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构建新世纪大国战略稳定框架
nbsp;World during the One Year Since 911”,Policy Brief,No.8,August
2002,p.7.)当前，关于美国应在世界上发挥什么作用和采取什么样的对外战略问题，在美国国内和美国的盟国中正在进行一场辩论，主要有两派观点：
一派的代表人物包括英国首相布莱尔的外交政策顾问罗伯特·库珀，他提出了具有强权色彩的“新帝国论”，主张美国应实行“新帝国”政策，依靠美国强大的军事力量，实现“美国统治下的世界和平”(注：The observer,“Why We Still Need Empires”,April 7,2002,
http://www.observer.co.uk/worldview/story/)。与此相似的一种观点主张美国应该实行“仁慈霸权”，彻底改变世界力量对比，巩固美国的霸主地位，打败并解除“恶棍国家”的武装，使其他国家包括俄国、中国以及欧盟国家等全部永久退居次要地位。
另一派的代表人物是美国国务院政策计划委员会主任理查德·哈斯。他提出“整合论”(Integration)，主张美国用外交手段“将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整合到与美国利益和价值相一致的世界性安排中”，以促进和平与繁荣，并帮助美国对付地区冲突等传统安全挑战和恐怖主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等跨国威胁(注：Haass,Richard,“Defining U.S.Policy in a Post Post-Cold War World”,the Arthur Ross Lecture,Remarks to Foreign Policy Association,New
York,April 22,2002,http://usembassy.state.gov)。这场辩论的结果将对美国未来全球战略的制定有相当大的影响。如果美国更多地采取多边主义的外交政策，将有利于大国之间战略稳定框架的建立；而如果美国更多地采取单边主义的外交政策和依靠军事力量，则不利于这种框架的构建。在构建新世纪大国战略稳定框架的过程中，将一直存在是实现“美国统治下的世界和平”还是实现“多极格局下的世界和平”的竞争和斗争。
(二)大国战略武器的实力与控制
美国为维持其“世界领导地位”，企图保持其军事力量“无与伦比的优势”。为此，它不允许其他国家谋求军事优势或与美国平起平坐的军事地位。在2002年1月向国会提交的《核态势评估报告》中，美国国防部提出由核与非核进攻性打击力量(包括信息战手段)、主动和被动防御力量(特别是导弹防御)、能及时提供对付正在出现的威胁的新能力的防务产业基础设施组成新的“三位一体”战略报复力量，以代替由洲际弹道导弹、战略轰炸机和战略核潜艇组成的旧的“三位一体”战略报复力量。这大大扩大了战略武器的范畴，使核武器、导弹防御系统、高技术常规武器、太空武器、信息战手段等都纳入战略力量范畴。美国单方面退出《反弹道导弹条约》为其大力发展导弹防御系统解除了束缚。这些都加大了战略武器控制和实现战略稳定的难度。
(三)打击恐怖主义
九一一事件后，世界各国以及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都严厉谴责恐怖主义，在反恐问题上表现出空前的一致。世界各国在全球反恐斗争中加强合作，表现了国际社会打击恐怖主义的强烈意愿和坚定决心。同时，反恐合作已成为大国之间新的战略利益交汇点。中美关系明显改善，中欧关系、中俄关系也得到加强。在大国关系中，对抗的因素大大减少，合作协调的因素有所增加。大国之间既相互借重又相互制约，既相互合作又相互竞争，成为国际关系的基本态势和突出特点。单边主义政策和单极世界构想遭到许多国家的批评和抵制。大国之间建设性合作关系的发展为它们构建相互之间新的战略稳定框架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构建新世纪大国战略稳定框架的理论基础与前景
冷战结束以后，特别是九一一事件和美国单方面退出《反弹道导弹条约》后，“相互确保摧毁”这个旧的大国战略稳定框架的理论基础已经不适用了。新世纪大国战略稳定框架必须建立在新的理论基础上。当前，国际安全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安全的内涵扩大了，不再是单纯的军事问题，还涉及政治
