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说明和历史解释
Press,1959,p.430.)，进而表明“因果说明”不适用于历史领域。
石元康对此给出了更详细的阐发。他认为，想要对事件E的发生做一个说明，必须要排除该事件E不发生的可能性。例如我们要说明“香港某座大厦在某个时候失火”这一事件，“澳洲某时某地死了一只蚂蚁”显然不能为此提供适当的说明，因为“澳洲某时某地死了一只蚂蚁”不能排除“香港某座大厦在某个时候失火”不发生的可能性。而科学说明的“演绎论旨”表明，从说明项可以逻辑演绎出被说明项。这就保证了说明项为真时，被说明项也必然为真，排除了被说明项不发生的可能性。
因此石元康认为，说明某事件发生的原因，就是找出该事件的充分条件。在另一篇论文《历史中的原因、目的与理由》中，他进一步把“说明”和“原因”联系在一起，认为“提出说明的方法之一，就是找寻到该事件所以发生的原因。”(注：石元康：《历史中的原因、目的与理由》，《鹅湖》1983年第100期，第23页。)
但是在科学说明的IS模型中，从说明项到被说明项是一个归纳推论，不是逻辑演绎的关系。因此石元康认为“演绎论旨”和IS模型是相矛盾的，他指出：“接受了‘归纳—统计模式’，这个论旨将无法再坚持。同时，由于接受了‘归纳—统计模式’，实证论者对于说明这个概念，必须做一个彻底的修正。”(注：石元康：《实证论与历史说明》，《史学评论》1983年第6期，第102页。)
在此，东纳根和石元康都是将“科学说明”等同于“因果说明”，并进而表明历史事件是不能够用“原因”、“因果定律”等概念而只能用“理由”、“目的”等概念来说明的。这样一种对亨普的批评，在历史哲学领域也是非常普遍的。
这种理解其实误解了科学中的“说明”概念。的确，因果说明是一种科学说明，但它只是科学说明的一种形式，不能涵盖科学说明的全部内容。
首先，因果说明只是表明了事件与事件之间的联系，但科学说明不仅可以表明事件间的联系，还可以说明定律之间的联系。因此亨普认为，“因果说明不是DN模型的唯一模型。例如，通过理论的演绎包容(deductive-subsumption)来说明一般定律，就显然不是因果说明。”(注：C.G.Hempel,Aspects of Scientific Explanation,p.352.)又如，万有引力定律可以为自由落体定律提供说明，但这样的说明也不是因果说明。(注：W.Salmon将这样的理论说明也当作是因果式的，但他的做法实际上扩充了“因果性”概念，不再是传统的用法。参阅W.Salmon,Scientific Explanation:How We Got from There to Here,Introductory
Readings in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eds.E.D.Klemke et al,3[rd]ed.,New York:Prometheus,1998,pp.241—263.)
附图
注释：
④因为自由落体的距离与地球半径相比小得可以忽略不计，因此r为常量。此处为了 简化起见，将地球与落体都当作质点来处理。
其次，因果说明中所使用的因果定律是决定论定律，而科学说明中所用到定律既可以是决定论定律，也可以是统计定律。这一点亨普未加论述，但为科学界普遍接受。 尤其是随着20世纪量子力学的发展，科学家发现微观粒子只能以几率波的形式来描述， 遵循的是统计定律，而不是决定论定律。因此卡尔纳普指出，“19世纪的决定论已被现 代物理学所抛弃。”(注：R.Carnap,An Introduction to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ed.M.Gardner.New York:
Dover,1995,p.288.)与此相对应，他建议通过科学定律来重 新定义因果律：“世界上任何因果性都被表达为科学定律。如果我们要研究因果性，我 们只能通过研究这些定律，如研究它们是以什么方式表达的，怎样被实验验证或否证。 ”(注：Ibid,p.227.)
