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说明和历史解释
> (一)有职业的人不想失去自己的职业；
(二)当人们习惯于某种技能后不想作出改变；
(三)人们不想失去已有的权力，而希望能够发展更大的权力和威望。
显然，这三个定律都可以找出反例：有些人巴不得早些退休放弃职业；也有人希望转变技能；虽然有些人喜欢权力，但也有厌恶权力的隐逸之士。历史事件中太多人的因素，因此东纳根认为在历史事件中没有普遍定律，科学说明在历史解释中是不适用的。
但东纳根的“人的事件中无定律”的立场显然太强了，因为我们只要能够在人的事件中找到一条普遍定律，就可以否证他的观点。虽然个人有自由意志，可以自由选择，但有些事件是集体行为的结果，与个人无关。例如，“科学通常在重视理性和崇尚实用的文化中才能够得到充分的发展”这一定律，描述的单位是文化或者国家。虽然个人(如伽利略、牛顿)可以对科学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但并不影响这一宏观定律的成立。
此外，在历史领域中，只要有统计定律成立，仍然可以算是符合“含摄性定律”。例如东纳根提及的三条经济学定律，虽然可能有反例，但是如果改成以下概率很高的统计定律，仍然可以说明政府机构的膨胀。
(一)有好职业的人通常不想失去自己的职业；
(二)当人们习惯于某种技能后有很高的概率不想作出改变；
(三)很大比例的人不想失去已有的权力，而希望能够发展更大的权力和威望。
朱雷没有提出“历史没有定律”，但他认为历史事件是独特的，因此科学说明不能用于历史解释。例如在解释路易十四为什么不得人心时，人们可能会提到他执行了一系列错误的政策，如穷兵黩武，迫害异教徒，朝廷腐败等。但是如果我们像逻辑学家那样，将其概括为“如果任何统治者在路易十四的环境中，执行他的全部政策P[,1]、P[,2]、P[,3]……就会不得人心”，是不是形成了对历史的科学说明呢?
如果任何统治者在路易十四的环境中，执行他的全部政策P[,1]、P[,2]、P[,3]……就会不得
附图
朱雷认为这样的定律太特殊了，世界上不可能出现第二个路易十四，也就不可能有同样的例子来符合这一定律。普遍定律怎么能只适用于一个特殊例子呢?因此在历史解释中，定律是用不上的。
亨普在科学说明模型中，区分了说明项中的先行条件和定律。在此，我们也可以替亨普辩护，将朱雷所总结的定律修改为“任何统治者在执行某些政策时都可能增加其不得人心的概率”，这些政策可以是所有坏政策的罗列。(注：也许有人会宣称，某些不好的政策如穷兵黩武在某些时候也可能很得人心。例如第三帝国初期，希特勒的尚武政策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反而获得了德国民众的支持。但对此我们可以用化学中的规律来类比：虽然某些化学药品是有毒的，但它与另一些化学药品的化学反应得到的产物却无损健康。)然后，我们不妨把路易十四所执行的政策，如P[,1]、P[,2]、P[,3]等作为先行条件，与这一定律合取，从而说明为什么“路易十四不得人心”。当然，我们不能精确地计算出这些政策导致“路易十四不得人心”的概率。
附图
修改后的论证可以视为“说明概略”，为解释“路易十四不得人心”提供了方向和轮廓。在这一说明概略中，虽然有关路易十四的先行条件是独一无二的，但并不意味着所涉及的历史定律也是独一无二的。这样也就避免了朱雷的批评。
因此笔者认为，虽然东纳根和朱雷都对科学说明模型的“含摄性定律论旨”应用于历史领域提出了批评，但他们未能真正排除历史领域中存在定律。历史领域中至少存在着大量的统计定律，亨普的科学说明模型仍然可以成立。
五、有意义的行为与科学的客观性
温奇(Peter Winch)从社会科学的客观性这一角度，批评了自然科学方法应用于人文学科的可能性。温奇深受后期维特根斯坦的影响，他使用了维特根斯坦关于语言与实在的论述，以及“语言游戏”等概念，辩称自然科学的方法不能应用到社会科学中来。因为人的行为是受规则支配的(rule-governed)，是“有意义的行为”(meaningful b
人的行为当然要受到文化规则和规范的影响，因此社会科学中有很多解释要依赖于这些规则和规范。规则性的说明和使用自然规律(包括决定论规律和统计规律)的科学说明模型是否一样呢?