近年来，中国主张维护安全需要有新观念，一直在提倡树立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以通过对话增进相互信任、通过合作促进共同安全为宗旨的新安全观(注：唐家璇：《在五十七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02年9月16日。)。这个新安全观应该成为构建新世纪大国战略稳定框架的理论基础。第一，互信是指大国间应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差异，摈弃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心态，通过建立各种信任和安全措施，增加相互信任，做到互不敌视、互不猜疑。第二，互利是指大国应顺应全球化发展的客观趋势，在维护本国利益的同时，互相尊重对方的安全利益，在实现自身安全利益的同时，为对方安全创造条件，实现共同安全。第三，平等是指国家间应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不干涉别国内政，推动国际关系的民主化。第四，协作是指大国应就共同关心的安全问题进行广泛深入的合作，消除隐患，以和平方式解决争议，防止战争和冲突的发生。总起来说，新的战略稳定框架的理论基础应是合作安全、综合安全、协调安全和共同安全。同时，新的战略稳定框架不仅应处理核武器与导弹防御系统等传统战略安全问题，而且也应使大国通过有效机制在反对恐怖主义、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地区安全和跨国安全问题等方面进行合作。
九一一事件后，美国也认识到大国合作的重要性。布什总统说：“我们得到了百年不遇的最佳时机，建设一个各大国之间和平合作、不再持续备战的世界”，“大国间的竞争是不可避免的，但我们之间在这个世界上的武装冲突是可以避免的”，“美国获得的最大机遇是建立维护人类自由的世界均势”(注：U.S.President George W.Bush,“The Assurance of Freedom”,New York Time,September 12,2002.)。2002年9月20日发表的布什政府第一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认为：“今天世界大国发现我们站在同一边——联合起来对付恐怖主义、暴力和混乱的危险”，“我们将用在大国之间建立良好关系的方法来维护和平”(注：The White House,“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the United States”,September 20,2002,
http://www.whitehouse.gov/nsc/)。这些表明，布什政府愿意建立一个大国合作保持和平的框架。
但另一方面，布什政府的战略理念和对外政策中又存在一些严重的内在矛盾和制约因素：第一，布什政 《论构建新世纪大国战略稳定框架(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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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p.7.)当前，关于美国应在世界上发挥什么作用和采取什么样的对外战略问题，在美国国内和美国的盟国中正在进行一场辩论，主要有两派观点：
一派的代表人物包括英国首相布莱尔的外交政策顾问罗伯特·库珀，他提出了具有强权色彩的“新帝国论”，主张美国应实行“新帝国”政策，依靠美国强大的军事力量，实现“美国统治下的世界和平”(注：The observer,“Why We Still Need Empires”,April 7,2002,
http://www.observer.co.uk/worldview/story/)。与此相似的一种观点主张美国应该实行“仁慈霸权”，彻底改变世界力量对比，巩固美国的霸主地位，打败并解除“恶棍国家”的武装，使其他国家包括俄国、中国以及欧盟国家等全部永久退居次要地位。
另一派的代表人物是美国国务院政策计划委员会主任理查德·哈斯。他提出“整合论”(Integration)，主张美国用外交手段“将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整合到与美国利益和价值相一致的世界性安排中”，以促进和平与繁荣，并帮助美国对付地区冲突等传统安全挑战和恐怖主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等跨国威胁(注：Haass,Richard,“Defining U.S.Policy in a Post Post-Cold War World”,the Arthur Ross Lecture,Remarks to Foreign Policy Association,New
York,April 22,2002,http://usembassy.state.gov)。这场辩论的结果将对美国未来全球战略的制定有相当大的影响。如果美国更多地采取多边主义的外交政策，将有利于大国之间战略稳定框架的建立；而如果美国更多地采取单边主义的外交政策和依靠军事力量，则不利于这种框架的构建。在构建新世纪大国战略稳定框架的过程中，将一直存在是实现“美国统治下的世界和平”还是实现“多极格局下的世界和平”的竞争和斗争。
(二)大国战略武器的实力与控制
美国为维持其“世界领导地位”，企图保持其军事力量“无与伦比的优势”。为此，它不允许其他国家谋求军事优势或与美国平起平坐的军事地位。在2002年1月向国会提交的《核态势评估报告》中，美国国防部提出由核与非核进攻性打击力量(包括信息战手段)、主动和被动防御力量(特别是导弹防御)、能及时提供对付正在出现的威胁的新能力的防务产业基础设施组成新的“三位一体”战略报复力量，以代替由洲际弹道导弹、战略轰炸机和战略核潜艇组成的旧的“三位一体”战略报复力量。这大大扩大了战略武器的范畴，使核武器、导弹防御系统、高技术常规武器、太空武器、信息战手段等都纳入战略力量范畴。美国单方面退出《反弹道导弹条约》为其大力发展导弹防御系统解除了束缚。这些都加大了战略武器控制和实现战略稳定的难度。
