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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古典经济学的“悖论”及其反思


程(体系)进行的,这个生产方程可以用式(2)表示。(注:这是一个高度概括的生产体系公式,每一种资本品的投入均以整体“1”看待,更为详细的表示公式请参阅斯拉法《用商品生产商品》(中文版,1963)1997年重印本,第17,34,49,56,78等相关页码。另外,在说明利润率对资本价值的影响时,斯拉法的表达方法和威克塞尔效应表述的不同之处在于,威克塞尔效应采用了加总后的价值构成方程。)  
p=(1+r)Ap+wl                     (2)

  
  其中p是正常价格的列向量,A是物质投入的矩阵,l是直接劳动投入的列向量,w是统一的工资率,r是统一的利润率。在具有经济意义的情况下,对于特定的任何可行工资率(w)来说,公式(2)可以相应地得出非负的、标准的和唯一的利润率(r)的同时,还能得到唯一的正数的价格向量(p)。就如斯拉法所说,利润率的决定“必须和商品价格的决定,通过相同的机制,同时进行”。(注:斯拉法:《用商品生产商品》(中文版,1963)1997年重印本,第12页。)斯拉法的理论充分证明了在工资外生给定的情况下,利润率和价格体系必须同时确定的原理。也就是说,资本价值(K)即公式(2)中的Ap部分的价值量作为一个可测数量而独立于分配之外的情况几乎是不可能的。威克塞尔、斯拉法和罗宾逊等许多学者都对资本计量悖论提出过若干重要的论述,得出的结论基本上是一致。(注:柳欣:《资本理论——价值、分配与增长理论》,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6-38页。)
    二、悖论之二:资本密度增加与资本倒流、技术再转换的矛盾
  根据早期新古典及其现代继承者们的资本与分配理论,可以导出以下几个新古典命题:(1)在利润率(r)与人均资本量(K/L)即资本密度之间存在着稳定的逆向单调关系;(2)在利润率(r)与产出—劳动的比率(Y/L)之间固定地存在着反向单调关系;(3)更低的利润率(通过投资用于更机械化或更“迂回”的生产方法)与更高的持续稳定的人均可能最大消费,即与持续稳定的可能最高工资率相联系;(4)国民收入(Y)在工资(w)与利润(r)之间的分配完全由要素供给及其边际产品来决定。(注:Harcout,G.C.1972.Some  Cambridge  Controversies  in  the  theory  of  Capital.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p122.)这种归纳被认为比较符合斯蒂格勒(Stigler)对新古典资本及分配理论的完整和重新的表述。(注:柳欣:《资本理论——价值、分配与增长理论》,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4页。)
  上述四个命题有着内在的逻辑联系,前三个命题的核心思想概括起来实际上就是命题(I),意指随着利率(r)的下降,必然利用资本密度增加技术——即资本深化(Capital  Deepening),产生资本对劳动的比率不断上升的趋势;命题(4)是建立在前三个命题基础上的新古典分配理论的思想精髓。因此,新古典四个命题的核心是:利率与资本深化呈反向关系,也即利率(r)与人均资本量(K/L)呈反向关系。对此,新古典主义者一直奉若毋庸置疑的定理,从新古典的“供求”框架中完全可以印证这一点。因为上述核心命题主要涉及资本、劳动等要素市场的供求,所以,我们可以从要素价格入手来了解核心命题中的“悖论”。
  在新古典框架内,资本、劳动和土地作为同等重要的生产要素投入生产服务,相应的各种收入都是根据各要素市场的供给和需求的“对销力量”(OpposingForces)对称地同时得到确定的。为了确定一般的“正常利润率”,新古典经济学面临着一个棘手的问题就是,有必要确立一个“资本市场”的概念,在这个市场上的“资本数量”可以独立于利润率而方便地加总。并且,资本总量的服务价格还应该很容易地表示为它的边际生产率即利润率(利率)。
  资本加总的悖论且不说,既然要从市场供需双方来寻找一般利润率,就必须分析资本市场的“供求规律”。在资本市场上,资本的供给来源于储蓄,并被认为是外生给定的。因此,问题的关键是根据利润率为资本确立一条单调递减的需求函数,这样一条需求函数恰好就是资本的边际生产率曲线,见图(1)所示。
  附图
  图1  资本市场的供求均衡
  图(1)中的D曲线描述了资本的需求,其中劳动L[,0]是在劳动市场上出清的充分就业水平,意味着劳动、资本等各种要素收入都是根据各自的供给和需求的“对销力量”对称地同时确定的。储蓄的外生给定且不去分析,却说资本市场上的需求,利率与“资本数量”或人均资本量(K/L)之间的反向单调关系一直被新古典经济学家们认为是理所当然的“规律”。新古典经济学家通过采用“资本”与“劳动”之间的两种“替代”建立了这种单调反向关系的信念。第一种替代是所谓的“消费替代”观念,即利润率对工资而言相对下降,则那些人均资本(K/L)较高的部门(即“资本密集型”)的产品价格会相对下降,人均资本(K/L)较低的部门(即“劳动密集型”)的产品价格则会变得相对昂贵,这将激励消费者改变他们的需求,更多地消费相对跌价的商品,促使资本利用的增加;第二种替代是所谓的“生产替代”观念,即利润率(利率)对工资而言相对下降,则资本要素(K)的价格相对于劳动要素(L)的价格而言,变得相对便宜,这会促使以成本最小化为目标的生产厂商更多地利用资本要素替代劳动要素。所以,随着利润率的变化,通过以上两种替代,资本将成为劳动的可替代物,必然会得到一条向右下方倾斜的资本需求曲线,即利润率(r)与人均资本量(K/L)之间呈单调反向函数关系,这一逆向单调关系通称为“资本密度增加”或“资本深化”(Capital&nbs

