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新经济”正在重新崛起？
一 “新经济”：“结构性”抑或“周期性”问题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美国经济长期、高速、持续地扩张，出现了一系列150多年未遇的新现象。为此，2001年度《美国总统经济报告》（注：克林顿总统最后一任报告。）实际上成了“新经济”的专题研究。（注：《美国总统经济报告：2001年》，萧琛等译，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年版。）在这部报告中，总统的经济顾问（几位权威的经济学家）对“新经济”的定义是“国民经济增长业绩的一种提升”，而提出“新经济”的理由是：“周期性因素”在新的经济扩张中的贡献度已经小于“结构性因素”。
从经济“业绩”角度看，这样界定“新经济”也许并不难以理解。但应该指出，这样的定义势必会导致一种自我否定。因为：既然将“新经济”视为一种“好”的经济（运行“态势”），那么，一旦经济形势“不好”，则就不应该继续坚持“新经济”概念才是。换句话说，既然“新经济”是经济周期波动的产物，那么其忽隐忽现也就是理所当然之事。不幸言中：一年后，面对经济不景气，布什总统任职第一年的经济报告（注：小布什总统的第一任报告。）中就提出了“是否还有‘新经济’之说”等问题，并开辟了一个专栏来加以讨论。总之，上述两部报告的概念不统一，一定程度上意味着美国经济学权威们的某种尴尬。
“新经济”是什么？不同的学者对此也许有不同的理解。在美国，较早谈论“新经济”的学者是商业周刊的主编斯蒂芬·谢波德。他于1997年11月提出了“新经济”概念，（注：Stephen B.Shepard,"The New Economy:What It Really Means?"Business Week,
1997,11,17,p.38.）指出“新经济”具有六个特征：实际GDP大幅度增长，公司运营利润上涨，失业率低，通货膨胀率低，进出口之和占GDP的比例上升，GDP增长中高科技的贡献度比重上升。更早的争论是“新周期”问题，1997年8月由迈克尔·曼德尔首次提出。1998年6月，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多恩·布什进一步讨论了周期消失等问题。（注：Rudi Dombusch,"Growth Forever",The Wall Street Journal,July 30,1998.）同年，《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董事长兼主编莫蒂默·朱克曼发表《第二个美国世纪》，认为新型繁荣源于一系列制度结构优势，并非不可持续。（注：Mortimer B.Zucherman,"A Second American Century,"Foreign Affairs,July/August
1997,p.65.）
“新经济”实质是经济体制的“信息化”和“全球化”。斯蒂芬·谢波德也认为经济运行之所以发生上述六大变化，深刻的原因在于经济出现了信息化和全球化这种结构性的变革。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耶克曾认为，世界上的经济有两种：一种是有了“权”才能买“钱”的经济，另一种是有了“钱”才能买“权”的经济。而当今的“新经济”则是“第三种经济”，即有了“智能”，就能去“买钱”和“买权”的经济。在“新经济”中，“经济剩余”的瓜分权威将不再是“达官”和“富豪”，而是“智士”和“仁人”。
就产业结构而言，提供“信息（服务）品”的重要性已经空前增长。“信息品”的消费主体是人脑，主导产品形式是服务：让人知道得更多、更富有效率，更能专注于创造和迅捷地进行决策。信息品研制成本极高，但边际追加（复制）成本却极低。就营销而言，信息品可以反复地卖出，新产品中实际更新成分通常并不大。信息品的价值往往取决于其流行程度和人们的（信心）偏好。用得再顺手的软件，若不再继续通行，则势必很快一文不值；反之亦然。这就是所谓的网络效应：物品的价值取决于它的流行程度。
股票期权、外汇、衍生资本等，信息品成分也很高。在很多场合，其资产定价往往取决于它的虚体经济（也称镜像经济）属性，而非支撑它的实体经济。股市行情的涨落往往只是因为某一条新闻而致。对冲基金业绩也往往取决于它的“跨时空判定能力”的高下，而非它所吸引和积累的资产的规模。“风险投资”的特征也并不在于有无风险，而在于它跨时空经营的规模是否足够、能力是否游刃有余。正是由于这些新型产业在整个经济中已经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我们才需要认定和研究新的经济学命题。同理，也正是由于这样一种结构性的变动，才导致当前美国经济的衰退和复苏同“传统经济周期”迥异。
二 “新兴产业急剧下挫”和“制度危机”导致衰退难以判定
由于先前经济周期扩张的超长性质、“衰退”的产业结构特征，加上企业财务等制度危机以及恐怖主义袭击，导致这场衰退的时间和性质很难判定。规范的指标体系认为：经济增长必须连续两个季度下降才能判定为衰退。而这次衰退中，至今还未曾出现过连续两个季度的负增长情况。对此，美国财政部长奥尼尔甚至于2002年3月5日正式声明：“美国经济并未出现衰退。”
