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政治伦理思想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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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强调在政治生活中，一方面要非常重视发挥思想道德的示范、推动作用，同时又特别强调各项规章制度、法律规范的制约、保障作用。这一思想一改中国（也包括其他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某些时期）在治理国家和管理社会中长期形成的那种重教育、轻制度的认识和做法，在中国和社会主义政治思想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中国是一个非常重视伦理的国家，在传统政治文化中，伦理治国的思想基本上占支配地位。孔子要求为君者应以尧舜为榜样，做到“为政以德”，君臣之间的关系是“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孟子对此作了进一步的发挥：“君子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孟子·离娄下》）司马光的一部《资治通鉴》，充满着这种政治伦理思想。范仲淹的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岳阳楼记》），更为历代传诵。不少官员高堂悬挂“正大光明”、“爱民如子”之类的牌匾，也是这种政治伦理的表现。应当说，这些政治伦理思想对治理国家、管理社会是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的，虽然不能认为中国几千年的发展都是靠这些东西来维系的，但它们的作用却是不可否认的。我们当然不能否认历朝历代法律、典章的作用，但比较而言，中国更重视政治伦理的作用却是毫无疑问的。
新中国成立以来，受传统文化惯性作用的影响，我们在政治和思想领域依然强调政治伦理的作用。“为人民服务”、学习英模人物，一直是我们党所倡导的。应当说，我们的思想道德教育，从内容到形式都与封建社会倡导的政治伦理有着本质的区别，但它们仍然属于政治伦理的范畴，则是毫无疑义的。我们不仅不应当否认思想道德教育的作用，而且必须大力提倡。但我们也必须正视这一点：仅仅强调思想道德教育，并不能完全解决我们的干部队伍建设问题。很明显，如果有的干部不为人民服务、不学英模人物怎么办，这就需要有制度、有纪律、有法律来解决。如果说，以前我们治理国家、发展经济、管理社会等，主要地依靠官员、群众的思想认识和觉悟来推动，那么，现在我们越来越重视各种规章制度、法律规范的作用，如对党员和干部的管理，各种制度越来越精细和科学，管理的效果也越来越明显。当然，在这方面我们还做得很不够。特别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这方面的制度建设更显得很不完备、很不及时，以致许多重大问题出现之后，我们才痛切地感受到规章制度、纪律规范的薄弱和松弛。尤其是有了规章、制度、纪律之后不能得到很好的贯彻，更是现实生活中令人感到忧虑的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邓小平做出了自己的独到贡献。一方面，他非常重视发挥政治伦理的调节作用，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扭转社会风气、领导干部思想作风建设等方面，反复强调社会主义思想道德的推动作用和党员干部的示范作用；另一方面，他特别强调制度建设的根本性作用。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直到去世，他反复强调这一点。早在80年代初他就明确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第2卷，第333页）在著名的南巡谈话中，邓小平在谈到廉政建设时，再次强调：“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第3卷，第379页）在前面论及的邓小平政治伦理思想的七个方面中，有三个方面带有制度建设的特点，即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坚持民主集中制、完善干部选拔任用制度等。应该说，在重视发挥政治伦理的作用，并在政治伦理思想中贯彻制度建设思想的同时，更加重视加强政治制度、法规纪律方面的建设，是邓小平政治伦理思想的突出特点和独到贡献。
第二，在重视发挥政治伦理作用的过程中，邓小平要求党员领导干部特别是自己身体力行，率先垂范。彻底改变了历史上统治者只是用政治伦理要求下级官吏而自己很少做到的状况，从而在政治伦理发展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在中国历史上，政治伦理主要是由作为统治阶级的思想家和学者提出来的，其中许多规范来源于孔子、孟子。后经各代文人学者加以发挥并经朝廷认可而在政治生活中发挥作用。统治阶级中虽然也曾出现过一些所谓“清官”、“廉吏”，但他们毕竟是极少数，而绝大多数官吏都不能真正按政治伦理去行动。这是由封建制度的本质所决定的。
在进入社会主义时期之后，这种情况有了根本性的改变。许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工作和生活中都能身体力行社会主义道德规范，在政治伦理的提倡和贯彻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同时，我们也要看到，本来一些政治伦理思想是非常正确的，但由于领导体制上的局限性，如上级的主要工作是对下级发号施令（表现为发号召和下达任务），而下级又无法监督上级，这就使得许多先进、正确的伦理思想仅仅停留在一般性要求上，往往很难认真贯彻，难以取得好的实效，许多口号仅仅是“一阵风”吹过了事。这就大大影响社会主义政治伦理的引导和示范作用的发挥，这显然是与社会主义伦理建设的初衷相悖的。