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收入分配中的公平问题分析

，从制度上分析，必然要求改革户籍制度，恢复公民迁徙自由权，消除不利于人口自由流动的体制和政策障碍；从行业上分析，必然要求国家开放所有的行业部门，让经济主体都有公平竞争的机会。从劳动者竞争机会上的公平来分析，必然要求所有的工作岗位向劳动者平等地开放，建立择优录用的竞争机制，从而实现就业机会的公平。但由于社会条件的差异，劳动者禀赋的差异造成了获取公平机会的差异，因此国家有必要弥补劳动者在获取机会能力上存在的缺陷，提升劳动者获取同等的就业机会的能力。
、分清收入分配公平的标准，构建收入分配公平的范式
　　
　　国民收入的分配要经过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两个过程。由于二次分配过程所起的作用不同，所要解决的问题不同，因此必须有不同的收入分配标准。
　　
　　初次分配以效率作为收入分配的准则。人们通常认为公平的分配标准大概有四种，即道德价值、需要、努力程度和贡献。当然，道德层面上的公平分配，那是基于人的理性而作出的界定，仅是一种价值目标的取向而已，目前尚不可能在我国实现。而按需要进行分配即按需分配，那是共产主义的分配方式，在我国目前社会生产力欠发达的情况下，也不能实现。至于努力程度，那更缺乏可操作性，因为努力意味着主体尽量把力量使出来，至于是否尽量，则没有一个可衡量的标准。按贡献分配，

也就是按生产要素的生产率和数量进行分配，从劳动者角度上来讲，即根据他在劳动中的贡献大小来进行分配，从生产部门来讲，则根据它对社会生产所作出贡献的大小来进行分配。按贡献分配本身就意味着按效率分配，因为效率本身就是指生产要素的投入与产出的比例关系，而按此分配就是根据生产要素的质和量来进行分配，因此二者具有一致性。目前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最为可行的公平分配标准应为按贡献分配即按效率分配。首先，实行按效率分配可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因此只有以效率作为分配的标准，才能提高生产率，降低劳动消耗，才能节约物质消耗，降低单位产品成本中的生产资料的支出，才能促进企业加强管理，推动技术创新，从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其次，按效率分配在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同时，也为社会提供了大量的物质产品，可以缓解我国目前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再次，实行按效率分配，可以打破分配中的平均主义，可以调动劳动者和行业部门的积极性，最大限度地发挥人们在生产中的作用。
既然初次分配注重效率，这就必然要求在初次分配中，根据效率拉开合理的收入差距，调动广大劳动者的积极性，通过有先有后的发展，“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行业、一部分工人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我国目前实行的以按劳分配为主，结合按要素分配的方式就是注重效率的体现。市场经济本身要求各种要素进入市场，通过市场实现要素的配置，各种要素在商品的生产过程中都起着不同程度的作用，当商品价值实现以后，这些要素的所有者，必然要根据其所拥有的要素参与收入分配。
　　
　　再分配注重以结果公平作为分配的准则。尽管按效率分配可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缓和社会主要矛盾，但其不能解决收入的两极分化问题。两极分化同社会主义的本质相违背。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本质要求：“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户。如果社会产生两极分化就将从根本上阻碍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当家作主，从而最终又影响到生产力的发展。因此必须以注重结果公平作为收入分配的补偿，弥补初次分配过程中的缺陷，缩小收入分配的差距。
　　
　　再分配注重结果公平，这就必然要求加强政府对收入分配的调节职能，调节过大的收入，规范分配秩序，合理调节少数垄断性行业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以共同富裕为目标，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邓小平说“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为此国家必须规范收入分配，缩小收入差距，防止出现两极分化。当然，国家在再分配中应注意将政策性扶贫转化为开发性扶贫，增强扶贫的长效性，提高缩小收入差距的实效性。
　　
　　五、正确对待收入分配差距问题
　　
　　任何收入分配公平都是一种相对的公平，不可能是一种绝对的公平。要实行一种绝对的公平，那就必然要抹杀劳动者之间、行业部门之间的事实差异，不问效率高低，不分贡献大小一律实行无差别的平均分配，即分配中的平均主义。平均主义最大的弊端在于以牺牲效率为代价，换取收入分配的公平，最终导致共同贫穷。正如邓小平所说“过去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实际上是共同落后，共同贫穷”。当然，计划经济时代的平均主义是一种低层次水平上的平均，社会主义本质要求共同富裕，显然不能停留在一种低层次的平均水平上。因此，以效率促发展，提高人们的生产积极性，是必然之举。
　　
　　“相对公平”就是收入分配的水平保持着一个合理的差距，并非一味地追求平均。这样既可以兼顾效率，又可以照顾公平。合理拉开收入差距，一方面可以激发劳动者的积极性，真正做到“鞭打慢牛，鼓励和保护先进”，从而提高社会生产率，推动生产力水平的进步；另一方面又可以照顾社会上的弱势群体，给予其基本的生活保障，消除人们在利益上的心理对抗。
　　
　　当然，收入存在着合理差距是由我国的国情所决定的。其必然性在于：其一，劳动者每个人拥有的生产要素的质量与数量是不同的，且其生产要素在生产过程中发挥的效能也不相同，这就决定了劳动者个人收入差距的存在；其二，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全国各区域的资源不同，生产力发展水平不一致，经济差异较大，根据事物发展不平衡的规律，必定要有先有后地发展，必然会出现先富和后富的问题，这就导致了区域之间的收入差距的存在；其三从行业发展上看，由于国家的支柱产业、基础设施必然要优先发展，否则会造成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现象，这就产生了行业的优先发展问题，造成了行业收入差距的存在。其四从社会主义的本质来看，社会主义的目的和归宿是实现共同富裕，但共同富裕不等于平均富裕、同

