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炎帝传说研究早期中华民族传统美德

试验的科学精神实在令人敬佩。炎帝神农由此被誉为“医药之神”。
　　5.首辟市场，互通有无。在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过渡期间，由于农业、手工业、畜牧业等的发展，各职业集团之间的发展，需要把各自的产品拿到一定交换的地方，互通有无。为适应这种形势的发展，炎帝首辟交换市场。“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盖取诸噬嗑”[12](P624)，即在太阳正中午的时分，大家把各自的东西，拿到市场上去，以物易物。这种市井交易，饮食之道，都取诸于此。
　　6.台榭而居，烧陶为器。炎帝时代，由于部族有了农业种植，所以告别了游牧生活，开始定居；由于有了陶器作炊具，部族也都吃煮热的食物，如古书所载，炎帝神农时，部族们“作陶冶斤斧”[13](P1222)，“释米加烧石上而食之”[5](P1244)，“乐其俗，安其居”[4](P357)，“相土停居，令人知所趋避”[6](P91)。当时陶器肯定是有的，至于“冶斤斧”，恐怕有些夸张。宝鸡北首岭炎帝遗址的发掘，就曾发现了大量的陶器和陶片。陶器上人面纹，或为黑彩，或为紫彩，都有相当高的研究价值，但却没有金斧一类的用具。
　　7.弦木为弧，剡木为矢。《吴越春秋》上说，炎帝时，已发明了较好的弓箭：“神农皇帝弦木为弧，剡木为矢。弧矢之利，以威四方”。意即是炎帝神农氏用弦绷紧木料成弧形，做成弓，把木材削尖锐，做成箭。由于有了弓箭，不仅可以很好地保卫部族，而且，猎物成了通常的食物。
　　8.削桐为琴，练丝为弦。为了“通神明之德，合天地之和”，“神农氏为琴七弦，中以通万物而考理乱也”[14](P153-154)，就是要用和谐的音乐使部族们明白万事万物的道理，以治理混乱。
　　总之，炎帝神农氏时代有很多发明创造。当然，这些发明创造不能简单归于他一个人，而是以他为首的姜炎部族们，在较发达的智力基础上，长期辛勤劳动，积累经验而来。从道德上讲，就是炎帝神农氏和以他为首的姜炎部族们，发扬百折不挠的创新精神、敢为人先的实践精神所取得的。
　　　　（四）民无私心，道德淳朴
　　炎帝神农时代，由于生产资料公有，没有私有制，没有剥削，没有国家，没有法律，所以，民无私心，道德纯朴。“太古淳朴，民心无欲”[15](P7)，“故神农不施刑罚而人善”[15](P21)，“神农无制令而民从”[3](P215)，“神农之世，男耕而食，妇织而衣，刑政不用而治，甲兵不起而王”[16](P136)。所有这些，反映了炎帝神农时代男女老少淳朴的没有私心的社会道德风貌。这种社会道德风貌如儒家的《礼记·礼运篇》里所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位，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当然，这里面也有不少夸张和修饰，但不管怎样，它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反映了炎帝神农时代氏族社会里的某些政治道德风貌。
　　炎帝神农时代的这种“大同世界”的道德状况，和恩格斯根据摩尔根提供的大量的易洛魁氏族社会的道德状况十分相似。恩格斯说：“这种十分单纯质朴的氏族制度是一种多么美妙的制度呵！没有大兵、宪兵和警察，没有贵族、国王、总督、地方官和法官，没有监狱，没有诉讼，而一切都是有条有理的。……大家都是平等、自由的，包括妇女在内。”[9](P95)
　　当然，对炎帝神农时代的道德状况也不能理想化，笼统地把它说成是十分完美的。因为那毕竟是人类原始社会的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过渡的一个时期。那时，还没有完全独立于宗教意识、艺术意识的道德意识，没有文字，也没有抽象的理论论证。氏族成员之间是通过风俗、传统、禁忌和原始宗教仪式来进行调节的。同时，还存在着残酷的氏族复仇。比如“炎帝欲侵陵诸侯，诸侯咸归轩辕……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与蚩尤战于涿鹿陵之野，遂禽杀蚩尤”[17](P3)，“黄帝不能致德，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流血百里”[4](P995)，虽未写明是复仇，但多少也反映了氏族部落之间战争的残酷性和野蛮性。
　　　　三、研究以炎帝为代表的早期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意义
　　我们常说，要继承中华民族几千年形成的传统美德。我认为，几千年形成的传统美德中，理应包括以炎帝为代表的早期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因为炎帝神农氏不仅是姜炎部族的首领和农耕文明的缔造者，而且，他和黄帝一起也是中华民族共同的人文始祖。以他们为代表的早期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不仅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最早的源泉，而且也是当时中华民族文明的体现。当代杰出的中国哲学史家张岱年先生曾说：“炎黄二帝是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两方面的全面象征。这点就超越了孔子，超越了儒家的局限性。我认为我们肯定炎黄二帝，很有重要意义，不但要重视精神文明，也要重视物质文明”，“另外，炎黄二帝不仅代表汉族，也代表少数民族。比如炎帝传说是羌氏，羌氏就是羌族，羌族就是少数民族的代表。我认为，炎黄二帝不光是代表汉族，而是代表中华民族，炎黄二帝是中国古

