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21世纪中国政治文明建设

亨延顿的观点，他认为政治现代化包括三个基本方面：一是政治权威的理性化，即由全国性、理性化的权威取代各种传统的；宗教的、家族的，即落后的政治权威，对外坚持国家主权，对内坚持中央政府的权威。二是政治功能的专门化，即各种专门职能部门，如立法、军事、行政等，都应由专门化的机关去执行。三是社会参与的广泛性，不管是动员性参与还是自主性参与。（注：［美］亨延顿：《变迁中社会的政治秩序》，第35-37华夏出版社1988年版。）因此，可以这样理解，政治现代化是国家施政能力的增强，社会参与作用的提高，即政治效能化。
　　综上所述，政治文明就是指政治民主化、法治化和现代化。民主化是政治文明的本质，法治化是民主政治的程序或手段，现代化是民主政治的效率，三者构成现代政治文明的基本内涵，也是迄今为止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基本成果。
　　确定中国政治文明建设目标，首先要考虑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共性和基本成果（这一点直到现在还是常常被忽视的），同时也要考虑中国特有国情，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作为中国政治文明建设的总体目标。这一目标应该包括三个方面的基本内容：
　　一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这是中国特色政治文明建设最具本质的特征。现代政治离不开政党的参与，但我国不像西方国家那样实行多党制，只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是由中国特有国情所决定的。
　　二是坚持人民当家做主，这是中国政治文明建设最本质要求。民主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标志，是现代政治文明最本质的特征，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应当实现更高更广泛意义上的民主。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是人民当家做主，人民当家做主是中国人民艰苦奋斗所追求的目标。邓小平还指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68页。）
　　三是坚持依法治国，这是中国政治文明建设最重要的环节。现代政治不仅要求政权的产生和运行要程序化、制度化，并用体现人民意志的法来约束，同样，政党的活动也要受到法的制约。
　　上面三个方面中，党的领导是前提，人民当家做主是根本，依法治国是保障，三者的有机统一构成有中国特色民主政治的基本内涵。因此，中国政治文明建设的总体目标可以表述为：建设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三者有机统一的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当前和今后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任务，如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完善民主集中制度、扩大民主完善法制、加强民主监督等等，都要围绕这一目标而展开。
　　其实，关于中国政治文明建设的目标，早在1982年，党的十二大报告就曾作过回答，“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是我们的根本目标和任务之一。”随后党的十四大报告从体制角度进一步指出：“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目标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什么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党的十五大报告进一步作了阐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人民当家作主的基础上，依法治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这里，十五大报告不仅指出了中国政治文明建设的目标，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还揭示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内涵或三个基本特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
　　　　三、推进中国政治文明建设的突破口：改进党的执政方式
　　为了实现政治文明建设的总体目标，今后要着重明确和理顺三个基本关系：
　　一是党的领导和人民民主的关系。这一关系的核心问题是，两者是并列关系还是从属关系？如果是从属关系，那是怎样的一种关系？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历史的主人，人民的地位和利益高于一切。邓小平曾指出：“党的领导责任是放在政治原则上，而不是包办，不是遇事干涉，不是党权高于一切。”江泽民也指出：“人民是我们国家的主人，是决定我国前途和命运的根本力量。党的全部任务和责任，就是为人民谋利益，团结和带领人民群众为实现自己的根本利益而奋斗。”“我们党始终坚持人民利益高于一切。党除了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所有党员干部必须真正代表人民掌好权、用好权”。江泽民还从历史兴衰角度阐述了政权、党权来源于人民，他说：“历史和现实表明，一个政权也好，一个政党也好，其前途和命运最终取决于人心向背，不能赢得广大群众的支持，必然垮台。”我国宪法也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那么，究竟什么是党的领导？所谓党的领导就是受人民之托执好政。因此，党的领导和人民民主的关系的要害，是党的执政权的本源问题。
　　二是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的关系。这一关系的核心是党的领导要不要依法？回答是肯定的，一方面，党的领导取得要依法，另一方面党的领导权的运用要依法。如前所述，法治源于民主，是民主的方式或手段。为了使国家政权的运行能真正体现人民的意志，人民通过立法，要求国家政权依法运行；同样，为了使执政党能真正代表人民利益，人民也通过立法，要求执政党依法取得领导权、依法行使领导权。前者是依法治国，后者是依法治党。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其中，既包括权力的取得，也包括权力的运用。党章也规定，“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那么，在依法治国中如何体现党的领导？其一，党领导立法，即通过立法程序，党将人民意志转化为国家意志，其二，不仅党要带头守法，而且要监督执法。
　　三是党的领导和国家政权的关系。这一关系的核心是党政（指国家政权）要不要分开，怎样分开。党要领导政，党的领导要通过国家政权机关行政来体现。但同时又不能以党代政，党政职能要分开。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等国家政权机关都有自己独立的职能和运行方式，党的领导只能是政治领导、思想领导和组织领导。以党代政、包办代替，不仅不可能，而且还会降低权力效率、削弱党的领导。邓小平曾多次讲到要党政分开。江泽民“七一”讲话强调党政要各司其职，他说，要“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既保证党委的领导核心作用，又充分发挥人大、政府、政协及人民团体和其他方面的职能作用。”
　　在实际中，上述三个关系还

未理顺，主要表现：一是人民委托党执政的授权机制和对党监督的机制尚未真正形成：二是以党代法、以权代法的事情时有发生；三是以党代政、党政不分情况严重。而且，在这三个关系的矛盾中，党的领导，即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党政机构臃肿、权力效率低下，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盛行，不正之风蔓延、腐败严重等都根源于此。因此，在新世纪要加快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找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高效率的党执政的路子，并以此为突破口，大力推进中国政治文明建设。
　　1.要构建和疏通人民授予党执政权的授权路径。在西方实行多党制的国家，政党执政必须经过人民授权，以取得执政的合法地位。总统制国家由政党推出总统候选人，通过竞选总统而执政，议会制国家通过议会选举，取得多数席位的政党执政或联合执政。西方政党政治的这种形式，本质上是为资产阶级专政服务的，但优点也很明显：一是执政党通过授权而执政，既体现人民主权原则，也体现法理精神。二是执政党的行为始终处于选民的监督当中，避免了执政党特权的形成。
　　社会主义国家通常实行一党执政，这有其特定的历史原因。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取得执政地位，这是人民的选择，是历史的必然。中国的国情也决定了面向21世纪，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但是，党的领导和执政的必然性，既不能仅仅以理论来说明，也不能由党自己来确定，而是应该通过人民的授权。因为，①过去人民的选择不能代表现在和将来人民的选择；②通过授权符合人民当家做主这一最高政治原则以及符合法理精神，也是政治上同世界接轨的需要；③通过授权，党可以真正接受人民的监督，避免特权的出现；④通过授权，不仅不会削弱和威胁党的领导地位，相反，是党保持更为长久的执政地位，经受更长历史考验的需要。
　　在共产党一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如何通过授权，建立可行的授权机制，使党的领导符合法理要求，这既是政党理论和实践，也是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必须作出回答和积极探索的难题，还是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前提条件。就我国而言，授权的路径可以是：
　　①选民——县乡人大代表——上一级人大代表——全国人大——宪法。即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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