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韩之间贸易和投资的关系

日本出口年均增长率为16.9%，高于同期全国进口14.9%和出口14.5%的平均增长速度。
　　中日双边贸易的迅速增长与外商在华投资企业的经营活动有密切的关系。1991～2001年，由于外商投资企业自日进口年均增长32.8%，对日出口年均增长42.1%，外商投资企业进口和出口占中国对日进口和出口的比重分别由1991年的11.9%和25.7%上升到2001年的67.5%和58.7%（表4）。

表4　　外商投资企业对日贸易

资料来源：同表1。
　　中韩建交打破了双边贸易发展的政治障碍。1991～2001年，中国对韩国进出口贸易年均增长率高达29.2%，其中进口增长率为41.8%，出口增长率为21.8%，不仅高于全国进出口贸易平均增长速度，也高于中日之间进出口的增长速度。
　　外商投资企业在中韩双边贸易中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1995年外商投资企业占中国自韩进口的比例为59.8%，对韩出口所占比例为24.7%。到2001年，进口所占比重基本维持不变，出口所占比重则上升到49%（表5）。

表5　　外商投资企业对韩贸易

资料来源：同表1。
　　从事对日、对韩贸易的外商投资企业也包括非日资和非韩资企业，但区域内直接投资，尤其是日本和韩国对华直接投资，无疑是推动中日、中韩贸易的主要动力。
　　(四)直接投资带动了双边产业内贸易的发展
　　1993～2001年，中日和中韩双边贸易结构的一个突出变化是中国一方面继续大量从日本和韩国进口机电和音像设备，另一方面也在迅速增加对日本和韩国出口该类产品。这种产业内贸易的扩大与日本和韩国对华投资有密切的联系（表6）。
　　根据中国官方调查，电子和通讯设备制造业是日本和韩国企业投资最为集中的部门，2000年分别占其对制造业投资的14.9%和19.2%（表7）。IT产业作为全球发展最快的新兴产业，国际竞争尤为激烈，跨国公司大多采取全球采购、生产和销售的策略，以便尽可能提高效率。日本和韩国是IT产品的重要生产国，为了降低生产成本，企业将一些密集使用劳动力的加工、组装环节转移到中国，从母公司或其他子公司进口原材料、零部件，再将经过加工组装的半成品或成品销回本国或第三国。

表6　　1993年、2001年中国对日、对韩贸易商品结构

资料来源：中国《海关统计》。

表7　　日韩在华制造业企业的部门分布（按实际流入额计算）及外向度

注：外向度＝出口收汇/销售收入。
资料来源：DRC数据库。
　　由于这种产业内贸易主要发生在日资和韩资企业与其母公司之间，核心技术、关键零部件的来源和产品的销售渠道均控制在母公司手中，实际上属于企业内贸易（Intra-firmTrade）。根据DRC对日资和韩资在华企业的问卷调查，有近一半企业的公司内贸易占其进出口贸易额的75%以上。
　　纺织品贸易中也存在中日和中韩相互出口的现象，但中国出口的主要是服装，而日本和韩国出口的主要是面料或服装半成品。这种分工和贸易还是基于比较优势的转移。规模经济和企业内贸易的特征没有IT产业那样突出。
　　(五)直接投资对贸易流向和平衡的影响
　　美国一直是东亚国家出口的主要市场，伴随日本向东亚新兴工业经济（NIEs），以及80年代以来日本和NIEs向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东亚国家的直接投资和产业转移，东亚区域内的货物贸易的流向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
　　对中国的直接投资有2/3来自东亚地区，许多企业原来的主要销售市场就是美国或欧盟，它们的工厂搬到中国后，出口产品的原产地变为中国，而销售市场并没有改变。日本和韩国的重化工业、机械电子工业具有明显的竞争优势，产品不仅直接销往美国和欧盟，而且是东亚出口加工业的主要原材料和零部件的供应基地。在华FIEs的进口供应商仍是日本和韩国公司。
　　表8显示，2001年日本是中国FIEs最大的进口来源，进口额289亿美元，占进口总值的23%，台湾省是第二大进口来源，占进口总值的14%，韩国在东亚排第三，占进口总值的11%。这表明，FIEs对日韩的进口依存度很高，对扩大中国从日本和韩国的进口具有重要作用。
　　表9显示，FIEs最大的出口市场是美国，出口额将近300亿美元，占FIEs出口总值的22.4%，香港虽然是FIEs的第二大出口市场，但却不是最终市场，大部分产品转口到美国和欧盟。因此，实际上美国和欧盟所占的市场份额要比表中的数字更高，日本有可能仍排第三位，大约占出口总值的20%。