代文明全面的象征。我们应大量宣传炎黄二帝的贡献”[18](P107-108)。正因为如此，我们不仅要研究、继承从孔夫子到孙中山为代表的中华民族传统美德，而且，要把上限延伸到黄帝，延伸到炎帝神农氏，对他们为代表的早期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也要研究、继承。
　　中国历史发展的事实也证明了这点。中华民族是一个传统的农业民族，炎帝神农氏作为中国农业文明的始创者，黄帝作为中国农业文明的进一步开创者与推动者，他们在联合的基础上，共同孕育出了中华民族的早期文明，而且也共同孕育出了以后的西周农耕文明。周人实现了由氏族社会向宗法社会的转变，建立了以父系个体家庭和宗亲血缘亲疏关系为基础的等级制国家。为了维护宗法等级制度的存在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周公制礼作乐，创造了礼乐文化。“礼”是由祭礼而生的，起源于“腊祭”，而这些都和炎帝神农氏有关。炎帝神农氏“削桐为琴，练丝为弦”，发明了腊祭和原始音乐，可见周人的礼乐文化发端于姜炎文化。腊祭作为炎帝神农时代大型的冬季仪式活动，是炎帝部族们对大自然生生育化，“终岁献功”的顶礼膜拜，也是对具有无限生命力的来年和新生命的期盼。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春节”系列活动，不能不和姜炎文化有关。周人礼乐文化中所体现的一些传统美德，不能不和姜炎文化中所体现的中华民族早期传统美德有关。
　　李逢春先生在《炎帝功业与周秦文化》一文中说：“古雍州，今宝鸡这块山清水秀的风水宝地上曾经养育过华夏民族的一位人文初祖——炎帝神农氏。是炎帝神农氏的丰功伟业照亮了华夏大地的古雍州、今宝鸡，这里才产生了代表中国和东方文明的周礼周乐以及享名于世的西周青铜器和陈仓石鼓。也就是说，炎帝神农氏在农业、医药、制陶、祭祀等方面的创造和发明奠定了周秦文化的基础；周秦文化是在炎帝神农氏开始创造的这个经济基础上发生、发展和繁荣昌盛起来的。”[19](P259-260)这个评价是很有道理的。当然，周秦文化中的礼乐文化、伦理道德文化也都是在炎帝一系列事迹所提供的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包括伦理道德文化在内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以炎帝神农所代表的早期中华民族传统美德至今对我们仍然有着十分重要的教育作用。1945年，毛泽东同志为了激励中国共产党人和全国人民挖掉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两座大山，就曾引用了和炎帝故事有关的《愚公移山》的寓言。他认为，只要我们子子孙孙“挖山不止”，一定会“挖掉这两座山”[20](P1101-1102)。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继承和发扬了以炎帝神农氏为代表的早期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以及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其它传统美德，并在无产阶级革命精神及其理论指导下，终于取得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今天，我们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战胜建设过程中的一切艰难险阻，弘扬中华民族自炎黄以来的一切传统美德，更有着特别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
　　[2]　四部丛刊：第30卷[M].上海：上海书店，1985.
　　[3]　中华书局编辑部.诸子集成：第7册[M].北京：中华书局，1978.
　　[4]　郭庆藩.庄子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1978.
　　

《从炎帝传说研究早期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