考虑到统计数据的质量，并就GDP的增长而言，这场衰退的确应该说是处在“是”与“非”之间。一方面，经济增长的速度并不慢；另一方面，经济增长波动异常剧烈。2000年第二季度，美国GDP的增长速度开始放缓，增长率从半年前8.3%的峰值下降到5.6%；第三、第四季度又进一步下降到2.2%和1.0%。（注：CF:Economic Report of the President,February 2001,p.278.）即使到2001年，前两个季度实际GDP增长率也还能维持较低的增长水平；只是到了第三季度才跌到了-1.3%，不过到第四季度却又回升到了2.7%。（注：2001年第4季度及以后的数字来源自：Economic Report of the President,2003,Chart 1-1.）2002年第一季度又一次跃升到5%，然而第二季度则又再度滑落到1.3%；（注：折合年率，见《亚洲华尔街》网络版，2002年8月9日。）第三季度为4%，第四季度是1.1%。
美国商业周期专门研究机构NBER的裁定是：尽管美国经济在2000年上半年就已经显现疲软迹象，但“经济衰退”还是从2001年3月才明确开始。NBER所依据的4个重要的指标是：“工业生产总值”、“制造业和商业的实际销售额”、“就业率”和“扣除转移支付后的实际个人收入”。工业生产是在2000年1月达到高峰，制造业和商业的实际销售额是在2000年
经济周期理论很多，通常可分成长、中、短三类。从现实看，这次“衰退”主要问题是出在“短周期”（3年左右的基钦周期）和数十年的长期制度调整周期方面。首先，衰退主要发生在信息技术(IT)等新兴产业，主要特征是人力资源结构性过剩。NBER判定衰退时间时最强调的指标也是“失业”（更确切地说是大批白领人员被裁）。其次，企业赢利模式的康复是经济制度调整的关键任务。在十多年的经济长期持续高速扩张中，金融创新、期权激励、虚假的财务信息和统计信息，“人为成分”很重的“长期牛市”，导致企业赢利中不健康成分很大，很难持续下去。最后，传统的8年左右的中周期经济增长指标，由于所累积的“新经济剩余”和新型调控，并不曾表现出（连续）中断。也就是说：中周期“增长中断”并未出现，传统的判定尺度当然无“用武”之地。其结果必然是难以判断“衰退”，以至于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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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美国经济长期、高速、持续地扩张，出现了一系列150多年未遇的新现象。为此，2001年度《美国总统经济报告》（注：克林顿总统最后一任报告。）实际上成了“新经济”的专题研究。（注：《美国总统经济报告：2001年》，萧琛等译，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年版。）在这部报告中，总统的经济顾问（几位权威的经济学家）对“新经济”的定义是“国民经济增长业绩的一种提升”，而提出“新经济”的理由是：“周期性因素”在新的经济扩张中的贡献度已经小于“结构性因素”。
从经济“业绩”角度看，这样界定“新经济”也许并不难以理解。但应该指出，这样的定义势必会导致一种自我否定。因为：既然将“新经济”视为一种“好”的经济（运行“态势”），那么，一旦经济形势“不好”，则就不应该继续坚持“新经济”概念才是。换句话说，既然“新经济”是经济周期波动的产物，那么其忽隐忽现也就是理所当然之事。不幸言中：一年后，面对经济不景气，布什总统任职第一年的经济报告（注：小布什总统的第一任报告。）中就提出了“是否还有‘新经济’之说”等问题，并开辟了一个专栏来加以讨论。总之，上述两部报告的概念不统一，一定程度上意味着美国经济学权威们的某种尴尬。
“新经济”是什么？不同的学者对此也许有不同的理解。在美国，较早谈论“新经济”的学者是商业周刊的主编斯蒂芬·谢波德。他于1997年11月提出了“新经济”概念，（注：Stephen B.Shepard,"The New Economy:What It Really Means?"Business Week,
1997,11,17,p.38.）指出“新经济”具有六个特征：实际GDP大幅度增长，公司运营利润上涨，失业率低，通货膨胀率低，进出口之和占GDP的比例上升，GDP增长中高科技的贡献度比重上升。更早的争论是“新周期”问题，1997年8月由迈克尔·曼德尔首次提出。1998年6月，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多恩·布什进一步讨论了周期消失等问题。（注：Rudi Dombusch,"Growth Forever",The Wall Street Journal,July 30,1998.）同年，《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董事长兼主编莫蒂默·朱克曼发表《第二个美国世纪》，认为新型繁荣源于一系列制度结构优势，并非不可持续。（注：Mortimer B.Zucherman,"A Second American Century,"Foreign Affairs,July/August
