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苏联政治体制改革之比较

巴乔夫　上台开始，苏共就由于多年来的官僚化、腐化和内部意见分歧没有形成一个改革的领导　力量。随着戈尔巴乔夫“公开性”、“民主化”、“多元化”的新思维的推行，苏共的　领导地位、领导权因多党制出现、总统制的确立而被夺走；苏共的形象因其历史成就在　“反思潮”中被一笔抹杀而被完全丑化；苏共的骨干队伍在戈尔巴乔夫扫除“障碍机制　”、大批撤换干部中被搞得七零八落；苏共的组织系统因淡化民主集中制而涣散，党内　派别林立。面对这样一种状况，戈尔巴乔夫还能靠什么来推进改革呢?实际上，从戈尔　巴乔夫推行新思维开始，苏联政治体制改革的失败就已成定局。中国在政治体制改革过　程中，一直强调要坚持党的领导。邓小平指出，党的领导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根本原则，　也是政治体制改革取得成功的根本保证。他强调：“共产党的领导，这个丢不得，一丢　就是动乱局面，或者是不稳定状态。一旦不稳定甚至动乱，什么建设也搞不成。”[5](　P.252)
　　政治体制改革必须有秩序。原因在于“这个问题太困难，每项改革涉及的人或事都很　广泛，很深刻，触及许多人的利益，会遇到很多障碍，需要审慎从事。”[5](P.176)所　谓有秩序就是指必须有目标、分步骤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各项工作，既不能急于求成　，又不能消极等待。这是一个策略问题。首先，必须制定政治体制改革所要达到的目标　。这个目标既要体现最大多数的根本利益，又要预示人们将能得到的实惠，只有这样才　能使改革具有一定的方向性，并鼓起人们改革的热情，使大多数人挺身奋起。其次，要　分步骤地推进各项工作。也就是说，政治体制改革要看整个条件的成熟程度，一步一步　地来，不能急于求成，匆忙行事。邓小平强调：“我们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但匆匆忙　忙搞不行。”[5](P.284)中国国家这么大，情况太复杂，改革不容易，因此，决策要慎　重，方法要细密，步骤要稳妥，不论干什么工作，都“要先从一两件事上着手，不能一　下子大干，那样就乱了”[5](P.177)。以中国废除党和国家领导职务终身制为例，由于　这个问题是长期以来逐步形成的，要一下子废除不现实。邓小平根据实际情况提出，从　十二大设立顾问委员会，通过这样一个过渡性组织形式，争取在十年到十五年内比较稳　妥、比较顺当地解决这个问题；到十三大时，邓小平“搞了个半退”，部分老同志退了　下来；十三届五中全会，邓小平身体力行，完全退下来，带头废除了领导职务终身制；　十四大时，顾问委员会如期完成其历史使命，退休制度初步确立。在这个过程中，邓小　平分步骤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领导艺术体现得淋漓尽致。苏联的情况刚好相反，它的整　个政治体制改革是在目标模糊、缺乏充分准备、统盘考虑、周密论证的情况下进行的，　以至于出现了一系列的失误：首先，在改革时机的选择上对苏共就极为不利。具体来说　，戈尔巴乔夫是在舆论导向严重失误，苏共威信显著下降的情况下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　。其次，改革缺乏周密完整的计划。许多改革措施的制定都非常草率，如总统制这样重　大的问题，从出台到戈尔巴乔夫当上总统，总共只用了40天时间。第三，对可能出现的　严重后果缺乏预测和应变对策。因此，当这些后果出现后只能被动应付，步步退让。这　就直接导致了苏联国内很快形成了权力涣散局面。正如利加乔夫所言：“它证明一些人　操之过急，不愿意考虑可能的后果。……刚刚开始建立新的，就急于破坏旧的。”[12]　(P.281)
　　(三)从政治体制改革的奋斗目标来看，必须坚持协调性原则
　　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不仅涉及到政治体制内部的民主、高效，而且还涉及到经济的发　展和社会的稳定，从这一点上来说，政治体制改革的协调性也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　是从改革全局来看，必须正确处理政治改革、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关系；二是从政治　体制改革内部的关系来看，必须正确处理领导者、执行者和监督者的关系。
　　首先从全局来看，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之间存在着一种互为条件、相　互促进的辩证关系。一方面，政治体制改革是动力，它为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服务并提　供基础，政治体制改革的着眼点，就在于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长治久安。因此，必须　在确保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前提下

