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全球化思潮的兴起对资本主义的昭示
面包屑。我们在全球化的中心，看到的是财富、权利和温文尔雅的享乐，但在全球化的边缘，我们看到的却是贫穷、饥饿和危机四伏的动乱。这种利益分配严重不均的状况必将加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不发达国家之间的矛盾，影响世界和平；而且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大趋势下，全球性的两极分化不仅使不发达国家不能摆脱贫穷和困顿，也会使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进一步发展和繁荣受阻，归根结底只会有碍于整个人类的持续发展。
再次，反全球化者认为全球化导致“涡轮资本主义”，将绞杀民主。曾任里根政府和克林顿政府战略顾问的爱得华·勒特韦克在其名著《涡轮资本主义——全球经济中的赢家与输家》中认为，所谓全球化，即意味着资本主义市场超越地理的界限、技术和通讯的发展、由于产品的非物质化而导致的运输成本的下降以及消费的同质化等等现象。这是当代资本主义特别是美国推行的经济自由主义的一种国际化。所谓经济自由主义，实质上是经济试图超越政治和法律的限制。这种经济自由主义与全球化相结合，产生了今天的“涡轮资本主义”。它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在扩大经济“效益”的同时，将“私先于公、经济先于公民利益”绝对化，使“受控制的资本主义”失控，造成“社会的失效”。勒特韦克强调，所谓的经济自由主义是同脱政治化、政治私有化、反民主结合在一起的，使资本主义成为一部绞杀公众利益和民主的绞肉机，其结果很可能是走向“民主法西斯主义”。
德国《明镜》杂志两位著名记者汉斯-彼得·马丁、哈拉尔特·舒曼，用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写成了《全球化陷阱——对民主和福利的进攻》一书。书中生动地描绘了全球化图景所带来的负面后果：“‘涡轮’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的渗透现在似乎已不可阻挡。它正在摧毁自身存在的基础：即能够发挥职能作用的国家与民主的稳定。这种变化速度以及权力与福利的再分配迅速侵蚀着旧的社会统一，其速度之快远远超过新的社会统一的发展。迄今为止的社会福利国家正迅速消耗自身凝聚力的社会资源，其速度比生态资源的消耗还要快。”“政府在所有与生存攸关的未来问题上只是一味地让人们注意跨国经济极其强大的客观强制，把所有政治都变成一种软弱无力的表演，民主国家于是就名存实亡了。全球化把民主推入陷阱。”(注：汉斯—彼得·马丁、哈拉尔特·舒曼：《全球化陷阱》，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第13页。)
最后，反全球化者认为全球化将导致一系列不可治愈的全球性问题。所谓全球性问题，是指那些事关全人类共同利益、对全球范围的社会发展有着重大影响、需要在全球范围的共同合作中才能解决的社会问题。无论是东半球，还是西半球，都不同程度地受到这些问题的困扰和折磨。伴随着全球化进程，全球性问题以更尖锐、更鲜明的方式冲击着人类。英国经济学家克利夫·克鲁克认为：“对于态度最激烈的批评者而言，全球化(即国际资本主义的大进军)是压迫、剥削和非正义的驱动力。他们认为驱使恐怖主义者施以令人发指暴行的愤怒情绪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对全球化的一种反应。至少可以说，恐怖主义在贫困中获得了发展的养分——抗议者们认为，国际资本主义也在贫困中获得了发展的养分。”(注：克利夫·克鲁克：《全球化及其批评者》，《国外社会科学文摘》，2002(1)。)
特别引人注目的是，近年来反全球化者主要来自发达国家。这是因为，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发达国家在利益分配方面也是不均等的，也出现了相对贫困和边缘化现象(虽然与不发达国家的贫困和边缘化不可同日而语)，即所谓的“第三世界化现象”。“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低收入国家雇佣劳动者之间的直接竞争不仅仅限于低技能工人，而且也波及到其工作可能通过遥感信息手段而处于‘网络’状态的所有劳动者”。(注：F.沙奈：《资本全球化》，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第21页。)