我们甚至可以认为，因为遵守决定论定律的宏观现象最终是由微观现象构成的，而根据量子力学的观点，微观现象服从的是统计定律，所以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决定论定律是统计定律的特例。例如艾耶尔
因此，在19世纪将“科学说明”等同于“因果说明”可能还有一定的道理(注：这样做需要将理论间的说明定义为“还原”(reduction)，而用“说明”特指“对事件的说明”。)，但随着20世纪现代物理学的发展，这样的做法就不成立了。很多历史学家和哲学家在批评亨普的时候，经常论证“因果说明”在历史领域是不适用的，这显然是对科学说明的误解。
在澄清了“科学说明”和“因果说明”概念的异同之后，笔者认为，亨普的科学说明模型可能秉承的是自然科学中的“数学化”传统：从说明项到被说明项之间是数学计算的关系，而不一定是逻辑演绎的关系。在DN模型中，从说明项可以计算出被说明项必然成立(DS模型也是如此)；在IS模型中，从说明项也可以计算出被说明项有很高的概率成立，并进一步将其近似(或约等于)为被说明项成立。
所以，在科学说明模型中，“含摄性定律论旨”(即说明项必须包含定律)才是最基本的。“演绎论旨”不是最根本的，它和IS模型的归纳推论也不矛盾。亨普将DN模型、IS模型以及DS模型统称为“含摄性定律模型”(covering law models)(注：C.G.Hempel,Aspects of Scientific Explanation,p.412.)，因为这些模型中都包含了科学定律。
四、含摄性定律论旨与历史研究
通过前面的讨论之后，现在的问题不再是“因果说明”能否应用于历史领域，或是“演绎论旨”是否与IS模型矛盾，而是历史解释中是否必须要有定律?
文德尔班(Wilhelm Windelband)曾经提出，历史是研究“个殊事件的学问”(idiographic science)，而科学是“建立定律的学问”(nomothetic science)。但研究“个殊事件的学问”是否需要普遍定律呢?东纳根和朱雷都给出了否定的回答。石元康在“实证论与历史说明”一文中，详细地阐发了他们对亨普的批评。(注：东纳根和朱雷关于历史中有无定律的讨论，参阅石元康《实证论与历史说明》第104—108页。)
东纳根提出，人是可以自由选择的，因此在人的事件中，没有放诸四海而皆准的定律。例如亨普说明政府机构为什么会不断扩大时，用了三个普遍定律： 《科学说明和历史解释(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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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元康对此给出了更详细的阐发。他认为，想要对事件E的发生做一个说明，必须要排除该事件E不发生的可能性。例如我们要说明“香港某座大厦在某个时候失火”这一事件，“澳洲某时某地死了一只蚂蚁”显然不能为此提供适当的说明，因为“澳洲某时某地死了一只蚂蚁”不能排除“香港某座大厦在某个时候失火”不发生的可能性。而科学说明的“演绎论旨”表明，从说明项可以逻辑演绎出被说明项。这就保证了说明项为真时，被说明项也必然为真，排除了被说明项不发生的可能性。
因此石元康认为，说明某事件发生的原因，就是找出该事件的充分条件。在另一篇论文《历史中的原因、目的与理由》中，他进一步把“说明”和“原因”联系在一起，认为“提出说明的方法之一，就是找寻到该事件所以发生的原因。”(注：石元康：《历史中的原因、目的与理由》，《鹅湖》1983年第100期，第23页。)
但是在科学说明的IS模型中，从说明项到被说明项是一个归纳推论，不是逻辑演绎的关系。因此石元康认为“演绎论旨”和IS模型是相矛盾的，他指出：“接受了‘归纳—统计模式’，这个论旨将无法再坚持。同时，由于接受了‘归纳—统计模式’，实证论者对于说明这个概念，必须做一个彻底的修正。”(注：石元康：《实证论与历史说明》，《史学评论》1983年第6期，第102页。)
在此，东纳根和石元康都是将“科学说明”等同于“因果说明”，并进而表明历史事件是不能够用“原因”、“因果定律”等概念而只能用“理由”、“目的”等概念来说明的。这样一种对亨普的批评，在历史哲学领域也是非常普遍的。
这种理解其实误解了科学中的“说明”概念。的确，因果说明是一种科学说明，但它只是科学说明的一种形式，不能涵盖科学说明的全部内容。
首先，因果说明只是表明了事件与事件之间的联系，但科学说明不仅可以表明事件间的联系，还可以说明定律之间的联系。因此亨普认为，“因果说明不是DN模型的唯一模型。例如，通过理论的演绎包容(deductive-subsumption)来说明一般定律，就显然不是因果说明。”(注：C.G.Hempel,Aspects of Scientific Explanation,p.352.)又如，万有引力定律可以为自由落体定律提供说明，但这样的说明也不是因果说明。(注：W.Salmon将这样的理论说明也当作是因果式的，但他的做法实际上扩充了“因果性”概念，不再是传统的用法。参阅W.Salmon,Scientific Explanation:How We Got from There to Here,Introductory
Readings in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eds.E.D.Klemke et al,3[rd]ed.,New York:Prometheus,1998,pp.241—263.)