表8　　2001年外商投资企业从部分国家/地区进口情况表（单位：亿美元，%）

资料来源：同表1。

表9　　2001年外商投资企业部分国家/地区出口情况表（单位：亿美元，%）

资料来源：同表1。
　　FIEs对日贸易有25亿美元的逆差，对韩有78亿美元的逆差，对美国的贸易则至少有183亿美元的顺差。这一方面表明，东北亚区域内的直接投资没有改变进口依赖于日、韩，出口过度依赖美国市场的格局，另一方面，这表明韩国对华贸易虽然有100亿美远的顺差，但其中有一部分通过FIES的经营活动，转化为中国对美国、欧盟和日本的贸易顺差。
　　DRC对日资和韩资企业的调查结果与上述分析是吻合的，接受调查的日资企业中，75.6%的企业产品返销本国，其中返销率超过50%的企业占57%；产品返销本国的韩资企业的比重比日资企业低，为64.2%，其中返销率超过50%的企业大约占40%。除本国市场外，美国是日资和韩资企业最重要的市场，不过对美出口企业占韩资企业的42.5%，出口占销售额比例超过50%的企业占24%，而日资企业相应比例分别为26.7%和2.4%。
　　三、中日韩之间存在着发展贸易和投资的巨大潜力
　　东北亚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主要是基于市场的力量，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三国企业之间的贸易和投资有了

很大的发展。然而，与欧洲和北美相比，由于中日韩之间缺乏制度上的合作，区域内贸易和投资的规模和领域受到制约，区域内市场的形成相对缓慢。在经历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之后，中日韩之间的经济联系正在得到恢复，三国政府对区域经济合作的态度由消极转为积极，各个层次和领域的对话机制正在建立，以三国间贸易和投资便利化为起点，越来越多的商业机遇将展现在企业面前。
　　(一)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和市场开放将扩大东北亚区域内市场需求。中日韩三国经济发展水平上的差距一直被认为是东北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障碍。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壮大，人们在不断重新评价中国市场的潜力。尤其是在有4亿人口的中国沿海地区，80%的外国投资和进出口贸易都集中在那里。国外资金和内地廉价劳动力源源不断地流入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和环渤海地区，已形成新兴的出口加工基地。资源和财富的聚集，使大约1亿人口的实际收入水平已超过3000美元。面对这样一个充满活力的市场，70%接受DRC问卷调查的日资和韩资企业表示要通过追加投资、利润再投资和新建企业等方式，扩大它们在中国的商业活动。
　　(二)扩大投资新领域促进贸易产品的多元化。中、日、韩之间的贸易长期高度集中于钢铁、化工、机电设备等少数商品，不利于双边贸易的扩大，甚至由于进口国进口替代产业的发展而出现某种产品的贸易萎缩。例如，日本曾经大量向中国出口汽车，但由于对中国汽车产业的投资落后于欧洲和美国，结果因市场被合资生产的汽车替代，日本对华汽车出口量下降。又如化工产品是日本和韩国对华出口的主要产品之一，但近年来德国、法国、美国、英国对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的投资增长迅速，日本和韩国的出口商有可能面临更激烈的竞争。由于加入WTO之后中国的市场既是开放的市场，也是竞争激烈的市场，如果日本和韩国的企业因担心出现“产业空洞化”而错失新的投资机会，贸易的发展将受到制约。反之，促进投资和鼓励产业转移，可以在更多领域扩大产业内贸易和企业内贸易。
　　(三)投资建立农产品生产加工基地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