特别是由于封建思想残余和小生产习惯势力的存在，由于西方资产阶级道德思想、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侵蚀，在一些党员干部和领导干部中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思想也有所反映，甚至走上腐化堕落的道路。邓小平在领导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因而在号召我们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时，反复强调各级领导干部都要做到以身作则，发挥表率作用。更为可贵的是，在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在新老交替过程中发挥好的作用方面，他自己努力做到总是让年轻的同志在一线锻炼，并在适当的时候郑重地向党中央提出退休的申请，用实际行动率先打破领导职务终身制。这不仅在我国，而且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上，也是极为少见和难能可贵的。从政治伦理的角度讲，这一事实的意义是十分深远的。
第三，在政治伦理的价值判断标准上，突出强调对生产力发展的促进作用。这不仅顺应了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的要求，更重要的是把政治伦理与实际工作紧密结合起来，在伦理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n
政治伦理与生产力发展的关系看起来似乎不是十分紧密的，但在邓小平的视野中，二者的关系非常密切。一方面，一定时期政治伦理的提出，必须反映当时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另一方面，领导干部在遵从这些政治伦理时，判断他是否做到、做好了，关键看其是否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邓小平一再强调，各级领导干部在实际工作中，一定要自觉地服从现代化建设的大局，努力做到总揽全局，使各个方面的工作为党的中心任务服务。这里所说的大局和中心任务，就是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这里所强调的领导干部的服务观念，也就是指为发展生产力服务，并最终用生产力的发展程度来检验其服务质量的高低。
在当代中国，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努力实现现代化，是举国一致的奋斗目标，同时也应当是领导干部的最终评价标准。因此，对领导干部，必须提出无功即为过的要求。有的干部政治上不犯错误，生活上也算清廉，但就是政绩平平，所在单位工作无甚作为，这样的干部就不能算是好干部。在今天讲政治伦理，必须深刻反映生产力发展的要求。邓小平在谈到干部问题时，一再强调要选拔敢想敢干、勇于探索和创新的人，要用政绩来评价干部的工作。这不仅是对党的建设理论的重要贡献，也是对伦理学的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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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强调在政治生活中，一方面要非常重视发挥思想道德的示范、推动作用，同时又特别强调各项规章制度、法律规范的制约、保障作用。这一思想一改中国（也包括其他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某些时期）在治理国家和管理社会中长期形成的那种重教育、轻制度的认识和做法，在中国和社会主义政治思想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中国是一个非常重视伦理的国家，在传统政治文化中，伦理治国的思想基本上占支配地位。孔子要求为君者应以尧舜为榜样，做到“为政以德”，君臣之间的关系是“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孟子对此作了进一步的发挥：“君子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孟子·离娄下》）司马光的一部《资治通鉴》，充满着这种政治伦理思想。范仲淹的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岳阳楼记》），更为历代传诵。不少官员高堂悬挂“正大光明”、“爱民如子”之类的牌匾，也是这种政治伦理的表现。应当说，这些政治伦理思想对治理国家、管理社会是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的，虽然不能认为中国几千年的发展都是靠这些东西来维系的，但它们的作用却是不可否认的。我们当然不能否认历朝历代法律、典章的作用，但比较而言，中国更重视政治伦理的作用却是毫无疑问的。
新中国成立以来，受传统文化惯性作用的影响，我们在政治和思想领域依然强调政治伦理的作用。“为人民服务”、学习英模人物，一直是我们党所倡导的。应当说，我们的思想道德教育，从内容到形式都与封建社会倡导的政治伦理有着本质的区别，但它们仍然属于政治伦理的范畴，则是毫无疑义的。我们不仅不应当否认思想道德教育的作用，而且必须大力提倡。但我们也必须正视这一点：仅仅强调思想道德教育，并不能完全解决我们的干部队伍建设问题。很明显，如果有的干部不为人民服务、不学英模人物怎么办，这就需要有制度、有纪律、有法律来解决。如果说，以前我们治理国家、发展经济、管理社会等，主要地依靠官员、群众的思想认识和觉悟来推动，那么，现在我们越来越重视各种规章制度、法律规范的作用，如对党员和干部的管理，各种制度越来越精细和科学，管理的效果也越来越明显。当然，在这方面我们还做得很不够。特别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这方面的制度建设更显得很不完备、很不及时，以致许多重大问题出现之后，我们才痛切地感受到规章制度、纪律规范的薄弱和松弛。尤其是有了规章、制度、纪律之后不能得到很好的贯彻，更是现实生活中令人感到忧虑的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邓小平做出了自己的独到贡献。