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新经济”正在重新崛起？

为复苏和高涨赢得了时间。如果没有“9·11”事件，“准衰退”则完全有可能早已摆脱，复苏过程也不会如此漫长。2001年年底，许多经济学家和投资人士都一致看好美国经济。如果那时市场信心能得到扭转，那么“财政丑闻”的雪上加霜效应就有可能被缓释，“新经济”复苏很可能是另一番景象。
　　鉴于“财政盈余”现已耗尽，因而今后将需要重新仰仗凯恩斯传统的反衰退模式。就此而言，新型调控机制已出现回潮，而传统模式已有所复辟。尽管如此，“新经济遗产”（如通货膨胀率低、劳动生产率高、经济增长点新、人力资源观念新等）无疑会进一步发挥作用。
　　在短期刺激方面，凯恩斯的需求管理通常都比较灵验。“反恐”、“伊战”的需求刺激效果应该说不可低估，“减税”的追加需求的功能也毋庸置疑。近期出台的赤字财政预算规模惊人，刺激性举措力度空前。203年2月总统向国会提交的预算，数额庞大、创造了美国历史上最大的年度赤字，建议支出6950亿美元刺激经济。而在2003年10月开始的2004财年里，布什所建议的开支总额更高达2.23万亿美元。“减税”的步伐也将进一步加快和拓宽，2001年和2002年的税收减免已经分别高达570亿美元和690亿美元。
　　可以预计，高增长、高赤字并行的新时期正在到来。按照布什总统预计：2003年美国经济将增长2.6%，2004年增长3.6%。与此相应，2003年财政赤字将高达3040亿美元，3004财年将进一步达到创记录的3070亿美元，今后5年内总计会达到10800亿美元。
　　短期增长有望加速的依据还在于：不仅劳动生产率情况一直乐观，而且更新IT设备投资也有望在近期出现高潮。2002年第三季度劳动生产率仍增长5.1%，其中2/3受IT行业驱动。目前的增长主要集中在批发零售和金融服务业，都是“新经济”扩张时期利用信息网络技术力度最大的部门。“准衰退”以来，这些部门的新设备投资已经受到压仰。（注：经济学家斯坦伯格语。）目前这种累积起来的压抑正在创造新的投资机会：一般说来，美国公司每3年左右为职工更换一次电脑设备；这个常规周期因为衰退已经延长到了4年多。因此，这些部门电信设备更新潮有望不久到来。
　　短期增长的有利条件还在于通货膨胀率一直比较低。“赤字财政”短期刺激成效的“克星”，通常是通货膨胀的上扬和加速。而低通货膨胀显然意味着大的需求追加余地。2002年以来，美国的通货膨胀率几乎不超过1%；近期即使由于伊拉克战争和石油涨价，也不过处于1.5%左右。这份“新经济”的遗产，还可以为进一步刺激消费创造条件。目前，美国私人消费增长率仍然维持在5%的高水平上，（注：《经济导报》（香港），2002年第47期，第10页。）利率仍然很低，而房价也还在升值。（注：据悲观估计2003年也会上升4%左右。）因此，“低利率”和“分期付款”两大杠杆仍可发挥作用，住房和汽车消费需求仍有可能继续增长。
　　　　六　夯实规制基础“新经济”借劲重新振作
　　短期经济增长乐观并不意味着“信息－信任机制”的变革可以避免，也不说明“期权”等激励机制无需改造、“企业赢利模式”不需要康复、世界石油价格控制机制和国际经济新秩序能够和平地到来。增长态势不错只是表明，制度结构调整的社会震荡有可能不再同经济严重不景气相伴随。剧烈的激进式改革很有可能转变成温和的渐进式改革。历史已经表明，社会制度变迁未必长期伴有经济衰退。美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进步运动”，就曾绵延数十年。
　　制度结构调整任务可分解成国内国际两个方面。就国内而言，“减税”能否真的改善供应方经济？企业财务规制调整能否康复企业赢利模式？就国际而言，“反恐”和“伊战”能否更新“油价控制模式”？战后国际合作秩序调整能在何种程度上推进各国的信息化和全球化进程？
