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政治文化及其影响
继续发展的同时,对其收入进行调节,以期缩小日益扩 大的收入差距。对少数民族地区采取各种优惠政策,在人、财、物各个方面帮助他们加 快发展。在国家统一问题上,采取极其灵活的“一国两制”方针,不强制性地要求台湾 的民众拥护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只要拥护祖国统一,只要爱国,就可以在两种制度下 实现和平统一。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增强了人们对国家统一大政方针的认同度。
需要注意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始阶段的中国政治文化,除了上述主导方面的内 容之外,还存在一些非主导的政治文化因素,在国家权力权威性地配置社会利益这一特 殊社会现象的基本态度、信仰和感情等方面,明显地同上述主导政治文化取向有异质性 和离心性倾向,“有的公开鼓吹‘全盘西化’,在政治上宣扬取消、削弱共产党的领导 ,主张西方式的多党制和议会民主;有的在经济上宣扬私有化,主张取消公有制的主体 地位和按劳分配为主的原则;有的在思想文化上提出取消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主张 搞指导思想的多元化,在价值观上主张极端个人主义;有的歪曲党和人民的奋斗历史, 诋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煽动对党和政府的不满;有的发表和出版格 调低下、宣扬色情暴力、迷信颓废的作品与书籍;有的怀疑和否定改革开放,歪曲、攻 击我们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等等。”(注:《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民出 版社2002年版,第37—38页。)这种影响在政治文化的系统、过程和政策层面均有体现 。系统层面,关于现行政治制度、政治体制、民族国家及党和政府权威的合法性与认同 问题,台独、分裂祖国、分裂祖国分子明确反对现行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和中 共的领导。同时,其他相关群体中也存在不同思想意识和倾向,20世纪90年代中,北方 某市一所大学被调查的大学生有68.1%表示“欣赏西方的政治民主”,华中某市高校学 生被调查者的17.3%认为“多党政治非常重要”,36.3%认为“分权与制衡非常重要”( 注:参见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社会学》1998年第1期,第152页。);过程层面 ,关于自我在现行政治机制中的成效感以及同其他政治角色和谐度的判断,也有相当一 部分人成效感低,且认为中国各利益群体之间的和谐度并不很好,这在以下有关调查资 料中有所反映。
政策层面,关于现行政治机制提取、分配社会资源以及这一过程中相关制约方式的选 择,人们也并非感到最优。从相关资料看,2001年,人们把法律和制度不健全、公务执 法人员素质差、主管部门渎职失职和政策失误,视为中国社会不安定因素出现的前四位 原因(注:汤伯麟:《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心态研究》,《社会学研究》1995年第2期 ,第79—90页;
汝信等主编:《社会蓝皮书——中国社会形势与分析》(2002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 社2002年版,第24页。),而这四者恰恰是现行政治机制提取、分配社会资源以及这一 过程中相关制约方式的极为重要的内容。此外,还有一些具有明显自由化和封建殊余因 素的思想意识和价值取向,在对待国家权力权威性地配置社会利益这一特殊社会现象的 问题上倾向于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崇圣意识、清官意识、宗法宗族观念等。这些思想 意识和价值取向或者否定共产党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领导核心地位,主张改变共产党一 党执政的地位及现行的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搞西方国家的多党制和三权分立体制;或 者过于强调政治权威和政治核心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淡化国家权力的人民 属性,把社会民众的利益和命运系在少数所谓清廉圣明的领导者手中,甚至践踏国家法 律,破坏人民民主制度的相关原则,把社会利益集团化,集体利益个人化等等,所有这 些,都与主导政治文化内容格格不入。
二
处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始阶段中的中国政治文化上述内容的构成决非偶然,有其特 定的社会基础,并受自身的历史传统及外来诸种因素的影响。
现阶段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基础上所形成的阶段阶层关系和利益群体结构,是当前 中国政治文化具有上述内容的现实社会基础,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的那样:“思想、 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 言交织在一起的。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 …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 ”(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95年版,第1卷,第72页。)这种“现实的生活过程” ,从阶级阶层关系和利益群体结构的视角看,较之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社会要复杂丰富得 多。如上所述,中国共产党中央总书记江泽民提到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 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 员等社会阶层,以及原有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干部和解放军指战员等阶级、阶层 和群体。