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法哲学分析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法哲学分析
周尚君1，陈志勇2（1．西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重庆401120；2．云南财经大学会计学院，云南 昆明650221）
摘要：古典政治经济学到自由主义法哲学的思想演进是对“资本立法”原则的辩护。从休谟、卢梭、斯密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到黑格尔的法哲学，不仅奠定了现代法治的市民社会基础与经济学逻辑，而且深刻暴露了这种逻辑背后的现代性问题，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及其法哲学建构就是从这一问题展开的。
关键词：资本；政治经济学；法哲学；市民社会
中图分类号：BO - O/FO -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 -723X(2010)05 -0007 -06
引言：一场重大的转变
在西方政治学说史上，14世纪以前的经济事务从未被认为是国家事务，古代政论家甚至很少有人提到它，遑论关于经济事务治理之学的经济学。尽管古希腊著名史家色诺芬（约公元前430- 354年）曾作为“家政管理”提到过经济事务，但他也很怀疑其对国家（城邦）是否有益。而哲学家柏拉图则更是将经济问题完全涤除于城邦之外。但是，从14世纪开始至17世纪，无论是政教层面还是观念层面，西方都经历了一场重大的转变（a great transformation），商业主义全面兴起，市场开始发达，海上冒险冲破教会体系下的封建桎梏和传统权力格局。而17世纪末，尤其是18世纪以后，不仅经济（尤其是被誉为人类的“第二次重生”的海洋经济）成为欧洲各国政治的重心，而且经济力量的累积甚至成为民族国家强弱的根据和标准。以至于后来现代宪政强国美利坚合众国的建国，也是以商业利益与税收改制的对立为突破的契机。因此，休谟( 1711 - 1776)认为，两大海上强国（指西班牙和英国）的富裕、豪华和军事上的伟大成就指明了扩展商业的极端重要性；达成经济鼎沸局面的动因被休谟归结为海权的扩展和海洋利益内容的不断充实。
当然，真正指明了海洋问题的经济学逻辑，并发现掩藏在该逻辑之下喷薄欲出的巨大政治力量的，乃是《国富论》的作者亚当·斯密( 1723- 1790)。他明智地指出，造成上述局面的真正原因并非单纯的探险或自由信仰，而是一种来源于政治经济学内在觉醒的无穷动力，重商主义者们都仍将研究视野局限于一般流通领域，以为新时代的来临不过是增加了一些交易的机会，而政治经济学的重心在于生产的运作规律、资本积累与运用、国民财富与国家收入的性质等政治与法哲学问题。
一、政治经济学的公与私
政治经济学①，在德国常称作“国民经济学”或“国家学”②，其最初的涵义是一门系统地研究国家应该采取哪些措施和手段来管理、影响、限制和安排工业、商业和手工业，从而使人民获得最大福利的科学。完整的政治经济学体系是由亚当·斯密建构起来的，大卫·李嘉图(1772 -1823)以劳动价值论为起点将古典政治经济学推向了社会化的顶峰，另外还有马尔萨斯(1766 -1834)、萨伊(1767 - 1832)等共同营造起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18世纪的“黄金时代”，为古典自由主义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斯密将政治经济学看做是政治家或立法者的一门科学。这门科学从诞生的时候起就被赋予了两项重要使命：其一，富民；给人民提供充足的收入或生计，或者更确切地说，使人民能给自己提供这样的收入或生计。其二，强国。“给国家或社会提供充足的收入，使公务得以进行。”然而，这样一门政治家或立法者“强国富民”的学问原本是史学、国家哲学的研究专长，缘何会突然闯入了经济学领域？这一项看似“私”的事业进入“公”的国家领域其本身意味着什么？
可以回溯到卢梭。在为《法兰西百科全书》撰写“政治经济学”的条目时，卢梭曾对经济学进行过“公”与“私”研究，他说：“我所要谈的公共经济已经和私人经济学确切的区别开来了。国家与家庭，除了它们的首长都有为其成员谋幸福的义务以外，毫无共同之处；没有对两者都适用的行为规律。”公共经济与私人经济是完全不同的两个领域，前者/xz/由“国家治理”，后者等同古代所谓的“家政管理”。
