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与制度创新

，熊彼特就把资本主义制度的演进纳入了经济发展的研究视野。
　　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  或者说“创新理论”的特点是：（1）强调生产技术的革新和生产方法的变革——创新——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具有至高无上的作用。这与马克思主义重视生产技术和生产方法的变革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作用是相似的。（2  ）强调“变动”和“发展”的观点，并采用了历史的方法；同时认为“创新”是一个“内在的因素”，“经济发展”是“来自内部自身创造性”的一种变动，从而又强调了社会经济制度作为“内在因素”的作用。（3  ）强调“企业家”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的独特作用，把“企业家”看作是资本主义的“灵魂”，是“创新”、生产要素“新组合”以及“经济发展”的主要组织者和推动者。这些观点在传统西方经济学中并不多见。
　　传统西方经济学从不涉及生产方法的变更，它们所说的“经济发展”主要甚至完全是指人口、资本、工资、利润、地租等在数量上的变化。而熊彼特则认为，“发展主要在于用不同的方式去使用现有的资源，利用这些资源去作新的事情，而不问这些资源的增加与否。”“不同的使用方法，而不是储蓄和可用劳动数量的增加……改变了经济世界的面貌”（熊彼特，1990）。熊彼特的“创新理论”用生产技术、生产方法和经济中制度因素的变革来解释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和经济发展过程，从而把历史的发展和理论的分析结合起来，揭示了经济发展的真谛：资源使用方式的进步——创新。而资源使用方式的进步归根结底是由制度决定的，是制度的函数。
　　探索经济发展的方式和原因是经济学的一个古老命题。有学者根据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和主要形式，把人类所经历的经济增长范式划分为“亚当·斯密方式”、“福特方式”、“索洛方式”和“熊彼特方式”（Mokyr,  Joel,  1990）。其中，  斯密增长方式是指社会分工和新技术的采用可以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导致经济增长和经济生活水平的提高。福特增长方式是指生产和经济活动中的一种广义的规模效应。大规模生产和制度建设能够降低生产和社会成本，它既包括企业的固定资产投入等直接生产成本的降低，也包括基础设施建设、教育体系的投入和改进、产权制度的确立等社会成本的降低，及由此提高的生产效率。索洛增长方式是指由资本深化引致的经济增长。由于在给定的产业技术水平条件下，产出的增长取决于资本和劳动的比率，如果净资本的形成速度超过人口增长速度，则人均产出将增加，经济将出现增长。熊彼特增长方式是指由于人类知识的积累和增加而导致的经济增长。这种知识包括技术知识和制度知识，前者表示一种新的信息可以使人类以较低的投入生产给定的产品，或者生产出新产品。制度知识包括对新的组织形式和生产方式的认识、应用。熊彼特的增长方式实际上就是一种依靠技术和组织创新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推动经济增长的方式。
　　综合上述几种增长方式，本文把经济增长的原因归结为以下几类：（1）技术进步。（2）规模经济。（3  ）社会分工与专业化（广义的社会分工甚至可以包括政府、社会、市场三者之间的分工和专业化，一个经济体的理想状态应该是政府、社会、市场三者分工明确、各司其职、互不越位、配合协调的经济体，只有这样的经济体才充满活力、具有内在的不断创新的能力）。（4  ）制度建设（资本深化应该是经济增长的表象和结果，所以本文未把它列入经济增长的原因之中）。其中，规模经济是微观企业的生产组织制度适应技术要求而变动的结果，社会分工涉及整个经济体内的生产组合和协作方式，它们都可纳入经济制度的范畴进行分析。因此，本文认为，经济发展的原因是技术进步和制度变迁，或者说是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也就是说，本文认为经济发展的原因是创新。