早在古希腊时期，就有自然真理(truth by nature)和规范真理(truth by convention)的区分。前者是普遍成立的，后者因文化而异。物理学是典型的自然真理，因为它被认为是自然界本身所固有的，所有文化都必须遵循它的规律。语言则属于规范真理，例如汉语和英语各有自己的约定，汉语的语法和拼写规则不能照搬到英语中去，反之亦然。
人的行为受文化规则和规范的支配，因此在解释这些现象时需要用到规范真理。例如中国大陆车辆靠右边行驶，因为中国大陆的交通规则是车辆右行。但这不是一个普遍定律，只是一种社会规范。英国的交通规则是车辆靠左行驶。规则性的说明可以举例如下：
附图
在这一说明模型的说明项中，只用到了规则而没有涉及科学定律。这样一来，似乎在解释人的行为时，亨普的科学说明模型中的“含摄性定律论旨”就失效了，科学说明模型在社会科学中不再适用了。
但我们仍可试着为亨普辩护，将文化规则和规范作为说明的先行条件，然后再补充科学定律，就可以维护“含摄性定律论旨”。这样，规则性的说明就被修改为：
附图
这样的说明形式是符合科学说明模型的，因此温奇所提出的“人的行为是规则支配的”，其挑战应该主要针对社会科学的“客观性”(注：对“客观性”的概念分析，可参阅石元康《意义与社会科学的客观性》，食货月刊复刊1982年第12卷第7期，第1—5页。)。如果社会科学不是客观的，而自然科学通常被认为是客观的，自然科学的方法能否应用于社会科学也就成了问题。
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客观性”是个很大的问题，笔者在此只能作简单讨论。在历史学领域中，兰克(Leopold von Ranke)主张历史学应“如实地重构过去”，即科学的历史是对过去的客观描述。他的观点被称为“客观主义”。
与此相反，不少学者强调历史研究是选择性的(selective)与评价性的(evaluative)，这二者都是依赖于价值的。而“客观性”是独立于价值的(value free)，因此历史研究不可能是客观的。他们的观点被称为“相对主义”。相对主义的论证主要有：首先，历史的主题是价值负荷的(value charged)；其次，历史学家在建构历史时的题目选取是价值引导的(value guided)。这两点构成了“相对主义的源泉”(the fountain-head of relativism)(注：W.H.Dray,Philosophy of History,New Jersey:Prentice-Hall,1964,pp.23—24.)。
相对主义者对人文学科“客观性”的质疑是很有道理的，但自然科学是否如他们认为的那样就是客观的呢?
很多历史学家和哲学家认为，自然科学的客观性表现在它是对自然现象的真实描述。例如，柯林伍德(R.G.Collingwood)写道：
对科学家来说，自然界总是并且仅仅是“现象”… 《科学说明和历史解释(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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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当人们习惯于某种技能后不想作出改变；
(三)人们不想失去已有的权力，而希望能够发展更大的权力和威望。
显然，这三个定律都可以找出反例：有些人巴不得早些退休放弃职业；也有人希望转变技能；虽然有些人喜欢权力，但也有厌恶权力的隐逸之士。历史事件中太多人的因素，因此东纳根认为在历史事件中没有普遍定律，科学说明在历史解释中是不适用的。
但东纳根的“人的事件中无定律”的立场显然太强了，因为我们只要能够在人的事件中找到一条普遍定律，就可以否证他的观点。虽然个人有自由意志，可以自由选择，但有些事件是集体行为的结果，与个人无关。例如，“科学通常在重视理性和崇尚实用的文化中才能够得到充分的发展”这一定律，描述的单位是文化或者国家。虽然个人(如伽利略、牛顿)可以对科学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但并不影响这一宏观定律的成立。
此外，在历史领域中，只要有统计定律成立，仍然可以算是符合“含摄性定律”。例如东纳根提及的三条经济学定律，虽然可能有反例，但是如果改成以下概率很高的统计定律，仍然可以说明政府机构的膨胀。
(一)有好职业的人通常不想失去自己的职业；
(二)当人们习惯于某种技能后有很高的概率不想作出改变；
(三)很大比例的人不想失去已有的权力，而希望能够发展更大的权力和威望。
朱雷没有提出“历史没有定律”，但他认为历史事件是独特的，因此科学说明不能用于历史解释。例如在解释路易十四为什么不得人心时，人们可能会提到他执行了一系列错误的政策，如穷兵黩武，迫害异教徒，朝廷腐败等。但是如果我们像逻辑学家那样，将其概括为“如果任何统治者在路易十四的环境中，执行他的全部政策P[,1]、P[,2]、P[,3]……就会不得人心”，是不是形成了对历史的科学说明呢?