(三)打击恐怖主义
九一一事件后，世界各国以及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都严厉谴责恐怖主义，在反恐问题上表现出空前的一致。世界各国在全球反恐斗争中加强合作，表现了国际社会打击恐怖主义的强烈意愿和坚定决心。同时，反恐合作已成为大国之间新的战略利益交汇点。中美关系明显改善，中欧关系、中俄关系也得到加强。在大国关系中，对抗的因素大大减少，合作协调的因素有所增加。大国之间既相互借重又相互制约，既相互合作又相互竞争，成为国际关系的基本态势和突出特点。单边主义政策和单极世界构想遭到许多国家的批评和抵制。大国之间建设性合作关系的发展为它们构建相互之间新的战略稳定框架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构建新世纪大国战略稳定框架的理论基础与前景
冷战结束以后，特别是九一一事件和美国单方面退出《反弹道导弹条约》后，“相互确保摧毁”这个旧的大国战略稳定框架的理论基础已经不适用了。新世纪大国战略稳定框架必须建立在新的理论基础上。当前，国际安全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安全的内涵扩大了，不再是单纯的军事问题，还涉及政治
、经济、金融、科技、文化等诸多领域。各国在安全方面的共同利益明显增加，相互依存性加大。安全的游戏模式正在发生变化，由原来的“零和”游戏转向更多地寻求“双赢”或“共赢”。单一的军事手段已不足以应付多种多样的安全挑战，维护安全的手段面临更新的需要。
近年来，中国主张维护安全需要有新观念，一直在提倡树立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以通过对话增进相互信任、通过合作促进共同安全为宗旨的新安全观(注：唐家璇：《在五十七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02年9月16日。)。这个新安全观应该成为构建新世纪大国战略稳定框架的理论基础。第一，互信是指大国间应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差异，摈弃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心态，通过建立各种信任和安全措施，增加相互信任，做到互不敌视、互不猜疑。第二，互利是指大国应顺应全球化发展的客观趋势，在维护本国利益的同时，互相尊重对方的安全利益，在实现自身安全利益的同时，为对方安全创造条件，实现共同安全。第三，平等是指国家间应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不干涉别国内政，推动国际关系的民主化。第四，协作是指大国应就共同关心的安全问题进行广泛深入的合作，消除隐患，以和平方式解决争议，防止战争和冲突的发生。总起来说，新的战略稳定框架的理论基础应是合作安全、综合安全、协调安全和共同安全。同时，新的战略稳定框架不仅应处理核武器与导弹防御系统等传统战略安全问题，而且也应使大国通过有效机制在反对恐怖主义、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地区安全和跨国安全问题等方面进行合作。
九一一事件后，美国也认识到大国合作的重要性。布什总统说：“我们得到了百年不遇的最佳时机，建设一个各大国之间和平合作、不再持续备战的世界”，“大国间的竞争是不可避免的，但我们之间在这个世界上的武装冲突是可以避免的”，“美国获得的最大机遇是建立维护人类自由的世界均势”(注：U.S.President George W.Bush,“The Assurance of Freedom”,New York Time,September 12,2002.)。2002年9月20日发表的布什政府第一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认为：“今天世界大国发现我们站在同一边——联合起来对付恐怖主义、暴力和混乱的危险”，“我们将用在大国之间建立良好关系的方法来维护和平”(注：The White House,“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the United States”,September 20,2002,
http://www.whitehouse.gov/nsc/)。这些表明，布什政府愿意建立一个大国合作保持和平的框架。
但另一方面，布什政府的战略理念和对外政策中又存在一些严重的内在矛盾和制约因素：第一，布什政 《论构建新世纪大国战略稳定框架(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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