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如何刺激企业Ｒ&D：韩国案例研究
个缺乏竞争，创新对于生存来说并非至关重要的市场里从事创新活动，韩国就是一例，即使在从1962年开始执行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结束以后，公司也并不情愿在本土投资于对它们发展十分重要的制造设备和人力资源，而总是通过交钥匙工程和资本输入从国外获得所需技术。
但财政支持和保护政策却巩固了大公司的地位，它们不仅不需要通过投资于R＆D、提升产品等级就可以保持垄断地位，而且利用国内工资水平较低的条件，在国际市场上获得了价格优势，因此，即使那些可以获得政府的R＆D资金资助的大公司也更愿意依赖于低廉的劳动力。
另一个影响公司R＆D的重要因素就是较高的通货膨胀率，长期的恶性通货膨胀使投资主要流向房地产业，而不是制造业，这是追逐利润最大化的理性选择。不仅仅大公司、中小企业也深受通货膨胀之苦，由于经济动荡、资金短缺，这些小公司甚至无法考虑R＆D，而又可能考虑那些对他们生存至关重要的问题，诸如销售，国内市场变动频繁的供需和求贷无门也使他们无力去为将来打算。
通货膨胀和变动频繁的国内市场削减了工业界投资R＆D的兴趣，扭曲了资源配置，在很难获得资金的情况下则更是如此。所以说，韩国的市场环境并不适合刺激国内的R＆D投资，但这种状况正在扭转。
我们尝试分析一下韩国公共和私人部门的R＆D投资变动趋势，表1显示了在韩国经济发展的初期政府和私人部门R＆D投资的数据，从1962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执行到1976年，一直低于部门R＆D支出，但是，随着政府R＆D支出增加，私人部门R＆D支出的数量和所占比例也逐渐提升，从1982年起开始明显的高于政府支出。
根据这些数据，我们可以大致描绘一下公共和私人部门的R＆D支出的变动轨迹，首先，代表企业技术需求的私人部门的R＆D支出在工业化初期可以忽略不计，随着政府在一定时期持续地投资于R＆D国家技术能力得以提升，最终得到私人部门的响应。
随着国家技术水平的提高，供给和需求相应增加，如图2所示，在1976年以前
，私人部门的R＆D投资低于公共部门的R＆D投资，从1982年开始，私人R＆D投资开始超出公共R＆D投资，根据这个趋势，我们可以断定，在发展的早期阶段，私人R＆D投资因公共R＆D投资而产生，换句话说，私人部门对公共支出的弹性并不为零。
为了具有体验两者之间的关系，我们建立了一个线性模型：log(IPERDt)=c0+c1log(IGERDt)+Ut
这里，IPERDt表示在t时期私人部门Ｒ&Ｄ支出的对数。１GERDt表示在t时期公共部门Ｒ&Ｄ支出的对数。Ut是随机变量。
根据韩国从1970年到1998年的数据，代入参数后的等式为：
log(IPERDt)＝10.71+1.83log(1GERDt)
这个结论并不意味着政府部门R＆D支出或私人部门R＆D支出中的一个决定另一个，相反，它反映的是市场的需要，让我们清楚哪个方面需要加强，换句话说，一个数据序列反映了另一个的最佳值，而不是一个决定另一个。
但是，如果我们分时段来考虑，会发现从1970到1983年间的样本数据不符合上面的关系，而从1984到1998年，则与等式吻合。这个结果支持了我们早期的猜想，那就是政府的R＆D支出对于创造一个有利于私人部门R＆D的环境是必须的。
自从1969年成立科技部以来，韩国政府已经开始投以数量巨大的资源建立国家技术基础设施，以刺激创新活动，这些举措逐渐刺激了私人部门的R＆D投资热情。
三、韩国的学习机制和政策
1.宁要债务，不丢股权
韩国工业化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被政府所控制和引导，外国资本发挥了实质性的作用，但是不能超出政府的控制，所以，尽管韩国极为倚重外来资本，但是主要的采取债务而非股权融资的形式，从国外获取技术也尽量不采用外国直接投资或技术许可的方式。
一旦通过全承包（交钥匙）合同或进口设备获得技术，韩国的科研工程人员立刻开始模仿和学习，一些在国外学习过的高素质人才，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获得国外技术的具体方式在不同产业部门有所不同，对于造船业和机器制造业来说，主要的依靠外国直接投资和技术咨询；对于化工、水泥、钢铁等资本密集型产业来说，则主要通过全承包（交钥匙）合同，对于电子和汽车制造业来说，则主要通过技术许可。
Hobday指出韩国的学习机制就是模仿美国——就像日本曾经做过的那样——主要是通过与日本合资建厂，在60年代晚期和70年代初期，韩国与技术领先的日本电子制造业合资建厂，从而获得技术培训、机器设备、零件、原材料和外国先进管理技术。
但是，在连续几个五年经济发展计划期间，进口设备是韩国企业获取国外技术的最主要方式，这是因为直到70年代，政府一直严格限制外国直接投资和技术许可，政府政策的重点在于支持设备进口，增强轻工业的国际竞争力，而不是发展重工业。
这种政策导致了从国外进口大量的机器设备，这些机器设备也成为韩国企业通过反向工程获取技术的主要来源，在第四个五年计划期间，韩国直接投资的比例仅仅为新加坡的23％，低于台湾和香港的一半，这一数据证实了韩国重视设备进口和受国际财团贷款支持的全承包（交钥匙）合同，十分注意保护国内市场，在工业化初期将跨国公司排除在外的政策倾向。
2．有选择地获取技术
