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说明和历史解释
…但历史事件决不是单纯的现象，决不是单纯被观赏的景观，而是这样的事物：历史学家不是在看着它们而是要看透它们，以便识别其中的思想。(注：R.G.柯林伍德：《历史的观念》，何兆武、张文杰译，中国社会出版社，1986年，第243页。)
这样的观点受到了库恩(Thomas Kuhn)的“范式”(paradigm)概念的严重挑战。他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将自然科学的发展分为常规科学和科学革命。所谓常规科学，就是科学共同体在范式的指导下从事“解谜”活动。不同的范式有不同的世界观，拥有不同范式的科学家仿佛生活在不同的世界之中。
因此，自然科学对世界的描述不是必然的、惟一的，而是相对于范式而言的。自然科学家不是在“看”(see)，而是“看作”(see as)。正如有人将鸭兔图“看作”鸭子，有人“看作”兔子，不同范式的科学家“看作”也会不同。例如经典力学把时空“看作”为静止、绝对的；相对论却把时空“看作”是物体运动的参量，是相对于参照系而言的。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自然科学家也不是在“看着”自然界，而是要“看透”它们。(注：Thomas Kuhn,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2[nd]ed.,Chicago and London:Univ.of Chicago,1970.)
其次，很多人认为自然科学是独立于价值的，因此是客观的。这一点也受到很多科学哲学家的质疑。
例如，库恩在“客观性、价值判断与理论选择”一文中提到，科学理论的选择并不在于其客观性，而是科学家根据价值观所作的决定。这样的价值观包括精确性(accuracy)、一致性(consistency)、广阔的视野(scope)、简单性(simplicity)以及丰富性(fruitfulness)等。科学理论的选择虽然不是个人的，但也不是客观的，而是接受了共同体训练的“科学家的集体判断”。他进而提出，“客观性”应当用精确性、一致性等价值标准来分析，这样“表明的可能不是客观性的界限，而是客观性的意义”。(注：Thomas Kuhn,Essential;Tension.Chicago and London:Univ.of Chicago Press,1977,pp.320—339.)
亨普在“科学与人类价值”一文中也提出，科学不能为“绝对价值判断”(categorical value judgements)提供有效性证明，反而科学知识却需要价值预设。(注：C.G.Hempel,Science and Human
Science,pp.110—127.)
因此，虽然温奇提出了社会科学中人的行为受文化规则和规范的支配，进而探究社会科学的“客观性”问题，但如果自然科学也同样面临“客观性”的挑战，同样依赖于科学共同体的价值判断，那么我们有理由怀疑，客观性问题还不足以表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在方法论上的分离。
六、说明与解释
与前面的批评相比，泰勒(Charles Taylor)提出的挑战更加审慎而有力。他将人文学科领域中的“解释”(interpretation)和自然科学中的“说明”(explanation)作了区分的，从而试图把“解释科学”(Science of interpretation)作为“人的科学”(science of man)，与自然科学区别开来。
“解释”一词的具体哲学涵义，可追溯到西方自施莱尔马赫(Schleiermacher)以来的“解释学”传统。狄尔泰(Dilthey)、海德格尔(M.Heidegger)、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利柯(Ricoeur)等人对此都有详细的阐述。在帕尔默(R.E.Palmer)看来，解释学试图超越近代科学的“主体—客体图式”(subjecti-object schema)，是对自然科学的“科学客观性”(scientific objectivity)批判。(注：R.E.Palmer,Hermeneutics.Evanston: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1969,pp.223—241.)
泰勒认为，解释的对象通常是文本或是诸如此类可以有意义(meaning)的东西。它通常有三个条件：首先必须是有涵义(sense)的；其次它的涵义可以和其表达式分离；此外，它的涵义也是针对某个主体而言的。解释的目的，就在于揭示其对象背后的融贯性和涵义。
泰勒把人类看作是“自我解释的动物”(self-interpreting animal)。人的行为是有意义的(meaningful)，因此只能用解释的方法来阐发。而且意义是相对于主体而言的；是可以和其表达相分离的；只在某领域有意义，并和其他事物的意义相联系。(注：Charles Taylor,Interpretation and the Sciences of Man,Introductory Readings in philosophy of Science,pp.110—127.)这显然和自然科学寻找普遍定律的做法是不一样的。
泰勒对“解释”和“说明”的区分有一定的道理。如果这个区分成立，似乎自然科学的说明和人的科学的解释，就不再遵守同样的方法论模式。但这一结论会导致自然科学和人文学科在方法论上的分离吗?
我认为，库恩对泰勒的回应(注：参阅Thomas Kuhn,The Natural and the Human Sciences,Introductory Readings in
Philosophy of Science,pp.128—134.)很好地回答了这一问题。泰勒认为自然科学是普遍成立的(用解释学的话来说就是有科学客观性)，所以天文现象的知识也是普遍的，即人类有“共同的天体”(heaven for all)。库恩反驳了这一说法。他指出，古希腊的天体和我们现在就不一样，因为希腊人和现代人采用的是不同的分类法。希腊人将天体分为三类：恒星、行星和流星，但和现代人不同的是，他们将太阳、月亮放在行星的范畴之中，因为太阳、月亮和火星、水星、金星等行星更为相似。而我们现在是把太阳当作恒星，月亮当作卫星。因此，套用库恩的术语，自然科学知识也是相对于范式而言的，并非在所有文化中都普遍有效。
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除了“范式”概念，还提出了“科学共同体”的概念。在他看来，无论是自然领域还是人文领域的概念，所有的概念都是共同体所拥有的。这些共同体因为文化或语言的不同，会导致概念上的差异。所以自然科学和人文学科一样，它的概念词汇也会因为“范式”的不同 《科学说明和历史解释(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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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观点受到了库恩(Thomas Kuhn)的“范式”(paradigm)概念的严重挑战。他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将自然科学的发展分为常规科学和科学革命。所谓常规科学，就是科学共同体在范式的指导下从事“解谜”活动。不同的范式有不同的世界观，拥有不同范式的科学家仿佛生活在不同的世界之中。
因此，自然科学对世界的描述不是必然的、惟一的，而是相对于范式而言的。自然科学家不是在“看”(see)，而是“看作”(see as)。正如有人将鸭兔图“看作”鸭子，有人“看作”兔子，不同范式的科学家“看作”也会不同。例如经典力学把时空“看作”为静止、绝对的；相对论却把时空“看作”是物体运动的参量，是相对于参照系而言的。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自然科学家也不是在“看着”自然界，而是要“看透”它们。(注：Thomas Kuhn,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2[nd]ed.,Chicago and London:Univ.of Chicago,1970.)