附图
注释：
④因为自由落体的距离与地球半径相比小得可以忽略不计，因此r为常量。此处为了 简化起见，将地球与落体都当作质点来处理。
其次，因果说明中所使用的因果定律是决定论定律，而科学说明中所用到定律既可以是决定论定律，也可以是统计定律。这一点亨普未加论述，但为科学界普遍接受。 尤其是随着20世纪量子力学的发展，科学家发现微观粒子只能以几率波的形式来描述， 遵循的是统计定律，而不是决定论定律。因此卡尔纳普指出，“19世纪的决定论已被现 代物理学所抛弃。”(注：R.Carnap,An Introduction to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ed.M.Gardner.New York:
Dover,1995,p.288.)与此相对应，他建议通过科学定律来重 新定义因果律：“世界上任何因果性都被表达为科学定律。如果我们要研究因果性，我 们只能通过研究这些定律，如研究它们是以什么方式表达的，怎样被实验验证或否证。 ”(注：Ibid,p.227.)
我们甚至可以认为，因为遵守决定论定律的宏观现象最终是由微观现象构成的，而根据量子力学的观点，微观现象服从的是统计定律，所以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决定论定律是统计定律的特例。例如艾耶尔
(A.J.Ayer)就认为，因果性定律可以视为概率为100%的统计定律，是统计定律的“极限形式”。(注：A.J.Ayer,What Is a Law of Nature?Philosophy of Science:The Central Issues,p.816.)
因此，在19世纪将“科学说明”等同于“因果说明”可能还有一定的道理(注：这样做需要将理论间的说明定义为“还原”(reduction)，而用“说明”特指“对事件的说明”。)，但随着20世纪现代物理学的发展，这样的做法就不成立了。很多历史学家和哲学家在批评亨普的时候，经常论证“因果说明”在历史领域是不适用的，这显然是对科学说明的误解。
在澄清了“科学说明”和“因果说明”概念的异同之后，笔者认为，亨普的科学说明模型可能秉承的是自然科学中的“数学化”传统：从说明项到被说明项之间是数学计算的关系，而不一定是逻辑演绎的关系。在DN模型中，从说明项可以计算出被说明项必然成立(DS模型也是如此)；在IS模型中，从说明项也可以计算出被说明项有很高的概率成立，并进一步将其近似(或约等于)为被说明项成立。
所以，在科学说明模型中，“含摄性定律论旨”(即说明项必须包含定律)才是最基本的。“演绎论旨”不是最根本的，它和IS模型的归纳推论也不矛盾。亨普将DN模型、IS模型以及DS模型统称为“含摄性定律模型”(covering law models)(注：C.G.Hempel,Aspects of Scientific Explanation,p.412.)，因为这些模型中都包含了科学定律。
四、含摄性定律论旨与历史研究
通过前面的讨论之后，现在的问题不再是“因果说明”能否应用于历史领域，或是“演绎论旨”是否与IS模型矛盾，而是历史解释中是否必须要有定律?
文德尔班(Wilhelm Windelband)曾经提出，历史是研究“个殊事件的学问”(idiographic science)，而科学是“建立定律的学问”(nomothetic science)。但研究“个殊事件的学问”是否需要普遍定律呢?东纳根和朱雷都给出了否定的回答。石元康在“实证论与历史说明”一文中，详细地阐发了他们对亨普的批评。(注：东纳根和朱雷关于历史中有无定律的讨论，参阅石元康《实证论与历史说明》第104—108页。)
东纳根提出，人是可以自由选择的，因此在人的事件中，没有放诸四海而皆准的定律。例如亨普说明政府机构为什么会不断扩大时，用了三个普遍定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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