正在努力实现或为之陶醉的几室一厅、热水浴室、地毯瓷砖、彩电冰箱、壁灯电话等，苏联东欧早于二、三十年前就已经在多数城市里普及了。可后来的历史事实证明，苏联东欧国家这样的“小康”生活并不是它们经济建设成功的标志，而只是福利社会主义政策的“广告”。由于这样的小康生活是国家“发”的，就象“天上掉下的馅饼”，和享受者的工作努力没有直接关系，所以生活水准提高了，工作效率依旧；同时，在苏联东欧，这样的消费升级不是建立在经济效率提高的基础之上，而是依靠国家动用它多年积累的资源，如同坐吃山空，最后终于维持不下去，“小康”生活又得而复失。过去三年来，中国城市的部分居民因工资不再快速上升、福利大幅度缩水、甚至面临下岗失业等困难，新增贫困人口达1亿多,占就业总人口的14%以上[28]，这一事实同样也证明了一点，靠国家发的“小康”生活是靠不住的，来得容易，丢得也快。 
　　 中国改革中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并非只是个社会公平问题，它在直接损害农村居民的利益时，也已经在社会和经济两方面引发对城市社会经济系统的损害。其社会效果是，农村劳动力被生机所迫、又为城市里的繁荣和机会吸引，大批涌入城市，成为附着在城市边缘的流民,引起城市社会秩序的混乱。如果中国广大中部地区农村收入增长长期停滞，农民没有改善生活的机会，这种潜在的农村危机会通过农民大量进城而转化为城市里的“农村危机”。而在经济方面，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是一把戳向国有部门的“双面刃”:一方面它将外商大企业吸引进城市的消费品市场，同时将国有工业从这个市场上挤出去；另一方面又不断削弱农民的购买力，挤压国有部门的农村市场，使产品质次价高的国有部门在农村市场上也销售乏力。一个处境危艰的国有部门是今天中国经济社会稳定的主要支柱，然而，这个部门维持稳定的办法（“汲取”资源）和结果（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却反过来使它自己的前景“雪上加霜”，这样的局势直接危及城市居民“小康”生活的基础。 
　　 
　　七、繁荣缘何而去? 
　　 
　　 过去十多年来，在相当多的城市居民中，已经形成了一种习惯性思维，认为小康生活的实现是改革开放的必然成果，只要改革开放的政策继续下去，他们的生活水平就会不断提高。本文的具体分析实际上表达了不同看法。尽管许多学者可能会同意笔者的某些具体观察，也在局部问题上发表过类似的见解，但却很少有人提出过这样一个问题，既然这种由国家发给城市职工家庭的“小康”生活建立在国有部门“汲取”金融资源和转移农村资源的基础之上，它真的能长期维持下去吗?无论是从逻辑上看，还是让事实说话，结论恐怕都一样：一旦国家的老本掏空了，这样的小康生活将无以为继。 
　　 九十年代上半期里，中国幸运地获得了大量外商投资的机会、用国家银行支撑着运营不良的国有部门、又把农村的资源转移到城市使用，通过这三管齐下的办法保证了经济的高速增长和相对稳定。在这一阶段，中国的发展和改革进入了一个与八十年代不同的阶段。在八十年代，改革的重心和突破都在农村，城市中的改革主要以减少指令性计划和松动价格管制为目标；消费需求引导投资结构偏向轻工业；利益分配上曾一度比较注重城乡之间的平衡。而进入九十年代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重心移到了城市，对外加速开放，金融与房地产业全面活跃；利益分配上也出现了日益明显的城市偏向；由于高度倚重经济社会的稳定，余留的旧体制以新的形式发挥着相当大的作用。九十年代行将结束，而中国经济成长模式的转变和经济结构的调整仍然是个始终未能解决的难题，这个棘手的任务成了世纪之交经济政策的焦点。曾一度支撑着短期经济繁荣的体制格局和经济结构，实际上并不能有效地支持今后经济的长期持续繁荣与稳定；相反，目前的体制和经济结构还构成了经济进一步发展的瓶颈，并且终于导致九十年代上半期短暂的经济繁荣悄然终结。 
　　 问题的症结就在国有部门以及以依托这个部门的社会控制机制上。中国大陆的国有工业是改革前30年抑制消费、倾全国之国力而积累下来的家当，在改革过程中又“汲取”了全国大部分金融资源，始终受到种种优惠保护，但它的“体质”却一直处于衰退状态，在与外资企业、乡镇企业的竞争中连连落败，旨在搞活国有企业的各种试验都未取得预期的成功。在改革的过程中，国有工业没有把可支配的主要资源投入技术进步，而是全力提高员工的收入福利和居住条件，换来了城市消费的繁荣和社会稳定，推动了商业、旅游、娱乐业的膨胀，但却严重损害了国有工业的发展潜力。尽管中国经济实现了高速增长，国有工业的产业素质不但没有进步、反而退化了。 
　　 虽然在九十年代前半期国有工业大规模引进了外资，但其技术进步和国际竞争力都未因此而显著改善。美国的中国经济问题专家Lardy最近指出，在中国的外资企业推动了中国出口的迅速增长，但中国的国有工业与这一轮出口的高速增长关系不大（Lardy）。在1986和1987年，4/5的出口增长来自国有工业，而到了1991和1992年，在新增的出口额里国有工业只占1/5。[29] 
　　 世界银行最近的一项关于中国工业的研究指出，目前，中国工业是因为靠着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保护才能生存，在十九个主要产业部门中，有十个产业，包括石油提炼、机械制造、建筑材料、纸浆原材、食品加工、纺织、服装、造纸等，如果没有贸易保护措施，它们的产品价格就高于国际市场价格（或者说按国际市场价格来衡量其工业增加值是负的），将完全没有国际竞争力[30]。国有工业中的一些垄断性行业，如钢铁、石油等，过去在国际竞争中，虽没有质量、服务方面的优势，却还有低成本低价格的有利竞争条件；经过1993、1994两年能源原材料的大涨价，这些产品的价格已经接近甚至高于国际市场价，不仅提价创收从此不再可能，而且由于国产品质量差，只好在国内市场上用低价与同类进口产品竞争。但是，这些产业在产品出厂价每年上涨50%甚至100%的时候，尚且不能明显改善盈利，现在却要被迫降价竞争，谈何容易。 
　　 过去二十年来，国有部门支撑着城市消费群的主体，经济社会的稳定完全依赖国有部门的存活。但另一方面，国有企业丢了国内市场，失去了设备更新的时机，也耗用了可用于技术进步的金融资源，负债比率越来越高，盈利能力很低，又面临着价格壁垒消失、国际竞争强化的新环境，可以说，它自身已接近体质衰竭，只能依赖政府“输血”来维持生存。事实上，政府只要还有一点资源可用，也从未停止过对国有部门的“输血”。在八十年代里国有部门有国家财政这个坚强后盾，政府对国有部门“输血”的直接手段是减税让利。进入九十年代后，财政已被掏空，要反过来靠向民众借债过日子，财政部每年必须新发行一、二千亿债券才能维持必要的支出，这已接近财政的借债上限。这样，国有部门延年度日的主要方式就改成靠国有银行“输血”，而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