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苏联政治体制改革之比较

会制并列提出，这就从政治体制的高度进一步规范了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政党之间　的关系，规定了各民主政党在中国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1989年12月中国共产党中央通过　的《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第一次明确　地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为中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提了出来　，并正式确定民主党派是“参政党”的地位；1993年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又把这一制度正　式载入宪法，变成了国家意志；党的十五大又将这一制度列入了党的基本纲领中。我国　的这种多党合作制度既不是一党制也不是多党制，而是一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度，它　兼有一党制和多党制的优点，既发扬了民主，又体现了集中。从实践来看，中国的这种　政党制度，促进了政治民主，有利于监督机制的完善，有利于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　是我国政治制度的一大特点和优势。
　　　　　　二、对中苏政治体制改革比较的重要结论
　　恩格斯曾说：“社会力量完全像自然力一样，在我们还没有认识和考虑到它们的时候　，起着盲目的、强制的和破坏的作用，但是，一旦我们认识了它们，理解了它们的活动　、方向和影响，那么，要使它们愈来愈服从我们的意志并利用它们来达到我们的目的，　这就完全取决于我们了。”[10](P.319)他在这里所讲的实际上是规律的重要作用。社　会主义国家政治体制改革同其他任何社会运动一样，也有着其内在的规律性。江泽民同　志曾多次强调要“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的规律、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对人类发展　规律的认识”[11]。本文对中苏两个典型社会主义大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进行对比，其目　的就在于通过总结社会主义国家政治体制改革的经验，探索社会主义国家政治体制改革　的内在规律，从而指导社会主义各国的实践。通过对中苏两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比较，我　们可以得出以下三个重要结论，也可以说是社会主义国家政治体制改革的三条规律。
　　(一)从政治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上看，必须坚持适应性原则
　　政治体制改革作为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它的每一个政策、措施、方案的出台，从指　导思想的出发点来看，都必须坚持适应性原则。这个适应性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它　必须与国家的政治生态环境(或曰政治国情)高度适应，这种政治生态环境主要包括基本　政治制度和经济基础，二是政治体制改革必须适应政治现代化、民主化的客观规律。
　　社会主义国家政治体制改革首先必须适应本国的基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包括国　体、政体和政党制度等。国体是指国家的阶级本质，它的核心是哪个阶级掌握政权；政　体是指国家政权组织形式，这两者与政党制度对社会主义国家来说是至关重要的。社会　主义国家的政治体制改革必须适应国家的阶级本质并有效维护国家政权的稳定和发展。　苏联政治改革的失败正是它否定、抛弃基本政治制度的结果，而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一　直是以坚持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为前提的。我们在改革中一直强调：党政分开、权力　下放等等，绝不是放弃党的领导，而是在新时期更好地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政治体制　改革也绝不是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否定，而是对它的完善。
　　政治体制改革必须与它的经济基础相适应。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一定的政治形式是以　一定的经济形式为基础的，当一定的经济基础发生变化时，政治体制也就必须随之发生　变化。对社会主义各国来说，经济的发展会在以下几个方面对现有政治体制形成冲击：　首先，经济的发展会造就高度的城市化、高识字率和高水平教育，它也带来就业结构的　变化，导致农民在规模和重要性上的下降，以及知识分子和城市工人的发展。后两个群　体会不断要求在影响他们的政策上有发言权和影响力。第二，经济增长造就了一个更为　复杂的经济体系，这样的经济越来越难以受到国家的控制，从而引起了传统政治体制的　结构和功能的诸种不适，如宏观调控弱化、管理体制的交叉、中央和地方关系的失衡、　人事干部制度的滞后等。第三，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利益多元化、社会分层　也不可避免，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主义国家要采取有力措施整合利益分化。