其次，很多人认为自然科学是独立于价值的，因此是客观的。这一点也受到很多科学哲学家的质疑。
例如，库恩在“客观性、价值判断与理论选择”一文中提到，科学理论的选择并不在于其客观性，而是科学家根据价值观所作的决定。这样的价值观包括精确性(accuracy)、一致性(consistency)、广阔的视野(scope)、简单性(simplicity)以及丰富性(fruitfulness)等。科学理论的选择虽然不是个人的，但也不是客观的，而是接受了共同体训练的“科学家的集体判断”。他进而提出，“客观性”应当用精确性、一致性等价值标准来分析，这样“表明的可能不是客观性的界限，而是客观性的意义”。(注：Thomas Kuhn,Essential;Tension.Chicago and London:Univ.of Chicago Press,1977,pp.320—339.)
亨普在“科学与人类价值”一文中也提出，科学不能为“绝对价值判断”(categorical value judgements)提供有效性证明，反而科学知识却需要价值预设。(注：C.G.Hempel,Science and Human
; Values,Introductory Readings in Philosophy of
Science,pp.110—127.)
因此，虽然温奇提出了社会科学中人的行为受文化规则和规范的支配，进而探究社会科学的“客观性”问题，但如果自然科学也同样面临“客观性”的挑战，同样依赖于科学共同体的价值判断，那么我们有理由怀疑，客观性问题还不足以表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在方法论上的分离。
六、说明与解释
与前面的批评相比，泰勒(Charles Taylor)提出的挑战更加审慎而有力。他将人文学科领域中的“解释”(interpretation)和自然科学中的“说明”(explanation)作了区分的，从而试图把“解释科学”(Science of interpretation)作为“人的科学”(science of man)，与自然科学区别开来。
“解释”一词的具体哲学涵义，可追溯到西方自施莱尔马赫(Schleiermacher)以来的“解释学”传统。狄尔泰(Dilthey)、海德格尔(M.Heidegger)、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利柯(Ricoeur)等人对此都有详细的阐述。在帕尔默(R.E.Palmer)看来，解释学试图超越近代科学的“主体—客体图式”(subjecti-object schema)，是对自然科学的“科学客观性”(scientific objectivity)批判。(注：R.E.Palmer,Hermeneutics.Evanston: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1969,pp.223—241.)
泰勒认为，解释的对象通常是文本或是诸如此类可以有意义(meaning)的东西。它通常有三个条件：首先必须是有涵义(sense)的；其次它的涵义可以和其表达式分离；此外，它的涵义也是针对某个主体而言的。解释的目的，就在于揭示其对象背后的融贯性和涵义。
泰勒把人类看作是“自我解释的动物”(self-interpreting animal)。人的行为是有意义的(meaningful)，因此只能用解释的方法来阐发。而且意义是相对于主体而言的；是可以和其表达相分离的；只在某领域有意义，并和其他事物的意义相联系。(注：Charles Taylor,Interpretation and the Sciences of Man,Introductory Readings in philosophy of Science,pp.110—127.)这显然和自然科学寻找普遍定律的做法是不一样的。
泰勒对“解释”和“说明”的区分有一定的道理。如果这个区分成立，似乎自然科学的说明和人的科学的解释，就不再遵守同样的方法论模式。但这一结论会导致自然科学和人文学科在方法论上的分离吗?
我认为，库恩对泰勒的回应(注：参阅Thomas Kuhn,The Natural and the Human Sciences,Introductory Readings in
Philosophy of Science,pp.128—134.)很好地回答了这一问题。泰勒认为自然科学是普遍成立的(用解释学的话来说就是有科学客观性)，所以天文现象的知识也是普遍的，即人类有“共同的天体”(heaven for all)。库恩反驳了这一说法。他指出，古希腊的天体和我们现在就不一样，因为希腊人和现代人采用的是不同的分类法。希腊人将天体分为三类：恒星、行星和流星，但和现代人不同的是，他们将太阳、月亮放在行星的范畴之中，因为太阳、月亮和火星、水星、金星等行星更为相似。而我们现在是把太阳当作恒星，月亮当作卫星。因此，套用库恩的术语，自然科学知识也是相对于范式而言的，并非在所有文化中都普遍有效。
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除了“范式”概念，还提出了“科学共同体”的概念。在他看来，无论是自然领域还是人文领域的概念，所有的概念都是共同体所拥有的。这些共同体因为文化或语言的不同，会导致概念上的差异。所以自然科学和人文学科一样，它的概念词汇也会因为“范式”的不同 《科学说明和历史解释(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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