经济学( Economy)这个名词起源于希腊文“家”和“法”两个词，本来涵义是“贤明合法地管理家政，为全家谋福利”，后来词义扩展到了国家治理上。卢梭认为，公共经济可以称之为“政府的行政”，与之相应的是国家的最高权力即主权；前者有执行权，后者有立法权。公共经济的基本准则是：行政必须与法律相一致，这是第一准则；协调好一切个别意志与公共意志的关系，使美德居于统治地位，这是第二准则。梭认为，个别意志的“家庭经济学”与公共意志的“政治经济学”（国民经济学）必须严格区分开来，因为如果以私的意志来管理公的事务，其危害非常很明显。卢梭说，在公益和法律没有获得本质力量，而不断被统治者和成员们的私利和感情所侵袭的每个社会中，流弊是避免不了的，而且会产生严重的后果。
因此，卢梭把政治经济学看做是研究政体的公共经济及其意志的学问，其内容包括公共意志、财产权、赋税制度等。他认为，“经济学”与其说是取得人们所无之物的方法，不如说是对人们已有之物的深谋远虑的管理方法。斯密的经济学则对这种“管理方法”的来源与过程（劳动、分工、地租等）、目的与用途（利润、国家收入、公共收入）及其限度（道德情操论）进行了全面阐释与法理重建。
斯密以他的《道德情操论》(1759)和《国富论》（1776，又名《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为世人所瞩目。现代世界有一个公设的前提：资本主义是斯密原理的化身。也就是说，对斯密原理的解释，就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解释。自由开明的资本主义能够存在，依赖于“竞争”与“自由市场”双重观念。
政治经济学视野下一套独特的社会与政治理论是由苏格兰启蒙学派首先建立起来的，这套包含了政体论、规则论和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德性论的全新理论体系，强调了现代政体的制度安排、法律规则的历史传统与市场的自由运行之间的内在联系，使整个资本主义法律和政治大厦得以较为稳固地建立起来了。
二、从苏格兰启蒙学派出发
苏格兰启蒙学派的鼻祖是大卫·休谟，尽管他被指控为“运用启蒙运动创造的武器来反对启蒙运动”，并“运用理性试验的方法来削弱那些对理性的诉求”，但休谟对于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法哲学分析》
本文链接地址：http://www.oyaya.net/fanwen/view/158994.html
周尚君1，陈志勇2（1．西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重庆401120；2．云南财经大学会计学院，云南 昆明650221）
摘要：古典政治经济学到自由主义法哲学的思想演进是对“资本立法”原则的辩护。从休谟、卢梭、斯密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到黑格尔的法哲学，不仅奠定了现代法治的市民社会基础与经济学逻辑，而且深刻暴露了这种逻辑背后的现代性问题，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及其法哲学建构就是从这一问题展开的。
关键词：资本；政治经济学；法哲学；市民社会
中图分类号：BO - O/FO -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 -723X(2010)05 -0007 -06
引言：一场重大的转变
在西方政治学说史上，14世纪以前的经济事务从未被认为是国家事务，古代政论家甚至很少有人提到它，遑论关于经济事务治理之学的经济学。尽管古希腊著名史家色诺芬（约公元前430- 354年）曾作为“家政管理”提到过经济事务，但他也很怀疑其对国家（城邦）是否有益。而哲学家柏拉图则更是将经济问题完全涤除于城邦之外。但是，从14世纪开始至17世纪，无论是政教层面还是观念层面，西方都经历了一场重大的转变（a great transformation），商业主义全面兴起，市场开始发达，海上冒险冲破教会体系下的封建桎梏和传统权力格局。而17世纪末，尤其是18世纪以后，不仅经济（尤其是被誉为人类的“第二次重生”的海洋经济）成为欧洲各国政治的重心，而且经济力量的累积甚至成为民族国家强弱的根据和标准。以至于后来现代宪政强国美利坚合众国的建国，也是以商业利益与税收改制的对立为突破的契机。因此，休谟( 1711 - 1776)认为，两大海上强国（指西班牙和英国）的富裕、豪华和军事上的伟大成就指明了扩展商业的极端重要性；达成经济鼎沸局面的动因被休谟归结为海权的扩展和海洋利益内容的不断充实。