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不过分追求形式上的民主。另　一方面，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又为政治体制改革提供前提和保障。邓小平多次强调经济　发展和社会稳定的极端重要性，强调它们与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在联系，指出：政治体制　改革“最大的目的是取得一个稳定的环境……中国最大的利益就是稳定。只要有利于中　国稳定的就是好事。”[5](P.313)“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　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5](P.284)需要指出的是，邓小平　所讲的稳定，不是指静态的稳定，不是指维持现状、停滞不前，而是指要维持社会政治　安定，这是一种动态的稳定，是一种发展中的平衡。静态的稳定是排斥政治体制改革的　，因为政治体制改革肯定要破坏现状；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积重难返，终有一天会导　致政治体制的全面危机。动态的稳定正是政治体制改革的结果和理想状态，它也将更有　利于经济的发展。“89”政治风波以后，邓小平进一步指出：“人民现在为什么拥护我　们?就在于这十年有发展，发展很明显。”“这不只是个经济问题，实际上是个政治问　题。”[5](P.354)他还讲：“没有改革开放的成果，‘六·四’这个关我们闯不过。”　[5](P.371)换句话说，没有经济的发展、没有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没有稳定带来的种　种好处，人民就不会拥护政治体制改革。而政治体制改革一旦失去了来自民间的支持，　就会演变为高层的权力斗争、反对派的权力争夺，从而诱发政治震荡。为此，必须在动　态中把握好政治体制改革的力度、经济发展的速度和社会稳定的程度。社会主义国家在　改革和建设中必须经常注意把握好这三个度，使三者相互促进，相得益彰。
　　其次，在政治体制改革内部，必须正确处理领导者、执行者和监督者的关系。社会主　义国家从政治结构来看，与西方社会有很大的不同。西方社会就是立法、行政、司法三　权分立，而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结构的核心是党的领导，怎样正确处理党与其它各类机构　、组织的关系是社会主义国家政治体制改革的首要内容，在所有这些关系里面，怎样正　确处理领导者(共产党)与执行者(政府)和监督者(包括人大、政协、纪委、群众等，从　体制改革的角度来看，主要是指人大)的关系又是重中之重。在领导者与执行者的关系　上，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就是要克服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实现党政分开及党政的合理　结合。(在党政关系问题上，一些文章往往只谈分开，不谈结合，这种观点是片面的甚　至是错误的。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是不能不言“政”、不理“政”的，关键是要合理划　分党与政府的职能，在这个基础上党与政府各司其职。)在这个问题上，列宁倡导的关　于党政关系的两条著名原则，即党的领导原则和党政分开原则永远都是正确的，党的领　导是根本，党政分开是为实现和改善党的领导服务的。在党与政府的关系问题上，戈尔　巴乔夫所犯的错误就在于，虽然他认识到了苏联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弊端，但他把划　分党政职能演变成了抛弃党的领导，并直接导致了苏维埃政权的消失。在领导者、执行　者与监督者的关系上，党及政府要时时记住，党和政府的权力是来源于人民，是人民赋　予的，党应该向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社会主义国家政治体制的通病是缺乏监督或者　是监督不力，尤其是宪法规定的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监督权没有落到实处。从这个意义　上来讲，必须使人大(或苏维埃)的监督职能落到实处。在领导者、执行者和监督者的关　系问题上，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实现党的领导、政府严格依法从政和发扬人民民主的　统一。
　　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经过20多年的风风雨雨，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但是也还存在着　一些问题，如民主的实现程度问题，权力过分集中问题、腐败问题等。从政治体制改革　的适应性、有序性和协调性三规律来看，当前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应首先从农村突破，　中国的民主应首先在农村中推行，从村、乡镇、县一级一级实施。通过基层民主特别是　村民自治，一方面可以为上层提供许多可以借鉴的关于民主建设的实用经验，另一方面　，可以为民主建设培养力量和社会基础，从而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包围城市的民　主建设之路。
　　收稿日期：2002-03-20
【参

《中国与苏联政治体制改革之比较(第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