此外,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权威机构——中国社会科学院有关课题组以职业分 类为基础,以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占有状况为标准,将当前中国社会利益 群体划分为十大阶层: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 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产业工人阶层 、农业劳动者阶层和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也有的学者根据改革以来人们的利益 损益状况,划分四个利益群体:特殊获益者群体、普通获益者群体、利益相对受损群体 和社会底层群体(注:汝信等主编:《社会蓝皮书——中国社会形势与分析》(2002年)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16、139页。)。还有的学者对中国社会原有的基 本阶级作进一步分层研究,例如将农民阶级分为八个阶层等。(注:李琳:《大分化: 中国农民的进步与希望》、《发展导报》1993年5月28日第3版。)这些不同的社会阶级 、阶层和利益群体,自然从自身的利益需求出发,对国家权力配置社会利益的问题作出 各自的反应,在系统、过程和政策等层面对重大政治问题作出自己的判断,这是当前中 国政治文化具有上述内容的最深层原因。
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意识和政治理念是构成上述中国社会政治文化内容主导部分的重要 渊源。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们对政治现象及其规律性的认识即政治文化,属于社会政治 意识范畴,是特殊的社会意识形式,它受一定的社会存在所决定,并反作用于一定的社 会存在。但是,政治文化不能自动地为社会存在和政治统治服务,必须通过灌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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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注意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始阶段的中国政治文化,除了上述主导方面的内 容之外,还存在一些非主导的政治文化因素,在国家权力权威性地配置社会利益这一特 殊社会现象的基本态度、信仰和感情等方面,明显地同上述主导政治文化取向有异质性 和离心性倾向,“有的公开鼓吹‘全盘西化’,在政治上宣扬取消、削弱共产党的领导 ,主张西方式的多党制和议会民主;有的在经济上宣扬私有化,主张取消公有制的主体 地位和按劳分配为主的原则;有的在思想文化上提出取消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主张 搞指导思想的多元化,在价值观上主张极端个人主义;有的歪曲党和人民的奋斗历史, 诋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煽动对党和政府的不满;有的发表和出版格 调低下、宣扬色情暴力、迷信颓废的作品与书籍;有的怀疑和否定改革开放,歪曲、攻 击我们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等等。”(注:《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民出 版社2002年版,第37—38页。)这种影响在政治文化的系统、过程和政策层面均有体现 。系统层面,关于现行政治制度、政治体制、民族国家及党和政府权威的合法性与认同 问题,台独、分裂祖国、分裂祖国分子明确反对现行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和中 共的领导。同时,其他相关群体中也存在不同思想意识和倾向,20世纪90年代中,北方 某市一所大学被调查的大学生有68.1%表示“欣赏西方的政治民主”,华中某市高校学 生被调查者的17.3%认为“多党政治非常重要”,36.3%认为“分权与制衡非常重要”( 注:参见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社会学》1998年第1期,第152页。);过程层面 ,关于自我在现行政治机制中的成效感以及同其他政治角色和谐度的判断,也有相当一 部分人成效感低,且认为中国各利益群体之间的和谐度并不很好,这在以下有关调查资 料中有所反映。
政策层面,关于现行政治机制提取、分配社会资源以及这一过程中相关制约方式的选 择,人们也并非感到最优。从相关资料看,2001年,人们把法律和制度不健全、公务执 法人员素质差、主管部门渎职失职和政策失误,视为中国社会不安定因素出现的前四位 原因(注:汤伯麟:《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心态研究》,《社会学研究》1995年第2期 ,第79—90页;
汝信等主编:《社会蓝皮书——中国社会形势与分析》(2002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 社2002年版,第24页。),而这四者恰恰是现行政治机制提取、分配社会资源以及这一 过程中相关制约方式的极为重要的内容。此外,还有一些具有明显自由化和封建殊余因 素的思想意识和价值取向,在对待国家权力权威性地配置社会利益这一特殊社会现象的 问题上倾向于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崇圣意识、清官意识、宗法宗族观念等。这些思想 意识和价值取向或者否定共产党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领导核心地位,主张改变共产党一 党执政的地位及现行的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搞西方国家的多党制和三权分立体制;或 者过于强调政治权威和政治核心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淡化国家权力的人民 属性,把社会民众的利益和命运系在少数所谓清廉圣明的领导者手中,甚至践踏国家法 律,破坏人民民主制度的相关原则,把社会利益集团化,集体利益个人化等等,所有这 些,都与主导政治文化内容格格不入。