他们反对全球化的理由主要是：由于发展中国家的改革开放以及吸引外资的政策，西方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为追求高额利润，正在不断地向具有资源禀赋而劳动力成本廉价的发展中国家转移，并在那里生根开花。随着越来越多的产业源源不断地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对发展中国家带来了巨大的竞争压力，但也给发达国家带来了产业空洞化的问题。在这同一过程中，发达国家国内工人的就业机会也受到威胁。同时，失业工人的增加，给在业工人也带来压力，资本家趁机在在业工人工资、劳动保护、退休金等方面进行削减或克扣，从而恶化了在业工人的工作条件。因此，近些年来，在发达国家，凡是全球性或区域性的重大国际会议，都成为反全球化示威的目标。虽然反全球化参与者鱼龙混杂，除了发达国家传统的工会力量外，还有新左派分子、无政府主义者、女权主义者、环保主义者、贸易保护论者，还包括一批另类激进分子。但他们却由于反全球化而走到一起。值得警惕的是，他们有时与民族主义、排外主义、激进主义结合在一起，把失业的痛苦和对全球化的仇恨转移到外来移民身上。如此这般反全球化，有可能改变全球化的正确方向，从中也可以看出反全球化的非理性特质和局限性。
另外，反全球化其实是在反对某种同他们本身信念、价值观相背离的全球化。联合国秘书长安南的《千年报告》也曾指出：“很少有人、团体或政府反对全球化本身。他们反对的是全球化的悬殊差异。……更广义地说，全球化对许多人意味着更容易受到不熟悉和无法预测的力量的伤害，这些力量有时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造成经济不稳和社会失调。……甚至在最强大的国家，人们不知道谁是主宰，为自己的工作而担忧，并担心他们的呼声会被全球化的声浪淹没。”
三
全球化绝不会因反全球化思潮的兴起而停止其进程。因为全球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无论鼓与呼还是反与讽，你都得融入全球化过程，否则你将难以摆脱被“边缘化”的危险。全球化发展到今天，已经造成全球范围内利益分化严重不均、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全球性问题越来越凸现，影响到整个人类发展的程度，再奢谈什么全球化的美丽憧憬，就太不顾及起码的现实了。从这个角度讲，尽管反全球化者的看法是片面的，有些行为与情绪是显然错误、过激、非法和非理性的，但它在全球化负面效应越来越凸现的背景下，登高疾呼，严肃地提醒世界舆论注意全球化的许多负面影响，具有警示作用。它昭示：全球化并非是一种毫无限制的、不可逆转的发展进程，它要受到它自身所带来的各种负面效应的制约。如果全球化的负面效应得不到有效的规避和矫正，那么，全球化进程不是不存在陷入停滞、断裂甚至逆转的可能性。从
事实上，全球化的负面效应不是全球化自身带来的，而是全球化的制度安排所带来的。换言之，是全球资本主义化所带来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反全球化实质上是反资本主义。资本就其本性来讲，是天生的国际派。马克思早就指出：资本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这正是反全球化运动和思潮兴起的主要原因。所以我们认为，随着资本主义的全球化的推进，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历史命运的昭示将更鲜明地体现出来。
从目前情况看，资本主义全球化正处在体系性扩张与转型的时刻，资本的体系是非常脆弱的，如果不能很快地在关键环节上实现突破，资本主义的发展就会面临空前的危机。这一点，已经在全球金融体系的危机中暴露无遗。全球金融界的大亨乔治·索罗斯在《全球资本主义危机》一书中明确指出，全球资本主义体系有两大缺陷：一是市场的不稳定，二是非市场部门也即国家层次和国际政治的失败。市场的不稳定将导致国际资本体系的瓦解，而全球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脱节则会形成核心国家与边缘地带的非均衡化，由此产生的巨大政治压力最终会反过来影响经济体系。目前，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最大特性就是资本的自由流动，全球的各种资源都是靠资本的洪流被整合在一起的，而支持这一巨大的循环系统的体系“有严重的缺陷”。“只要资本主义挂帅一天，对金钱的追求就会凌驾于其他的社会考量之上，经济和政治的安排就会出现偏差。”(注：乔治·索罗斯：《全球资本主义危机》，远方出版社，1999年。)在目前被普遍看好的全球化机遇面前，索氏悲观地认为这正是全球资本主义的危机时刻。