一方面，他非常重视发挥政治伦理的调节作用，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扭转社会风气、领导干部思想作风建设等方面，反复强调社会主义思想道德的推动作用和党员干部的示范作用；另一方面，他特别强调制度建设的根本性作用。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直到去世，他反复强调这一点。早在80年代初他就明确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第2卷，第333页）在著名的南巡谈话中，邓小平在谈到廉政建设时，再次强调：“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第3卷，第379页）在前面论及的邓小平政治伦理思想的七个方面中，有三个方面带有制度建设的特点，即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坚持民主集中制、完善干部选拔任用制度等。应该说，在重视发挥政治伦理的作用，并在政治伦理思想中贯彻制度建设思想的同时，更加重视加强政治制度、法规纪律方面的建设，是邓小平政治伦理思想的突出特点和独到贡献。
第二，在重视发挥政治伦理作用的过程中，邓小平要求党员领导干部特别是自己身体力行，率先垂范。彻底改变了历史上统治者只是用政治伦理要求下级官吏而自己很少做到的状况，从而在政治伦理发展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在中国历史上，政治伦理主要是由作为统治阶级的思想家和学者提出来的，其中许多规范来源于孔子、孟子。后经各代文人学者加以发挥并经朝廷认可而在政治生活中发挥作用。统治阶级中虽然也曾出现过一些所谓“清官”、“廉吏”，但他们毕竟是极少数，而绝大多数官吏都不能真正按政治伦理去行动。这是由封建制度的本质所决定的。
在进入社会主义时期之后，这种情况有了根本性的改变。许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工作和生活中都能身体力行社会主义道德规范，在政治伦理的提倡和贯彻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同时，我们也要看到，本来一些政治伦理思想是非常正确的，但由于领导体制上的局限性，如上级的主要工作是对下级发号施令（表现为发号召和下达任务），而下级又无法监督上级，这就使得许多先进、正确的伦理思想仅仅停留在一般性要求上，往往很难认真贯彻，难以取得好的实效，许多口号仅仅是“一阵风”吹过了事。这就大大影响社会主义政治伦理的引导和示范作用的发挥，这显然是与社会主义伦理建设的初衷相悖的。特别是由于封建思想残余和小生产习惯势力的存在，由于西方资产阶级道德思想、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侵蚀，在一些党员干部和领导干部中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思想也有所反映，甚至走上腐化堕落的道路。邓小平在领导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因而在号召我们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时，反复强调各级领导干部都要做到以身作则，发挥表率作用。更为可贵的是，在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在新老交替过程中发挥好的作用方面，他自己努力做到总是让年轻的同志在一线锻炼，并在适当的时候郑重地向党中央提出退休的申请，用实际行动率先打破领导职务终身制。这不仅在我国，而且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上，也是极为少见和难能可贵的。从政治伦理的角度讲，这一事实的意义是十分深远的。
第三，在政治伦理的价值判断标准上，突出强调对生产力发展的促进作用。这不仅顺应了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的要求，更重要的是把政治伦理与实际工作紧密结合起来，在伦理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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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伦理与生产力发展的关系看起来似乎不是十分紧密的，但在邓小平的视野中，二者的关系非常密切。一方面，一定时期政治伦理的提出，必须反映当时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另一方面，领导干部在遵从这些政治伦理时，判断他是否做到、做好了，关键看其是否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邓小平一再强调，各级领导干部在实际工作中，一定要自觉地服从现代化建设的大局，努力做到总揽全局，使各个方面的工作为党的中心任务服务。这里所说的大局和中心任务，就是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这里所强调的领导干部的服务观念，也就是指为发展生产力服务，并最终用生产力的发展程度来检验其服务质量的高低。
在当代中国，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努力实现现代化，是举国一致的奋斗目标，同时也应当是领导干部的最终评价标准。因此，对领导干部，必须提出无功即为过的要求。有的干部政治上不犯错误，生活上也算清廉，但就是政绩平平，所在单位工作无甚作为，这样的干部就不能算是好干部。在今天讲政治伦理，必须深刻反映生产力发展的要求。邓小平在谈到干部问题时，一再强调要选拔敢想敢干、勇于探索和创新的人，要用政绩来评价干部的工作。这不仅是对党的建设理论的重要贡献，也是对伦理学的重要贡献。
《邓小平政治伦理思想初探(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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