二
处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始阶段中的中国政治文化上述内容的构成决非偶然,有其特 定的社会基础,并受自身的历史传统及外来诸种因素的影响。
现阶段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基础上所形成的阶段阶层关系和利益群体结构,是当前 中国政治文化具有上述内容的现实社会基础,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的那样:“思想、 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 言交织在一起的。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 …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 ”(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95年版,第1卷,第72页。)这种“现实的生活过程” ,从阶级阶层关系和利益群体结构的视角看,较之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社会要复杂丰富得 多。如上所述,中国共产党中央总书记江泽民提到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 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 员等社会阶层,以及原有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干部和解放军指战员等阶级、阶层 和群体。此外,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权威机构——中国社会科学院有关课题组以职业分 类为基础,以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占有状况为标准,将当前中国社会利益 群体划分为十大阶层: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 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产业工人阶层 、农业劳动者阶层和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也有的学者根据改革以来人们的利益 损益状况,划分四个利益群体:特殊获益者群体、普通获益者群体、利益相对受损群体 和社会底层群体(注:汝信等主编:《社会蓝皮书——中国社会形势与分析》(2002年)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16、139页。)。还有的学者对中国社会原有的基 本阶级作进一步分层研究,例如将农民阶级分为八个阶层等。(注:李琳:《大分化: 中国农民的进步与希望》、《发展导报》1993年5月28日第3版。)这些不同的社会阶级 、阶层和利益群体,自然从自身的利益需求出发,对国家权力配置社会利益的问题作出 各自的反应,在系统、过程和政策等层面对重大政治问题作出自己的判断,这是当前中 国政治文化具有上述内容的最深层原因。
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意识和政治理念是构成上述中国社会政治文化内容主导部分的重要 渊源。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们对政治现象及其规律性的认识即政治文化,属于社会政治 意识范畴,是特殊的社会意识形式,它受一定的社会存在所决定,并反作用于一定的社 会存在。但是,政治文化不能自动地为社会存在和政治统治服务,必须通过灌输
,使其 内含的思想意识和价值取向为各社会利益群体所认同和接受,才能有效地为政治统治服 务。关于政治的本质,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是各阶级之间的斗争,政治关系的实质是 阶级利益关系。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但是,利益关系只有经 过高高在上的国家权力进行强制性配置的时候,才是政治关系。因而,政治关系或政治 现象,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是与阶级和国家的存在密切相关的。一 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这一命题的基本含义是:只有当每个工人都意识到自己是整 个工人阶级的一员,都认识到他每天同个别老板和个别官吏进行小的斗争就是在反对整 个资产阶级和整个政府的时候,他们的斗争才是阶级斗争。关于国家的本质,马克思主 义认为,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是阶级统治的机关,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 关,是建立一种“秩序”来抑制冲突,使这种压迫合法化、固定化。无产阶级的国家( 无产阶级专政,人民民主专政)则是“组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是终于发现的使 劳动者在经济上活动解放的政治形式。关于民族问题,马克思主义认为,民族问题是政 治问题的重要内容,它与国家的出现、阶级利益特别是资产阶级利益的扩张密切相关。 民族问题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社会革命总问题的一部分。民族问题的解决,必须站在 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争取自身和全人类解放的高度去认识。关于政治发展的 动力,马克思主义认为,阶级斗争推动政治发展。政治发展是社会总体发展的重要构成 部分,其基本含义是人类社会运用国家权力配置社会利益的规则与机制等的不断完善过 程。不同历史时期中,政治发展的标准会有所区别,类型 《中国的政治文化及其影响(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