社会主义国　家的政治体制改革必须适应其经济基础的上述变化。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发展是　基本上相适应的。正如前文所言，我们的改革首先是政治改革起了先导作用；到80年代　中期，随着经济改革的全面展开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邓小平开始认识到政治改　革的滞后性，并疾呼“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　性”[5](P.176)，从此，政治改革在党政分开、政企分开、权力下放、基层民主等方面　迈出显著步伐；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我们又进一步提出依法治国、健全　民主制度。苏联的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发展是完全脱节的。在戈尔巴乔夫上台之前，苏　联的政治体制改革是落后于其经济的发展的。在苏联，从60年代初开始，随着经济的发　展，一方面，城市人口开始占其总人口的绝大多数，农业人口从20、30年代的83.1%下　降到20%左右；另一方面，非体力劳动的白领阶层迅速成长，使苏联在一个相当短的时　期内，便从一个农业国变成了一个具有现代文明的工农结构的国家。这种社会基础的形　成必然要求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即必须打破传统的过分集权的政治体制。但在戈尔巴乔　夫上台之前，苏联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是缓慢

的，甚至是使传统的体制更加完美和精致　。戈尔巴乔夫上台后，苏联的政治改革走向另一个极端，即完全脱离了社会主义公有制　的经济基础，并且实际上不考虑任何经济后果。苏联在改革中，把民主、自由、透明度　、公开性等问题炒得火热，似乎政治体制改革搞得轰轰烈烈，但是，这些空洞的政治叫　嚷，由于离开了经济基础，不仅任何实际问题、任何涉及国计民生的问题都解决不了，　反而不断发生社会、政治震荡，并且引发了经济危机。苏联的实践证明，在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体制尚未建立之前，先行建立起立于其上的高度民主体制，不仅是一种脱离实际　的空想，而且还会导致社会经济发展的大倒退。
　　社会主义国家政治体制改革必须适应政治现代化的客观规律。所谓政治现代化是指传　统政治社会向现代政治社会的演变过程，其实质是从传统专制制度向现代民主政治的转　变。它的根本内容和根本标志是民主化和高效化。民主化的最关键方面可以大致归纳为　以下三点：第一，民主化的选举制度以及与此相适应的政府组织形式；第二，严密和完　善的社会法制体系，真正实现由传统社会的人治向现代社会的法治转变；第三，政治决　策的科学化和透明化。高效化是指政治系统能力和效率的提高，即能够高度有效地发挥　政治系统在动员资源、组织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为实现以上方面，社会主义国家一方　面要积极进行民主政治建设，探索实现民主的方式方法，另一方面，也要积极参照借鉴　西方国家在运用国家权力进行社会公共管理职能层面上的一些机制和方法。如西方的选　举制、任期制，就是同封建主义的世袭制、终身制相对立，并比后者进步的东西，我们　就可以借鉴。再比如，“三权分立”制实际上是资产阶级应用“权力制衡”原则而采取　的统治形式和权力组织形式，社会主义国家不能搞“三权分立”，但不等于也不应该把　权力制衡原则一起抛弃。
　　(二)从政治体制改革的战略方法上看，必须坚持有序性原则
　　政治体制改革是个最敏感的课题，它不仅涉及到敏感的意识形态问题，而且稍有不慎　就容易被敌对势力借题发挥。如果在这样一个敏感的问题上掌握不好火候，就会出大乱　子：改革过快，会引起社会动荡，导致翻船；改革太慢，其它改革进行不下去，也要翻　船。因此在这个问题上，必须坚持有序性原则。所谓有序性，一是指政治体制改革必须　在党的领导下进行；二是指政治体制改革要有秩序，即要有目标、分步骤地推进各项工　作。
　　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持党的领导，这决定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复杂性和敏感性，也决定　于党的性质、党的领导作用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性质。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体制改革的根　本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而民主又是有阶级性的，世界上并没有超阶级的、全　人类共同的民主。在社会主义国家，发扬民主是为了调动广大劳动人民的积极性，巩固　社会主义制度、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因此，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在党的领导下进行。苏联　的实践证明，撇开党的领导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必然会走到邪路上去，甚至会为敌对势　力夺取政权打开通道。苏联的改革需要苏共充当推进改革的核心力量，但从戈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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