韩国在工业化初期的技术和产品特点决定了它必须有选择地获得技术，以发展那些主要依靠经验和传统技术的产业部门；而一旦掌握这项技术，再将其推广应用于其它领域。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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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财政支持和保护政策却巩固了大公司的地位，它们不仅不需要通过投资于R＆D、提升产品等级就可以保持垄断地位，而且利用国内工资水平较低的条件，在国际市场上获得了价格优势，因此，即使那些可以获得政府的R＆D资金资助的大公司也更愿意依赖于低廉的劳动力。
另一个影响公司R＆D的重要因素就是较高的通货膨胀率，长期的恶性通货膨胀使投资主要流向房地产业，而不是制造业，这是追逐利润最大化的理性选择。不仅仅大公司、中小企业也深受通货膨胀之苦，由于经济动荡、资金短缺，这些小公司甚至无法考虑R＆D，而又可能考虑那些对他们生存至关重要的问题，诸如销售，国内市场变动频繁的供需和求贷无门也使他们无力去为将来打算。
通货膨胀和变动频繁的国内市场削减了工业界投资R＆D的兴趣，扭曲了资源配置，在很难获得资金的情况下则更是如此。所以说，韩国的市场环境并不适合刺激国内的R＆D投资，但这种状况正在扭转。
我们尝试分析一下韩国公共和私人部门的R＆D投资变动趋势，表1显示了在韩国经济发展的初期政府和私人部门R＆D投资的数据，从1962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执行到1976年，一直低于部门R＆D支出，但是，随着政府R＆D支出增加，私人部门R＆D支出的数量和所占比例也逐渐提升，从1982年起开始明显的高于政府支出。
根据这些数据，我们可以大致描绘一下公共和私人部门的R＆D支出的变动轨迹，首先，代表企业技术需求的私人部门的R＆D支出在工业化初期可以忽略不计，随着政府在一定时期持续地投资于R＆D国家技术能力得以提升，最终得到私人部门的响应。
随着国家技术水平的提高，供给和需求相应增加，如图2所示，在1976年以前
，私人部门的R＆D投资低于公共部门的R＆D投资，从1982年开始，私人R＆D投资开始超出公共R＆D投资，根据这个趋势，我们可以断定，在发展的早期阶段，私人R＆D投资因公共R＆D投资而产生，换句话说，私人部门对公共支出的弹性并不为零。
为了具有体验两者之间的关系，我们建立了一个线性模型：log(IPERDt)=c0+c1log(IGERDt)+Ut
这里，IPERDt表示在t时期私人部门Ｒ&Ｄ支出的对数。１GERDt表示在t时期公共部门Ｒ&Ｄ支出的对数。Ut是随机变量。
根据韩国从1970年到1998年的数据，代入参数后的等式为：
log(IPERDt)＝10.71+1.83log(1GERDt)
这个结论并不意味着政府部门R＆D支出或私人部门R＆D支出中的一个决定另一个，相反，它反映的是市场的需要，让我们清楚哪个方面需要加强，换句话说，一个数据序列反映了另一个的最佳值，而不是一个决定另一个。
但是，如果我们分时段来考虑，会发现从1970到1983年间的样本数据不符合上面的关系，而从1984到1998年，则与等式吻合。这个结果支持了我们早期的猜想，那就是政府的R＆D支出对于创造一个有利于私人部门R＆D的环境是必须的。
自从1969年成立科技部以来，韩国政府已经开始投以数量巨大的资源建立国家技术基础设施，以刺激创新活动，这些举措逐渐刺激了私人部门的R＆D投资热情。
三、韩国的学习机制和政策
1.宁要债务，不丢股权
韩国工业化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被政府所控制和引导，外国资本发挥了实质性的作用，但是不能超出政府的控制，所以，尽管韩国极为倚重外来资本，但是主要的采取债务而非股权融资的形式，从国外获取技术也尽量不采用外国直接投资或技术许可的方式。
一旦通过全承包（交钥匙）合同或进口设备获得技术，韩国的科研工程人员立刻开始模仿和学习，一些在国外学习过的高素质人才，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获得国外技术的具体方式在不同产业部门有所不同，对于造船业和机器制造业来说，主要的依靠外国直接投资和技术咨询；对于化工、水泥、钢铁等资本密集型产业来说，则主要通过全承包（交钥匙）合同，对于电子和汽车制造业来说，则主要通过技术许可。
Hobday指出韩国的学习机制就是模仿美国——就像日本曾经做过的那样——主要是通过与日本合资建厂，在60年代晚期和70年代初期，韩国与技术领先的日本电子制造业合资建厂，从而获得技术培训、机器设备、零件、原材料和外国先进管理技术。
但是，在连续几个五年经济发展计划期间，进口设备是韩国企业获取国外技术的最主要方式，这是因为直到70年代，政府一直严格限制外国直接投资和技术许可，政府政策的重点在于支持设备进口，增强轻工业的国际竞争力，而不是发展重工业。
这种政策导致了从国外进口大量的机器设备，这些机器设备也成为韩国企业通过反向工程获取技术的主要来源，在第四个五年计划期间，韩国直接投资的比例仅仅为新加坡的23％，低于台湾和香港的一半，这一数据证实了韩国重视设备进口和受国际财团贷款支持的全承包（交钥匙）合同，十分注意保护国内市场，在工业化初期将跨国公司排除在外的政策倾向。
2．有选择地获取技术
韩国在工业化初期的技术和产品特点决定了它必须有选择地获得技术，以发展那些主要依靠经验和传统技术的产业部门；而一旦掌握这项技术，再将其推广应用于其它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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