当然，真正指明了海洋问题的经济学逻辑，并发现掩藏在该逻辑之下喷薄欲出的巨大政治力量的，乃是《国富论》的作者亚当·斯密( 1723- 1790)。他明智地指出，造成上述局面的真正原因并非单纯的探险或自由信仰，而是一种来源于政治经济学内在觉醒的无穷动力，重商主义者们都仍将研究视野局限于一般流通领域，以为新时代的来临不过是增加了一些交易的机会，而政治经济学的重心在于生产的运作规律、资本积累与运用、国民财富与国家收入的性质等政治与法哲学问题。
一、政治经济学的公与私
政治经济学①，在德国常称作“国民经济学”或“国家学”②，其最初的涵义是一门系统地研究国家应该采取哪些措施和手段来管理、影响、限制和安排工业、商业和手工业，从而使人民获得最大福利的科学。完整的政治经济学体系是由亚当·斯密建构起来的，大卫·李嘉图(1772 -1823)以劳动价值论为起点将古典政治经济学推向了社会化的顶峰，另外还有马尔萨斯(1766 -1834)、萨伊(1767 - 1832)等共同营造起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18世纪的“黄金时代”，为古典自由主义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斯密将政治经济学看做是政治家或立法者的一门科学。这门科学从诞生的时候起就被赋予了两项重要使命：其一，富民；给人民提供充足的收入或生计，或者更确切地说，使人民能给自己提供这样的收入或生计。其二，强国。“给国家或社会提供充足的收入，使公务得以进行。”然而，这样一门政治家或立法者“强国富民”的学问原本是史学、国家哲学的研究专长，缘何会突然闯入了经济学领域？这一项看似“私”的事业进入“公”的国家领域其本身意味着什么？
可以回溯到卢梭。在为《法兰西百科全书》撰写“政治经济学”的条目时，卢梭曾对经济学进行过“公”与“私”研究，他说：“我所要谈的公共经济已经和私人经济学确切的区别开来了。国家与家庭，除了它们的首长都有为其成员谋幸福的义务以外，毫无共同之处；没有对两者都适用的行为规律。”公共经济与私人经济是完全不同的两个领域，前者/xz/由“国家治理”，后者等同古代所谓的“家政管理”。
经济学( Economy)这个名词起源于希腊文“家”和“法”两个词，本来涵义是“贤明合法地管理家政，为全家谋福利”，后来词义扩展到了国家治理上。卢梭认为，公共经济可以称之为“政府的行政”，与之相应的是国家的最高权力即主权；前者有执行权，后者有立法权。公共经济的基本准则是：行政必须与法律相一致，这是第一准则；协调好一切个别意志与公共意志的关系，使美德居于统治地位，这是第二准则。梭认为，个别意志的“家庭经济学”与公共意志的“政治经济学”（国民经济学）必须严格区分开来，因为如果以私的意志来管理公的事务，其危害非常很明显。卢梭说，在公益和法律没有获得本质力量，而不断被统治者和成员们的私利和感情所侵袭的每个社会中，流弊是避免不了的，而且会产生严重的后果。
因此，卢梭把政治经济学看做是研究政体的公共经济及其意志的学问，其内容包括公共意志、财产权、赋税制度等。他认为，“经济学”与其说是取得人们所无之物的方法，不如说是对人们已有之物的深谋远虑的管理方法。斯密的经济学则对这种“管理方法”的来源与过程（劳动、分工、地租等）、目的与用途（利润、国家收入、公共收入）及其限度（道德情操论）进行了全面阐释与法理重建。
斯密以他的《道德情操论》(1759)和《国富论》（1776，又名《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为世人所瞩目。现代世界有一个公设的前提：资本主义是斯密原理的化身。也就是说，对斯密原理的解释，就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解释。自由开明的资本主义能够存在，依赖于“竞争”与“自由市场”双重观念。
政治经济学视野下一套独特的社会与政治理论是由苏格兰启蒙学派首先建立起来的，这套包含了政体论、规则论和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德性论的全新理论体系，强调了现代政体的制度安排、法律规则的历史传统与市场的自由运行之间的内在联系，使整个资本主义法律和政治大厦得以较为稳固地建立起来了。
二、从苏格兰启蒙学派出发
苏格兰启蒙学派的鼻祖是大卫·休谟，尽管他被指控为“运用启蒙运动创造的武器来反对启蒙运动”，并“运用理性试验的方法来削弱那些对理性的诉求”，但休谟对于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法哲学分析》
★读了本文的人也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