等富裕，富裕的水平必然不一样，所以收入差距必然存在。
　　
　　收入分配的差距是客观存在的，但收入差距必须保持在一个合理的限度内。这个限度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此限度能保证人们的基本生活需要，贫富差距不能超过国民的物质承受力；另一方面，社会财富的分配不能同大多数人的价值观相背，即贫富差距不能超过国民的心理承受力。十六大报告提出的以共同富裕为目标，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逐步形成高收入者和低收入者占少数、中等收入者占多数的“两头小，中间大”的分配格局，就是合理限度的体现。一句话，合理的收入分配及其所带来的贫富差距既要为大多数人所接受，否则将会破坏社会稳定，又要有利于效率的提高，否则将妨碍社会发展。
　　
　　尽管拉开收入合理差距是一种相对公平的分配方式，但如果收入差距过大，突破合理的度，就必然走向两极分化。这同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规定是相违背的。
　　
　　据基尼系数的计算，我国城镇居民贫富差距“1978年为0.16”，“1995年为0.31，即使考虑集体福利差距在内也仅为0.36左右”。由此可见我国现在的情况仅是贫富差别而非两极分化，其本质是在居民总体收入水平普遍提高的基础上产生的先富和后富的关系。值得注意的是，我国贫富差别的基尼系数上升很快，即将达到0.4的最高值，因此我们必须正视差距问题，而不应当采取回避的态度。对收入差距问题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不能一味地持“差距有害论”，也不能一味地持“差距有益论”，这是两种走向不同极端的论调。“差距有害论”要求尽快地消灭差距，其实质就是倡导平均主义。“差距有益论”强调差距越大越好，差距越大动力越大，其必然走向两极分化，最终背离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因此我们必须树立一种“合理差距论”的公平观，承认差距存在的客观事实，保持一定的合理差距是有利的。诚然，“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是我国现阶段收入分配的原则，但目前，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政府必须注重公平、讲究公平，在收入分配中寻找效率与公平的平衡点，毕竟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