索罗斯的言论或许有 《反全球化思潮的兴起对资本主义的昭示(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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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反全球化者认为全球化导致“涡轮资本主义”，将绞杀民主。曾任里根政府和克林顿政府战略顾问的爱得华·勒特韦克在其名著《涡轮资本主义——全球经济中的赢家与输家》中认为，所谓全球化，即意味着资本主义市场超越地理的界限、技术和通讯的发展、由于产品的非物质化而导致的运输成本的下降以及消费的同质化等等现象。这是当代资本主义特别是美国推行的经济自由主义的一种国际化。所谓经济自由主义，实质上是经济试图超越政治和法律的限制。这种经济自由主义与全球化相结合，产生了今天的“涡轮资本主义”。它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在扩大经济“效益”的同时，将“私先于公、经济先于公民利益”绝对化，使“受控制的资本主义”失控，造成“社会的失效”。勒特韦克强调，所谓的经济自由主义是同脱政治化、政治私有化、反民主结合在一起的，使资本主义成为一部绞杀公众利益和民主的绞肉机，其结果很可能是走向“民主法西斯主义”。
德国《明镜》杂志两位著名记者汉斯-彼得·马丁、哈拉尔特·舒曼，用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写成了《全球化陷阱——对民主和福利的进攻》一书。书中生动地描绘了全球化图景所带来的负面后果：“‘涡轮’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的渗透现在似乎已不可阻挡。它正在摧毁自身存在的基础：即能够发挥职能作用的国家与民主的稳定。这种变化速度以及权力与福利的再分配迅速侵蚀着旧的社会统一，其速度之快远远超过新的社会统一的发展。迄今为止的社会福利国家正迅速消耗自身凝聚力的社会资源，其速度比生态资源的消耗还要快。”“政府在所有与生存攸关的未来问题上只是一味地让人们注意跨国经济极其强大的客观强制，把所有政治都变成一种软弱无力的表演，民主国家于是就名存实亡了。全球化把民主推入陷阱。”(注：汉斯—彼得·马丁、哈拉尔特·舒曼：《全球化陷阱》，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第13页。)
最后，反全球化者认为全球化将导致一系列不可治愈的全球性问题。所谓全球性问题，是指那些事关全人类共同利益、对全球范围的社会发展有着重大影响、需要在全球范围的共同合作中才能解决的社会问题。无论是东半球，还是西半球，都不同程度地受到这些问题的困扰和折磨。伴随着全球化进程，全球性问题以更尖锐、更鲜明的方式冲击着人类。英国经济学家克利夫·克鲁克认为：“对于态度最激烈的批评者而言，全球化(即国际资本主义的大进军)是压迫、剥削和非正义的驱动力。他们认为驱使恐怖主义者施以令人发指暴行的愤怒情绪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对全球化的一种反应。至少可以说，恐怖主义在贫困中获得了发展的养分——抗议者们认为，国际资本主义也在贫困中获得了发展的养分。”(注：克利夫·克鲁克：《全球化及其批评者》，《国外社会科学文摘》，2002(1)。)
特别引人注目的是，近年来反全球化者主要来自发达国家。这是因为，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发达国家在利益分配方面也是不均等的，也出现了相对贫困和边缘化现象(虽然与不发达国家的贫困和边缘化不可同日而语)，即所谓的“第三世界化现象”。“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低收入国家雇佣劳动者之间的直接竞争不仅仅限于低技能工人，而且也波及到其工作可能通过遥感信息手段而处于‘网络’状态的所有劳动者”。(注：F.沙奈：《资本全球化》，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第21页。)他们反对全球化的理由主要是：由于发展中国家的改革开放以及吸引外资的政策，西方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为追求高额利润，正在不断地向具有资源禀赋而劳动力成本廉价的发展中国家转移，并在那里生根开花。随着越来越多的产业源源不断地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对发展中国家带来了巨大的竞争压力，但也给发达国家带来了产业空洞化的问题。