　　有关亚当·斯密的经济发展观点在这里有必要再多谈几句。亚当·斯密除了提出“看不见的手”理论以外，还提出劳动分工是资本主义的起源，但劳动分工受市场规模的限制。这就是著名的“斯密定理”。在斯密生活的时代，资本主义是等同于经济发展的，因此，“斯密定理”无疑是说，经济发展根源于劳动分工，但其制约因素是市场规模。回顾一下资本主义的发展史不难看出，不断发展的社会分工促成了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而疯狂进行海外扩张，开辟海外市场，正是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因此，斯密的观点是符合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实际的。又根据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实现新的劳动分工和开辟新的市场都属于创新，所以，这又证实了经济发展的本质是创新。
　　陈平（2001）进一步认为，资本主义起源于劳动分工，但劳动分工不只受市场规模的限制，并提出了一个“广义的斯密定理”，即劳动分工受三种因素的限制，第一种因素是市场规模，这是边际收益递减规律作用的结果，因为在市场规模一定的情况下，任何技术的边际收益最后都会递减。第二种因素是资源的种类。由于边际收益递减，在有限的市场利用一种资源的收益是迟早要下降的，这时就需要进行技术创新。新的技术革命就意味着开辟新的资源，如发现新的矿产、培育和发现新的脑力资源、开发新的信息。资源种类越多，创造财富的机会越多，不能开发利用新的资源就没有发展前途。第三种因素是环境的涨落。系统的复杂性与稳定性是此消彼长的关系，就是说如果一个社会稳定性大，那么它的代价就是复杂性或者说发展的机会；如果要发展得快一点，那么牺牲的就是稳定性。比如，传统中国社会的优越性就是稳定，因为它是个简单系统，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要比西欧社会稳定。但其代价就是牺牲了工业革命的机会。如果环境的涨落非常大，大起大落，那么这个系统的复杂性就会瓦解，它就会从复杂系统简化为简单系统，因为简单系统的稳定性比较高。只有一个系统的涨落相对比较小，这个系统才有可能从简单系统演化成复杂系统。因此，陈平不同意农民战争是社会发展的创造力的观点（当然农民战争不是自觉战争，是统治阶级逼出来的），因为如果环境涨落非常大，就会使社会发展经常被打断重来。所以中国好多发明都会失传，好多发明重复发生，因为中国古代社会不是一个能够连续积累

知识的系统。这样，就会得出一个一般的结论，对于一个社会来说，只有鼓励创新和发明，不断创造新的资源，而且相对来说比较稳定，这个社会系统才能从简单向复杂演化，才能产生劳动分工，产生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社会形态。否则，这个社会就会往另外的方向演化。
　　从另一个角度看，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过程就是工业化的过程，是通过大规模的工业化，实现现代化的过程。那么，什么是工业化？徐长生（2001）比较了对工业化含义的两种不同理解，一种是《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对工业化的定义：“工业化是一种过程……首先，一般来说，国民收入（或地区收入）中制造业活动和第二产业所占比例提高了……其次，在制造业和第二产业就业的劳动人口的比例一般也有增加的趋势。在这两种比率增加的同时，除了暂时的中断以外，整个人口的人均收入也增加了……”。他认为，发展经济学家刘易斯（W.  A.Lewis）、钱纳里（H.  Chenery）、库兹涅茨（S.  Kuznets）等人也持有相同或类似的观点。另一种是张培刚运用熊彼特的创新理论提出的工业化定义：工业化是“国民经济中一系列基要的生产函数（或生产要素组合方式）连续发生由低级到高级的突破性变化（或变革）的过程”。这里所说的基要生产函数的变化就是熊彼特所说的创新。张培刚解释说：“这种变化可能最先发生于某一个生产单位的生产函数，然后再以一种支配的形态形成一种社会的生产函数而遍及于整个社会。基要的生产函数的变化能引起并决定其他生产函数的变化，对于后者我们可以称为‘被诱导’（Induced）的生产函数。从已知工业化的各国的经验来看，这种基要生产函数的变化，最好用交通运输、动力工业、机械工业、钢铁工业等部门来说明”。“这些基要的创新或基要的生产函数的变化，更进一步地加强了伴随现代工厂制度、市场结构及银行制度之兴起而来的‘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