如果任何统治者在路易十四的环境中，执行他的全部政策P[,1]、P[,2]、P[,3]……就会不得
附图
朱雷认为这样的定律太特殊了，世界上不可能出现第二个路易十四，也就不可能有同样的例子来符合这一定律。普遍定律怎么能只适用于一个特殊例子呢?因此在历史解释中，定律是用不上的。
亨普在科学说明模型中，区分了说明项中的先行条件和定律。在此，我们也可以替亨普辩护，将朱雷所总结的定律修改为“任何统治者在执行某些政策时都可能增加其不得人心的概率”，这些政策可以是所有坏政策的罗列。(注：也许有人会宣称，某些不好的政策如穷兵黩武在某些时候也可能很得人心。例如第三帝国初期，希特勒的尚武政策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反而获得了德国民众的支持。但对此我们可以用化学中的规律来类比：虽然某些化学药品是有毒的，但它与另一些化学药品的化学反应得到的产物却无损健康。)然后，我们不妨把路易十四所执行的政策，如P[,1]、P[,2]、P[,3]等作为先行条件，与这一定律合取，从而说明为什么“路易十四不得人心”。当然，我们不能精确地计算出这些政策导致“路易十四不得人心”的概率。
附图
修改后的论证可以视为“说明概略”，为解释“路易十四不得人心”提供了方向和轮廓。在这一说明概略中，虽然有关路易十四的先行条件是独一无二的，但并不意味着所涉及的历史定律也是独一无二的。这样也就避免了朱雷的批评。
因此笔者认为，虽然东纳根和朱雷都对科学说明模型的“含摄性定律论旨”应用于历史领域提出了批评，但他们未能真正排除历史领域中存在定律。历史领域中至少存在着大量的统计定律，亨普的科学说明模型仍然可以成立。
五、有意义的行为与科学的客观性
温奇(Peter Winch)从社会科学的客观性这一角度，批评了自然科学方法应用于人文学科的可能性。温奇深受后期维特根斯坦的影响，他使用了维特根斯坦关于语言与实在的论述，以及“语言游戏”等概念，辩称自然科学的方法不能应用到社会科学中来。因为人的行为是受规则支配的(rule-governed)，是“有意义的行为”(meaningful b
ehavior)。(注：参阅Peter Winch,The Idea of Social Science and Its Relation to Philosophy,2[nd]ed,London:Routledge,1990.)
人的行为当然要受到文化规则和规范的影响，因此社会科学中有很多解释要依赖于这些规则和规范。规则性的说明和使用自然规律(包括决定论规律和统计规律)的科学说明模型是否一样呢?
早在古希腊时期，就有自然真理(truth by nature)和规范真理(truth by convention)的区分。前者是普遍成立的，后者因文化而异。物理学是典型的自然真理，因为它被认为是自然界本身所固有的，所有文化都必须遵循它的规律。语言则属于规范真理，例如汉语和英语各有自己的约定，汉语的语法和拼写规则不能照搬到英语中去，反之亦然。
人的行为受文化规则和规范的支配，因此在解释这些现象时需要用到规范真理。例如中国大陆车辆靠右边行驶，因为中国大陆的交通规则是车辆右行。但这不是一个普遍定律，只是一种社会规范。英国的交通规则是车辆靠左行驶。规则性的说明可以举例如下：
附图
在这一说明模型的说明项中，只用到了规则而没有涉及科学定律。这样一来，似乎在解释人的行为时，亨普的科学说明模型中的“含摄性定律论旨”就失效了，科学说明模型在社会科学中不再适用了。
但我们仍可试着为亨普辩护，将文化规则和规范作为说明的先行条件，然后再补充科学定律，就可以维护“含摄性定律论旨”。这样，规则性的说明就被修改为：
附图
这样的说明形式是符合科学说明模型的，因此温奇所提出的“人的行为是规则支配的”，其挑战应该主要针对社会科学的“客观性”(注：对“客观性”的概念分析，可参阅石元康《意义与社会科学的客观性》，食货月刊复刊1982年第12卷第7期，第1—5页。)。如果社会科学不是客观的，而自然科学通常被认为是客观的，自然科学的方法能否应用于社会科学也就成了问题。
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客观性”是个很大的问题，笔者在此只能作简单讨论。在历史学领域中，兰克(Leopold von Ranke)主张历史学应“如实地重构过去”，即科学的历史是对过去的客观描述。他的观点被称为“客观主义”。
与此相反，不少学者强调历史研究是选择性的(selective)与评价性的(evaluative)，这二者都是依赖于价值的。而“客观性”是独立于价值的(value free)，因此历史研究不可能是客观的。他们的观点被称为“相对主义”。相对主义的论证主要有：首先，历史的主题是价值负荷的(value charged)；其次，历史学家在建构历史时的题目选取是价值引导的(value guided)。这两点构成了“相对主义的源泉”(the fountain-head of relativism)(注：W.H.Dray,Philosophy of History,New Jersey:Prentice-Hall,1964,pp.23—24.)。
相对主义者对人文学科“客观性”的质疑是很有道理的，但自然科学是否如他们认为的那样就是客观的呢?
很多历史学家和哲学家认为，自然科学的客观性表现在它是对自然现象的真实描述。例如，柯林伍德(R.G.Collingwood)写道：
对科学家来说，自然界总是并且仅仅是“现象”… 《科学说明和历史解释(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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