在这同一过程中，发达国家国内工人的就业机会也受到威胁。同时，失业工人的增加，给在业工人也带来压力，资本家趁机在在业工人工资、劳动保护、退休金等方面进行削减或克扣，从而恶化了在业工人的工作条件。因此，近些年来，在发达国家，凡是全球性或区域性的重大国际会议，都成为反全球化示威的目标。虽然反全球化参与者鱼龙混杂，除了发达国家传统的工会力量外，还有新左派分子、无政府主义者、女权主义者、环保主义者、贸易保护论者，还包括一批另类激进分子。但他们却由于反全球化而走到一起。值得警惕的是，他们有时与民族主义、排外主义、激进主义结合在一起，把失业的痛苦和对全球化的仇恨转移到外来移民身上。如此这般反全球化，有可能改变全球化的正确方向，从中也可以看出反全球化的非理性特质和局限性。
另外，反全球化其实是在反对某种同他们本身信念、价值观相背离的全球化。联合国秘书长安南的《千年报告》也曾指出：“很少有人、团体或政府反对全球化本身。他们反对的是全球化的悬殊差异。……更广义地说，全球化对许多人意味着更容易受到不熟悉和无法预测的力量的伤害，这些力量有时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造成经济不稳和社会失调。……甚至在最强大的国家，人们不知道谁是主宰，为自己的工作而担忧，并担心他们的呼声会被全球化的声浪淹没。”
三
全球化绝不会因反全球化思潮的兴起而停止其进程。因为全球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无论鼓与呼还是反与讽，你都得融入全球化过程，否则你将难以摆脱被“边缘化”的危险。全球化发展到今天，已经造成全球范围内利益分化严重不均、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全球性问题越来越凸现，影响到整个人类发展的程度，再奢谈什么全球化的美丽憧憬，就太不顾及起码的现实了。从这个角度讲，尽管反全球化者的看法是片面的，有些行为与情绪是显然错误、过激、非法和非理性的，但它在全球化负面效应越来越凸现的背景下，登高疾呼，严肃地提醒世界舆论注意全球化的许多负面影响，具有警示作用。它昭示：全球化并非是一种毫无限制的、不可逆转的发展进程，它要受到它自身所带来的各种负面效应的制约。如果全球化的负面效应得不到有效的规避和矫正，那么，全球化进程不是不存在陷入停滞、断裂甚至逆转的可能性。从
这个意义上说，倾听反全球化的声音，并直面反全球化中的合理成分，是全球化顺利推进的基础和前提。
事实上，全球化的负面效应不是全球化自身带来的，而是全球化的制度安排所带来的。换言之，是全球资本主义化所带来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反全球化实质上是反资本主义。资本就其本性来讲，是天生的国际派。马克思早就指出：资本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这正是反全球化运动和思潮兴起的主要原因。所以我们认为，随着资本主义的全球化的推进，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历史命运的昭示将更鲜明地体现出来。
从目前情况看，资本主义全球化正处在体系性扩张与转型的时刻，资本的体系是非常脆弱的，如果不能很快地在关键环节上实现突破，资本主义的发展就会面临空前的危机。这一点，已经在全球金融体系的危机中暴露无遗。全球金融界的大亨乔治·索罗斯在《全球资本主义危机》一书中明确指出，全球资本主义体系有两大缺陷：一是市场的不稳定，二是非市场部门也即国家层次和国际政治的失败。市场的不稳定将导致国际资本体系的瓦解，而全球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脱节则会形成核心国家与边缘地带的非均衡化，由此产生的巨大政治压力最终会反过来影响经济体系。目前，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最大特性就是资本的自由流动，全球的各种资源都是靠资本的洪流被整合在一起的，而支持这一巨大的循环系统的体系“有严重的缺陷”。“只要资本主义挂帅一天，对金钱的追求就会凌驾于其他的社会考量之上，经济和政治的安排就会出现偏差。”(注：乔治·索罗斯：《全球资本主义危机》，远方出版社，1999年。)在目前被普遍看好的全球化机遇面前，索氏悲观地认为这正是全球资本主义的危机时刻。
索罗斯的言论或许有 《反全球化思潮的兴起对资本主义的昭示(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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