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公平与效率的统一

司中，东部占63.5％，而整个中、西部只占36.5％；东部地区的固定资产投资超过10000亿元，是整个中、西部地区的两倍。然而，这种倾斜的资金分配格局是以其相应的投资效率差异作基础的。据估算，东、西部地区投资的净回报率平均相差4－－5倍，假如在东部投资1元钱能够赚回1元的话，在西部地区则只能赚到2角多。这正是“惟利是图”的外资企业之所以在西部地区投入不足2％资金的主要缘由。显然，如果投资净回报率的这种差别未发生根本改变，力图通过大规模的逆向投资来缩小东、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距，从而达到令人神往的社会公平目标，就将付出极为沉重的效率损失代价。

    从狭义来讲，开发是指“以荒地、矿山、森林、水力等自然资源为对象进行劳动，以达到利用之目的”。开发本身并不必然、也不应当与效率目标相背离。事实上，美国历时百年的西部开发，正是旨在充分利用西部大片未经开垦的土地资源和落基山脉丰富的矿藏资源，并且取得了巨大成功。那末，我们能否据此也强调自然资源在中国西部大开发中的作用呢？显然不能。然而，不少人至今仍陶醉在以下数据之中：约占国土面积57％的西部地区只有占全国23％的人口居住，还有8亿亩土地尚待开发利用；西部拥有160种矿产资源，其中钛、铜、汞、铅、锌、钾等矿产储量居全国首位，并储存较为丰富的煤炭、石油和天然气资源。似乎只要将铁路、公路修通并将东部人口迁移到那里，便会带来无尽的财富。殊不知，在这片广袤的西部大地上，巍峨耸立着生存条件极为严酷的青藏高原，横卧着人迹罕至的塔克拉玛干、腾格里等大沙漠和风吹石走的茫茫戈壁。毫不夸张地讲，这仅占全国23％的人口已经充斥在近乎所有可供人类生存的地方。相反，倒是人口的过于拥挤（相对于给定的自然资源）与土地的过度开垦，已使塔里木河下游干涸、大片胡杨枯死，黄河中上游水土流失加剧，土地荒漠化程度日益严重。所以，对于西部可供利用的土地资源与极为脆弱的生态环境而言，与其说要实施开发，毋宁说要加以保护和修复显得更为贴切。

    至于矿产资源的开发，尚须弄清以下两个主要问题：是否值得开采和开采多少。我们必须区分资源的潜在价值与实际利用价值。事实上，拥有矿产资源是一回事，虽在技术上可行而在经济意义上值不值得开采是另一回事。当从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开采石油的成本较为高昂，当国际上的石油价格较为低廉，当我国拥有较多的外汇储备时，是否在经济学的意义上真有必要去消耗这种资源呢？前些年大规模油品走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这种选择不经济的性质，尽管走私本身是一种不法行为，必须坚决打击，但走私所具有的零关税特征，可以更充分地体现出不同国度间油品的成本差别。针对开采多少这一问题，经济学理论上的解是简单明了的。最具效率的做法是，生产单位价值产出的成本在边际上与其他物品的生产相同。如果说土地和矿产等自然资源在诸如美国西部开发初期的19世纪显得尤为重要，那末，在21世纪行将来临之际，人力资本的增殖与技术的进步便成为一国经济发展的关键变量。究竟将增量资金用于网络技术和纳米管的开发还是用于矿产资源的采掘，将对整个国家未来的经济地位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西部一些人，包括一些重要官员，迄今仍将狭义资源的开发与利用视为摆脱落后的首要法宝，实在有反思的必要。

    企图背离效率准则来实现社会公平目标是有害的，也是难以持久的。“福利国家”的弊端已在国际范围内予以证实，更何况我国的国力远未达到福利国家的水平，福利的受益者也不宜以区域而应当以收入的分层来加以区别。尽管在缩小地区差别这一社会公平目标的阐释中，突出强调了其对国家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的正面作用，中央政府还是谨慎地对待西部大开发战略所能带来的效率上的负面影响，力图在取得效率改进的同时实现社会公平目标。这一点充分体现在西部大开发“主攻方向”的选择中。由于改革租金的存在，东部沿海地区能够聚集更多的资金投向基础设施，从而进一步降低生产和交易成本。同理，从一个方面看，加快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在公平的意义上是中央对于地方的一种补偿措施，从另一个方面看，这一举措仍然具有一定程度的效率含义。比如，交通条件的改善，可赋予原来不具有实际开发价值的矿产资源以经济上的可行性，使原先成本条件较差的产品获得较强的竞争力。总之，基础设施所具有的规模效应，通常能使整个区域的生产经营效率得到相应的提高。因此，我们不赞同违背效率准则的资源开发，但不否定通过基础设施建设改善资源利用条件的可能性。生态环境的保护和建设不仅关系到西部地区人们的生存和发展，而且影响着整个国家的前途与命运。中央政府对这个问题的高度重视是明智的，这是建立在对历史经验深刻反思基础上的理性选择。由于生态环境具有较强的外部性，采取某种补贴性的激励措施无疑是十分必要的。从方向性上讲，加强西部地区的科学教育和人才培养，也是无可挑剔的。这体现了对于广义资源重要性的深切感受。
   然而，良好的愿望并不意味着能够取得良好的结果。其实，东西部之间的差异早就引起社会各界不同程度的关注。1985年在兰州召开的第一次西部发展论坛会议，就提出了西部概念和西部开发的问题。从“八五”时期开始，中央政府也将中、西部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摆到了重要的位置上，在基础设施的建设、矿产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农业的综合开发、以及补贴与财政转移支付等方面，已经做出了相当程度的支持。这些努力对于东西部差异的缩小，似乎并未产生明显的效果。我们并不否认西部大开发战略中主攻方向选择上的合理性，更不怀疑各级政府在资金、人力等经济资源上的动员能力。但是，历史的经验和现实的某些作法，仍然使我们有理由发问：在国内市场化改革的浪潮中，在当今日益显现的经济全球化趋势下，主要凭借政府行为能否实现持久的、超出东部的经济发展速度？这也许是西部开发中必须回答和解决的一个关键问题。

    每年8000亿元的投资，若以支出法核算，便可在当年的GDP中显现出来。政府大规模的资金涌入，可能会伴随外资与东部企业的介入，理由是，出于对这笔资金的觊觎，也会诱致其他寻利者的跟进，何况西部各地都会在引进外部资金上想方设法做出各种诱人的安排。不过，应当清楚，各级政府的作为固然可以产生初始的效应，但要将所有获利者腰包里的钱继续留在西部，就不那样容易。作为消费者，他（她）会把相当一部分收入用于购买非本地生产的物品；作为投资者，又可能再度将资金流回东部，因为东部毕竟聚集了较多的高回报的新兴产业，具有更为合意的投资环境，除非政府每年以较高的递增速度不断投入巨额资金，才能保证西部地区的持久繁荣。一旦我国的宏观经济在扩张性的财政、货币政策的推动下，出现新一轮经济过热与通货膨胀，政府反过来要关紧资金注入的“水龙头”，西部地区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这“一亩二分地”就会首当其冲，成为经济紧缩下的“旱灾区”。如此，西部地区凭借资金注入的追赶努力又将“付诸东流”。

    借鉴国际经验是西部开发必须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目前很多人都在谈论美国的西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