1997,p.65.）
“新经济”实质是经济体制的“信息化”和“全球化”。斯蒂芬·谢波德也认为经济运行之所以发生上述六大变化，深刻的原因在于经济出现了信息化和全球化这种结构性的变革。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耶克曾认为，世界上的经济有两种：一种是有了“权”才能买“钱”的经济，另一种是有了“钱”才能买“权”的经济。而当今的“新经济”则是“第三种经济”，即有了“智能”，就能去“买钱”和“买权”的经济。在“新经济”中，“经济剩余”的瓜分权威将不再是“达官”和“富豪”，而是“智士”和“仁人”。
就产业结构而言，提供“信息（服务）品”的重要性已经空前增长。“信息品”的消费主体是人脑，主导产品形式是服务：让人知道得更多、更富有效率，更能专注于创造和迅捷地进行决策。信息品研制成本极高，但边际追加（复制）成本却极低。就营销而言，信息品可以反复地卖出，新产品中实际更新成分通常并不大。信息品的价值往往取决于其流行程度和人们的（信心）偏好。用得再顺手的软件，若不再继续通行，则势必很快一文不值；反之亦然。这就是所谓的网络效应：物品的价值取决于它的流行程度。
股票期权、外汇、衍生资本等，信息品成分也很高。在很多场合，其资产定价往往取决于它的虚体经济（也称镜像经济）属性，而非支撑它的实体经济。股市行情的涨落往往只是因为某一条新闻而致。对冲基金业绩也往往取决于它的“跨时空判定能力”的高下，而非它所吸引和积累的资产的规模。“风险投资”的特征也并不在于有无风险，而在于它跨时空经营的规模是否足够、能力是否游刃有余。正是由于这些新型产业在整个经济中已经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我们才需要认定和研究新的经济学命题。同理，也正是由于这样一种结构性的变动，才导致当前美国经济的衰退和复苏同“传统经济周期”迥异。
二 “新兴产业急剧下挫”和“制度危机”导致衰退难以判定
由于先前经济周期扩张的超长性质、“衰退”的产业结构特征，加上企业财务等制度危机以及恐怖主义袭击，导致这场衰退的时间和性质很难判定。规范的指标体系认为：经济增长必须连续两个季度下降才能判定为衰退。而这次衰退中，至今还未曾出现过连续两个季度的负增长情况。对此，美国财政部长奥尼尔甚至于2002年3月5日正式声明：“美国经济并未出现衰退。”
考虑到统计数据的质量，并就GDP的增长而言，这场衰退的确应该说是处在“是”与“非”之间。一方面，经济增长的速度并不慢；另一方面，经济增长波动异常剧烈。2000年第二季度，美国GDP的增长速度开始放缓，增长率从半年前8.3%的峰值下降到5.6%；第三、第四季度又进一步下降到2.2%和1.0%。（注：CF:Economic Report of the President,February 2001,p.278.）即使到2001年，前两个季度实际GDP增长率也还能维持较低的增长水平；只是到了第三季度才跌到了-1.3%，不过到第四季度却又回升到了2.7%。（注：2001年第4季度及以后的数字来源自：Economic Report of the President,2003,Chart 1-1.）2002年第一季度又一次跃升到5%，然而第二季度则又再度滑落到1.3%；（注：折合年率，见《亚洲华尔街》网络版，2002年8月9日。）第三季度为4%，第四季度是1.1%。
美国商业周期专门研究机构NBER的裁定是：尽管美国经济在2000年上半年就已经显现疲软迹象，但“经济衰退”还是从2001年3月才明确开始。NBER所依据的4个重要的指标是：“工业生产总值”、“制造业和商业的实际销售额”、“就业率”和“扣除转移支付后的实际个人收入”。工业生产是在2000年1月达到高峰，制造业和商业的实际销售额是在2000年
8月达到高峰，就业率是在2001年3月达到高峰，而实际个人收入则至今还没有达到峰值。上述指标峰值如此松散则表明：衰退的裁定在很大程度上要靠主观因素。
经济周期理论很多，通常可分成长、中、短三类。从现实看，这次“衰退”主要问题是出在“短周期”（3年左右的基钦周期）和数十年的长期制度调整周期方面。首先，衰退主要发生在信息技术(IT)等新兴产业，主要特征是人力资源结构性过剩。NBER判定衰退时间时最强调的指标也是“失业”（更确切地说是大批白领人员被裁）。其次，企业赢利模式的康复是经济制度调整的关键任务。在十多年的经济长期持续高速扩张中，金融创新、期权激励、虚假的财务信息和统计信息，“人为成分”很重的“长期牛市”，导致企业赢利中不健康成分很大，很难持续下去。最后，传统的8年左右的中周期经济增长指标，由于所累积的“新经济剩余”和新型调控，并不曾表现出（连续）中断。也就是说：中周期“增长中断”并未出现，传统的判定尺度当然无“用武”之地。其结果必然是难以判断“衰退”，以至于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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