　　“减税”对供应方经济显然富有建设性，但它毕竟是政治妥协的产物，在调整经济结构方面难免存在某些局限。其一，减税方案是“9·11”事件前形成的，酝酿时间甚至早于衰退，而当时是财政盈余令人振奋。其二，减税虽能改善供应方经济，但毕竟要取决于受惠人的反馈。其三，纳税最低限额(ATM)的存在（按比例减税等），实际上是劫贫济富，对扶持小企业的开创和成长作用有限。此外，就康复企业赢利模式和优化调整产业结构而言，布什减税方案应该说错过了一些机会。布什改革侧重的是个人所得税、鼓励的主要是消费需求，在大幅度降低个人所得税税率的同时并没有对公司所得税进行大的调整。其结果将是美国企业中“S型公司企业”（注：一种享受公司待遇却不需要交纳公司所得税的公司法律形式。S型企业（还有合伙制企业）在税收上可以享受不少优惠。）迅速增加。从理论上讲，S型企业对于中小企业创业是有利的，但其信誉等级和稳定能力却比较弱，因而在重建企业信任链条方面，还需要更多的配套。
　　企业财务规制改革应该说已经取得进展。2002年7月布什已经签署《公司改革法案》，（注：Sarbanes-Oxley  Act，简称《萨巴尼·奥克斯勒法案》。）应该说是20世纪

30年代以来美国金融业一次最深刻的变革。该法主要内容包括：(1)锁定首席执行官／首席财务官(CEO/CFO)个人责任，公司定期报告必须经过CEO/CFO认证；(2)堵住依赖董事责任保险或申请破产逃避经济责任的退路；(3)禁止向CEO/CFO提供贷款，公司财务报告如果有重大违规，管理者将丧失业绩报酬；(4)设立“保护举报制度”和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解职令；(5)设立公司审计委员会并要求全部由独立董事组成，并严格界定了“独立”的含义；(6)强化外部审计，创设“公众公司财会监管委员会”(PCAOB)，一种可由SEC控制的自律组织；(7)PCAOB负责对注册审计事务所进行年检，并有权调查和处罚；(8)禁止外部审计向上市公司提供与审计无关的服务。
　　“股票期权”激励机制的改革比较复杂。这方面已出现许多共识并开始成为建设性举措。鉴于期权买卖双方的基本问题是信息不对称，因此可以借助布莱克－斯科尔斯的期权定价模型，用到期时间、当前股价、执行价格、股价预期波动范围、市场利率以及预期的股票红利等变量来测定期权的价格。有了定价方法和确定的价格，会计就可能合理操作，将它计入公司成本并从当年营业收入中扣除。此外，在执行过程中，还可以考虑让获得股票期权的经理人员也负担部分成本。此外还有一些值得注意的改革思路：(1)提高使用期权进行激励的代价，控制对期权的滥用；(2)扩大员工保留退休金的权利和增加对欺骗行为的惩罚，降低企业扭曲会计信息的诱因；(3)降低经理人员的权力，可以分离董事长和CEO这两个职位，并使每个董事都更加重要，等等。（注：建议和动向。例如，哈佛大学商学院Brian  Hall教授就指出了这方面问题。）
　　根据《商业周刊》的一项调查，2002年第一季度，美国208家上市网络公司中，只有49家是赢利的；而到第四季度，赢利企业已经上升到84家，占被调查企业的4成多。更值得注意的一点是，这些赢利都是按照新的规则诚实地加以统计的。（注：陈晓彬、赵晶：《近半数美国网络公司开始赢利》，载《经济参考报》，2003年3月5日，第3版。）
　　就油价控制机制和国际秩序重建而言，目前伊拉克战争势必会带来许我不确定因素。但就中长期角度看，战争应该是美国“新经济”重新扩张的“海外加速器”。1991年的海湾战争后，紧跟着就是美国经济的10年高速持续的扩张。1998年第二次屯兵海湾的日军费开支高达7000万美元，加上科索沃战事，道·琼斯指数才从8000点飙升到11000点。这次伊拉克战争的成本估计在400亿美元到1000亿美元之间，（注：萨缪尔森对战争成本的估计是400亿美元。）不过是美国GDP的1%。而美国参加二战的成本是GDP的38%，朝鲜战争是14%，越南战争是9.4%，1991年的海湾战争是1.5%。（注：席雪莲：《布什“倒萨”的经济效应》，载《工商时报》，2002年9月18日，第8版。）“9·11”后，美国多数产业都受到严重打击，道－琼斯指数一路下滑；但军工产业却一枝独秀。事件发生后几个月内，与军火工业相关的公司的股价全都“牛”气冲天、一路攀升，迅速由“衰退产业”变为“繁荣产业”。生产导弹的雷锡昂公司的股价很快上涨了105%，而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股价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