p; Deepening)。
  对于前述资本计量的悖论,无论是新古典还是非新古典学者很早就意识到了,从“李嘉图难题”和“威克塞尔效应”就可以证明这一点。(注:斯拉法编:《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第四卷,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339-383页;罗宾逊、伊特维尔(J.Eatwell):《现代经济学导论》,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9-30页。)但对于建立在“替代原理”之上的利润率(r)与人均资本量(K/L)之间的反向单调关系而言,新古典学者却一直信以为真。诸如新古典早期的庞巴维克、克拉克(J.B.Clark)和哈耶克(Hayek)和后来的萨缪尔森、托宾、索洛等人都认为,较低的利率会导致较多的地采用“资本密度增加”技术,因此,随着利率(r)的下降,资本便会替代别的生产要素,如劳动和土地等,使资本的数量相对于劳动的数量增加。其结果必然导致利润率(r)与人均资本量(K/L)之间的反向单调关系。
  因为“替代原理”为许多经济学家特别是新古典经济学家普遍接受的缘故,上世纪50-60年代以前,新古典学者们根本没有意识到利润率(r)与人均资本量(K/L)之间的反向单调关系会是一个新古典经济学的悖论。但是,新剑桥学者像琼·罗宾逊、斯拉法、帕西内蒂(1966)等学者却有力地证明了资本倒流(Reverse  CapitalDeepening)和技术再转换(Reswitching  of  Technique)的事实,最后,新古典的重要代表萨缪尔森(1966)也对资本这种“反常现象”做了肯定的例证。
  资本倒流和技术再转换使得新古典的信条——利率(r)与人均资本使用量(K/L)之间的反向单调关系受到极大的冲击,甚至波及到了新古典理论体系本身的可信程度。利用斯拉法的方法可以说明这一点,前述公式(2)是已知生产体系的“价格方程式”,在这个系统中隐含着工资与利润率之间的逆向关系:w=w(r),此式被称为工资—利率(w-r)曲线。一般来说,不同部门的有机构成不同,利率(r)的同比变化会引起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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